当天晚上，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甚至还有人买了几挂鞭炮，放得震天响。村中心祠堂支起一口大锅，投进整条黄鱼王，炉火通红，熬啊熬。全村人都来了，一人一碗。汤喝完了，出钱最多的大户代表高声宣布：再发现更大的黄鱼王，不客气，照样拿下！
另一件事还是和汤有关。那几年，瑞安市一带攀比成风。凡有钱有派头的人物请客，必上两道汤：
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
另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整整齐齐围圈摆放着10只进口手表。在座食客见者有份，是为“表表心意”。
温州金钱大爆发最为人所诟病的一幕，莫过于1985年至1988年间几乎席卷各县市的“造坟热潮”。
据官方统计，那几年，温州每年新增坟墓1.5万座，大大超出正常死亡火化需增墓穴的数量。每年造坟耗资1亿多元，占用山地100万平方米，砍伐树木6万株以上。
历史上，温州的坟墓款式大体分为两种：一为贫苦人家修的简易平坟；二为有钱人造的大坟，亦称“椅子坟”。其形状酷似太师椅，象征死后仍稳坐“风水宝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州“造坟热潮”中出现的基本为“椅子坟”。其差别在于，造坟者不再是地主老财，而是因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温州农民。墓地占地一般为50—200平方米，不少人还嫌单一的椅子造型太寒碜，便建起凉亭、宝塔、石狮等“配套工程”，雕梁画栋，极尽奢华。最夸张的是平阳县某老板，花巨资选址县城南面山水俱佳的广慧禅寺旁，造墓占地竟达2600平方米；并拟效仿南京中山陵，将墓前近百米的山坡买下，设石阶，以供休憩。
这一时期，温州豪华坟墓数量之所以暴增，原因在于除重金重修祖坟之外，他们还大量为活人修造“阳坟”，甚至替自己尚未出生的子女也预备了。造坟花费少的需四五千元，多者要数万元。而1985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397.5元。
来到温州采访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希金罗被眼前累累墓穴所震惊，他在1987年5月22日刊发的报道中写道：“温州的青山由于堆起了一座座坟茔正在变成白色。这一现象受到北京的严厉批评。”
《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麦天枢曾用尖利的笔触，对温州“造坟热潮”做了这样精确的描述：
船行瓯江，迎面扑来的成百上千的坟墓，是人们对温州的第一印象。
满山遍野白花花的，便是闻名天下的温州椅子坟。这些堂而皇之、居高临下、傲视天地的椅子坟包藏着的，不只是温州人祖先们的尸骨。这是来自传统的精神的流向，这也是来自市场的新财富的流向。沿着这条一眼可见的线索，可以发现不同文化精神交锋、交融的重要秘密。
这里，也是不亚于市场的一个激烈竞争的战场。你的大，我的比你还要大；你的漂亮，我的比你更漂亮；你修了祖先的又修自己的，我修了祖先的修了自己的，还要再修儿子的。
当然，这项竞赛也是以主人们的富有程度为背景的。因此，寻找温州椅子坟有了这样一个当地人共知的规律：哪个村镇最富有，那里的坟墓就最辉煌气派。
腰包里突然鼓胀的金钱是从何而来的？极有可能是缘于祖上阴德庇佑，这得修坟，而且要修大坟；已经穷苦几代了，遭人冷眼，受够了。如今有花不完的钱，那就让家族坟墓雄起，活得比你好，死了也要比你强。
温州老板们的造墓就是这么炙热，这么直截了当。坟墓、显赫大墓，让他们找到了彰显自尊、宣泄快乐的最新通道。
1988年9月，承受不小压力的温州地方政府开始狙击“大墓”之风，“富不富，看坟墓”热潮方才逐渐降温。
温州超前发育的市场流通体系与极具活力的小商品制造业，为国人所熟知。全民参与的区域性商业氛围，培育了温州人对货币驾熟就轻的把玩能力。他们清楚，货币是一切商业活动的血脉，如果能直接运作货币的组合与分配，就等于养了一只最会下金蛋的“老母鸡”。
1984年9月29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银行——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在一阵响亮的爆竹声中成立。钱庄的老板方培林是钱库镇医院停薪留职的收发员，他的钱庄从未领到过标志合法身份的“金融许可证”，但其为当地个体、私营企业资金周转所提供的高效便捷服务，得到了普遍认同。开业一年，存贷2400多人次，存贷总额约500万元，方培林的纯利润为2万元。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陈慕华现场参观后称赞其在资金使用效率上“达到了国际水平”。
1986年11月1日，又一位名叫杨嘉木的温州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仅过了6天，温州家具厂老板苏方中紧随其后，开办了全国第一家由私人独资控股的东风城市信用社。
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加之国有银行体制的相对僵化，使得温州迅速进入了民间金融活动的高发期。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以及明目张胆的高利贷，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国家对金融领域的严厉管制与民间需求的剧烈膨胀，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层。在这一断裂层的夹缝之间，愚昧、贪婪得以发酵，使正常的民间金融探索严重异变，最终酿成1985年秋至1987年冬，温州改革史上规模最大、后果最为惨烈的“抬会风潮”。
温州民间一直有做“会”的传统。
做“会”，是资金匮乏的民众互助互惠、共渡难关的有效手段。其基本运作模式为：甲急需用钱，邀乙、丙、丁三人做“会”。如每人出100元，这个会总数便有400元。第一次先给甲使用。以后每月各人再拿出100元，依次给乙、丙、丁。先用钱的付给后者利息，结算利率大大高于银行的利率。
“抬会”（或称“排会”）则不同于一般的金融聚会。它只发生在一位会主和一位会员之间，即两个人“抬”起“会”来。但同一位会主可以同时与多位会员形成一对一的“抬会”关系。初始会费的金额大小可以双方约定。假定一个会员加入“抬会”，先交给会主的初始会费为1.16万元。从第2个月开始，会主每月必须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
走完这场“金融游戏”的全过程共需100个月。从表面上看，“抬会”仍是一种借贷关系，但其利息支付远远高于常规，显得更疯狂、更刺激。事实上，没有任何正常的投资循环能够应对如此短时间内大笔款项的支付，唯一的办法就是“滚雪球”式发展新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甚至这个会抬那个会，会会叠加。据测算，一个初始会费1.16万元的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第12个月691个会员；第18个月，会员总数将达20883个……
支撑这一几何级数新会员的增长，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社会上有取之不尽的闲散资金，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抬会”；二是每个会主、会员都能严格遵守信用，准时付款，不出半点差错。虽然温州百姓手中有大量的民间资金，以上两个前提条件并不能形成坚实的基础，大厦随时可能倾覆。许多人清楚地知道“抬会”迟早要倒，但暴利催生的赌徒心态，使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希望石头最后砸在别人头上。
一场动机不良、手段拙劣的“金钱大梦”就此开始了。
一麻袋一麻袋的钞票搬进会主家，很快码成一座小山。不可能一张张清点，就用尺子量、用秤称。乐清县共有会主1346个，最大的会主名叫李吾华，他的“抬会”会员总计多达12122人。此人后来被抓获时，在他藏匿钱财的一家普通农舍，竟发现在猪圈旁、楼梯下塞了满满96箱“大团结”。面对这些散发出呛人霉味的纸币，县银行的60名职员戴上大口罩，整整数了3天，合计197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