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功夫熊猫”
“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由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这是清末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人阿瑟·H·史密斯,对中国未来的论断。100年后,史密斯的预言几乎实现了。
中国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镀金时代”,就从容步入大国崛起的时代。
中国的GDP,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围绕“10%”这个诱人数字一路狂奔。中国的经济报表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度创造奇迹。
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八,人均GDP为849美元,中国政府认为实现了“初步小康”,并制定新的目标,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实现“全面小康”。然而,中国奔跑的速度超过了蓝图上的梦想,仅仅8年,3000美元就被甩在了身后。
或许,彰显实力的时刻,不是欣欣向荣的时节。不管历史愿不愿意,经济由盛及衰,由衰及盛的规律仍在浩荡前行。历史转盘的指针不折不扣指向低谷。而无论历史身处哪一个低谷,总有高坡出现。中国成为历史的高坡。当其他国家还在收拾残局时,中国并没有在这场经济剧变中灰头土脸。2008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量,人们期待中国将在2009年贡献一半左右的增长量。
2009年,中国提出经济增长“保八”时,世界哗然,嘘声四起。
2009年,中国不负众望。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一年增长8.7%,超额完成“保八”目标。除山西外,内地全部省份实现GDP增速“保八”。同时,2009年公布的一组数字也标志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7.9%。
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摧毁根基不坚固的国家财富的同时,也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稳固发展的试金石。
有这样一个寓言:由于金融危机,前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由于囊中羞涩,而不得不把孙悟空和猪八戒解雇,孙悟空向西天如来请求资助路费,如来一样哭丧着脸,“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还准备去东方大唐取经呢。”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契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我们可以用中国角色的变化来阐释崛起。在世界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从一度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只是一个配角,只有几句台词,到在世界舞台中举足轻重,中国一发声,整个世界也会聆听,这就是崛起的力量。
2009年,4月2日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在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发表3篇文章,提出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1944年,凯恩斯提出超主权货币时,响应者寥寥,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货币联想国。2009年,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时,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周小川语出惊人,也引起了广泛响应。位列“金砖四国”之列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举双手表示赞同,认为周小川的提议是“严肃的”,韩国,南非等国家,也投了赞成票。超主权货币最大的利益损害者——美国,也忙不迭跳出来表示反对。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申明,自己赞同强势美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强硬的表示,“我认为没必要设定一种世界货币……美元现在特别强劲。”
中国提出在世界上创造新的货币储备,不但有人响应了,还引起了某些不情愿者的担忧。可见,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英国《经济学家》这样说,“如今的地缘政治是两极事务,只有美国和中国够得上分量。这样,在伦敦召开的不是G20会议,而是G2峰会。G20是一个机会,给予中国比在G7和G8这些小俱乐部中所能获得的更大的全球决策权。”世界只有两极,未免夸大其词,但中国的确在向大国的方向靠拢。
马其诺防线的牢固性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中国牢固的金融马其诺防线立下汗马功劳。
金融危机彻底改变全球的金融版图,原来在金融市场主导话语权甚至呼风唤雨的银行连连后退,中国一些银行却在金融危机中崛起,与金融危机擦肩而过。
在2009年初出炉的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中,中国有四家银行跻身前十,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名列前三甲。英国《金融时报》在2010年发布的全球市值最大五百强企业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四。
金融风暴重挫了全球的银行金融体系,而中国的银行业却因其稳健的表现一枝独秀。银监会刘明康给了我们翔实而准确的数字:
一是不良贷款保持“双降”。2008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81.8亿元,比年初下降7002.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45%,比年初下降3.71个百分点;剔除农行剥离和地震因素,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26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
二是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加强。2008年末,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达到153%,同比上升122.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109.8%,同比上升76.4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达到198.5%,同比上升28.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169.6%,同比上升55.1个百分点。
三是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持续下降。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生各类案件309件,百万元以上案件89件,降幅均为29%。
四是银行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大规模计提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仍高达17.1%,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0.4和2.0个百分点,预计将显著高于全球银行业平均水平。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较上年增长30.6%。中国银行业2008年的表现有望在利润总额、利润增长额和资本回报等方面在全球名列前茅。
2010年6月15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监会2009年报》现实,中国金融业在2009年延续了2008年的强劲势头:200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截至去年末,银行业流动性比例为46.4%。
1997年索罗斯供给亚洲时,中国成功逃过一劫。2008年金融海啸弥漫时,中国金融又安然无恙,这都得益于中国坚固的金融防线。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大部分亚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难以自保,位于金融风暴中心地带的中国,成为危机孤岛。但是,索罗斯并没有攻破人民币的铜墙铁壁。其一,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下货币自由兑换,能够顶住重重压力,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其二,与其他国家对资本的放任自流相比,中国对资本账户有着严格的管制,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机构风声鹤唳,中国银行业小心避开金融陷阱,抵御外界金融危机的侵扰,也源于中国坚固的金融防线。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对立。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逐步开放,但未与世界完全接轨,即华尔街的投资者来中国兜售金融债权时,并不是顺风顺水,这使得中国参与分享金融债券化成果时慢了半拍甚至一拍。而恰恰就是这种不完全的金融体系,使得中国金融成功躲过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无作为式的监管相比,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力度要大得多。中国一直坚持银行系统与资本市场的分离。2007年,次贷危机刚有端倪,银监会就要求金融机构防范银证业务带来的风险,而对那些违规挪用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单位和个人更是严惩不贷。
房地产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为避免中国重蹈美国覆辙,国内出现过多房产泡沫。2007年9月和12月,银监会两次与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加强对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监管,避免房价过高,有利于房价理性回归,也使中国金融机构脱离风险。
正是由于中国相对健康的金融业生态,提高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免疫力,中国银行得以在全球金融机构伤痕累累时逆势飞扬。
金融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不止一人问,中国的金融会重蹈西方的覆辙吗?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言之凿凿的是与非。尽管中国金融的马其诺防线牢固,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坚不可摧。事实上,中国的金融链条上也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如扩大的道德风险、外汇储备的浩浩荡荡以及创新不足等。稍有不慎,这些薄弱环节也会成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突破口。
中国金融成为安全岛,很大程度在于政府在国家金融体系的干预性和介入性,政府以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在金融体系中,即政府是金融体系的布局者。政府权衡市场、政策等各个方面的要素会给金融体系的走向提供一定的建议和知道,什么时候冲上快车道,什么时候踩急刹车,往往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当然,政策的决策不是空穴来风,往往以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为依据。
市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失灵,一旦市场失灵,政府监督处于盲点,贪婪兴风作浪,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之殇就是证明。因而,恰当的政府介入,会避免金融体系在市场失灵后失去控制。但是,政府以金融所有者和经营者身份的出现,也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政府是银行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会削弱司法以及市场监管机构对银行运营的监督和约束,这导致银行的决策倾向于权力性,储户和股东的权利受保障程度低;权力主导的金融体系,很容易产生权力寻租,形成金融资源的垄断性,那些与政府权力交好的单位和个人往往能得到更多的优势资源,破坏了金融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金融体系完全是以政府的信用和权威作为担保,一旦政府信用出现危机,如发生诸如希腊这样的主权债务危机,银行的信用也岌岌可危。而且,对银行的担忧也会加速蔓延,社会各方面都会遭遇危机的侵袭。
可见,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对政府的权力公正性与合法性要求极高,权力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缺乏足够强劲的司法约束下,对权力公正性的过度依赖,反而会扩大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很有可能出现这样极端的事实——危与安,就在政府一念之间。
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由于权力烙印过重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蒋介石错误的金融决策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避免通货膨胀,并更好地管理金融和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位数或较低的两位数范围之内,后世美国在1930年代采取了不同的白银政策,那么,中国今天将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可能性极高。”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成立后,牢牢掌控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成为政府的“大金库”,源源不断为南京政府提供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同时,南京政府还滥发债权,导致政府负债累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也顺势而生。民不聊生,自然对当权政府满腹怨言,南京政府在民意上占了下风。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中国经济的风险性。
一直以来,中国凭借“世界工厂”的优势,贸易顺差越来越多,直至领跑贸易顺差。由于我国实施进出口结售汇制度(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时,所得的外汇必须与国家兑换成人民币。),致使源源不断的美元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财富。同时,国外投资者不约而同把不断崛起的中国看作财源茂盛的地带,大量热钱涌入。
贸易顺差与大量热钱涌入,成为中国外汇蓄水池的主要水源,中国的外汇额越来越大。到2009年6月,中国已成功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到2010年3月,外汇储备额已达到2.42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被用来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其中购买美国的最多,达到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外汇储备过多倾向于购买国债,就等于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之间,又增加了一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纽带。如果国外的主权货币贬值,就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大缩水。
如果中国出于以防后患的考虑,抛售美国国债,可能会加速美国经济的衰退。而一旦美国经济迅速衰退,中国经济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因而,过多的外汇储备反而让中国陷入两难选择,中国在外汇的刀刃上跳舞。
金融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链条的又一薄弱环节。
金融杠杆撬动中国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我们不得不佩服金融杠杆的魅力,金融创新制造了无数王传福式的“造富”神话。倘若放在古代,即使是一呼百应的帝王,要想制造王传福这样的暴富传奇,也要掂量掂量匍匐其脚下的黎民百姓,是否存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和铜板让他挥霍。改革开放之初,“万元户”曾是很多人未来人生中郑重而远大的财富目标。今天,百万富翁已不稀奇。
巨大而旺盛的生产力,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不断创新,改变了“几代人筚路蓝缕创造财富”的历史,财富时差越来越短,这是一个不断拨快财富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