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资本的增长效应，绝大部分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或者说，是资本的运作者所想象不到的，假如资本拥有生命，能够自己进行思考，它一定会被自己的膨胀吓上一跳。
资本是个什么东西
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不妨先来闲扯上几句。
按照历史书上的划分，晚清时期是从1840年开始的，这时候的大清国，跟电视里康熙、乾隆那时候的盛世已经基本不沾边了，好像打那以后，大清国就没有打过一次战争，当然，他们也没有认真地打过。于是，就有了历史书里那些读起来让人丧气不堪的篇章，一写就是一百年，比中国男足的恐韩症还长一点。
不过，国运是一码事，人物就是另一码事，在那个破烂不堪的时代里，名臣一点没见少，掐指一算，似乎比盛世还多出一大帮子，不信的话可以回忆一下，多亏了电视剧帮忙，才让我们知道了乾隆盛世有个刘罗锅子，还有个纪大烟袋，以及他们万年不变的死对头和珅。
在晚清的的名臣里，有一位名叫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是位以开明著称的人物，不过这个说法当不得真，比如说在对待新名词的态度上，他就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张大人的手下，有位姓路的幕僚，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有一天，路秘书在给张大人起草文稿的时候，用了一个“健康”的名词，文稿送给张大人过目的时候，就一下子惹了大祸。
张之洞的文化修养不错，据说还曾经编过一本叫《书目问答》的词典，看到这份稿子之后，他不禁勃然大怒，批了一句话之后就把稿子退了回去。
这句话是什么呢？
“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
我们知道，健康是个中性词，近几年我们越发重视健康，甚至还有几分褒义词的色彩，但是没办法，张大人和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想要用他的爱国心来体谅一个日本名词，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偷着笑一笑张大人的迂腐，只是笑过之后，我们就得拍着胸脯自省一下，这样的事我们是不是也做过？
先别急着否定，实话实说，我们似乎也有过这样迂腐的时候。比如说，张之洞看不入眼的是“健康”，在过去乃至现在的教科书里，我们也一直揪住一个词不放，嫌恶之情溢于言表，一点都不比张大人逊色。
这个词就是“资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资本”的命运大概要比“健康”还悲惨，本来一个很正常的词汇，愣是被放在了贬义词里，不光如此，还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纷纷写文章批判，更多的人跟在后面大声朗读，把“资本”的面貌涂得漆黑不堪。
我们知道，资本其实就是投入的一部分，说白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本钱，这么看起来，全世界都有资本，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有些地方的资本多些，有些地方的资本少些，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词，竟然被弄得一塌糊涂呢？
说起来很简单，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资本”这个词的著作权属于西方欧美国家，是“鬼佬”们的舶来品。而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来说，在过去五百年的岁月里，从一开始对西方的不屑，到后来的势同水火，再到后来的切齿痛恨，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这么一来，就连累了全部中国人，统统对资本产生了误解，加上后来一位被封为“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先生写了本《资本论》，敌意浮于纸面，就更让笃信过马克思的中国人对“资本”更加排斥。
其实，不论是看好自由主义经济的亚当斯密，还是我们信奉的马克思，都对资本认识颇深，在他们看来，资本就是经济的发动机，拿句俗话来说，资本就是会下蛋的母鸡，而且下出的粒粒都是金蛋。
那么，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我们要留到下一节里继续说。
资本从哪里来
资本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一句半句还真说不清楚。
按照我们刚才的解释，资本就相当于中国的“本钱”，提到钱的话，我们恐怕就不那么陌生了。
在我们的眼睛里，钱就是货币，有美元、英镑、欧元、人民币、以及不那么“值钱”的日元、意大利里拉、泰铢，还有已经面值100亿的津巴布韦元；当然，真金白银也能算钱，因为我们历史上曾经那么干过，电视剧里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大侠们在酒楼里动辄甩下一个金元宝，直看得店小二心惊肉跳。
这么说来，是不是一张张印好的货币，一根根金灿灿银闪闪的金条银锭就是资本呢？
这个说法似乎也不对。因为我们看见过，其他的东西似乎也能当成“本钱”，比如说房契地契、汽车家电，假如你想要做生意却一时难于周转，像这些东西就都可以拿来当抵押。
还有更厉害的，近几年流行过一个词叫做“技术参股”，说的似乎是空手而来，只靠着自己身上的技术，就能从人家的企业里坐地分红，比如许多大企业里的工程师，不但不出一分钱，只在关键时刻画上几笔，照样收入不菲。
照这么看起来，似乎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当本钱，这个资本的定义，一下子变得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懂。
照这样下去，恐怕说到这本书结束，我们也没办法说明白资本到底从哪里来，所以，我们不妨看一个最容易理解的说法。
秘鲁经济学家索托，在自己的著作《资本的秘密》里是这么解释资本的——资本其实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的潜能。照这样看起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货币，其实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而已，真正的资本，实际上是藏在资产当中的，我们前面说到的种种“本钱”，归结起来都可以算作资产。
在索托先生的书里，为了说明资本究竟从何而来，打了一个非常贴切的比方：
“就象爱因斯坦所指的砖头里的潜在核能量一样，没有提取并确定砖头里的潜能这一转化过程，爆炸就不会发生；砖头毕竟只是一块砖……资本的创造也需要一个转化过程。”
为了再把这个转化过程说清楚，索托又让自然界的湖泊现身说法：
“位于高山的湖泊，它的作用只限于划船和捕鱼，但若将湖泊开发，让向下奔流的湖水作为动能带动涡轮旋转，湖水的能量就转换为电能，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湖水需要水电站才能将它的潜在能量释放出来，同样资产要转换为资本也需要一个适当的转换过程。”
这么一看，我们就明白多了，资产是藏在山顶湖泊里的水，只有经过水电站转换才能变成可用的资本。那么，这个从湖水到电能的过程，以及那个关键的水电站，究竟应当怎么称呼才好呢？于是，我们在这里就得到了一个不太新的新概念——资本化。
资本化是个怎样的过程
其实，在前言的宏大叙述里，我们已经叙述过了资本化的定义，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刚刚翻开这本书，既没有听张之洞的故事，也没有看到索托先生的形象比喻，对资本的概念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想要弄明白的话，还确实存在着一定难度。
当然，如果你确定已经理解了前言中给出的定义，那么大可以跳过本节，去读下一节中的故事，如果你还希望加深一下印象，那么我们不妨再次重温一下资本化的定义。
所谓的资本化，指的就是把“死钱”变成了可以用来支持生产的“活钱”，这种将“死钱”变“活钱”的运作过程，就像索托的“湖水”变“电能”的定义一样，都是资本化的真正含义。
这么看起来，与其说资本化是一个过程，倒不如说这是一种能力。于是在前面我们还说过，在经济活动中，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数量最庞大的资本，将其最有效地投入运营，就意味着谁能够在竞争中抓到最多的好牌，成为最终赢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为了彻底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下面要专门拿出一节的时间，看一看这个资本化的过程是怎么运作起来的。
你不知道的历史：资本化打造的工业区
1946年的春天，对于中国东北来说，堪称一个复苏的季节，不仅是冰封的大地得以沐浴春风，更具意义的是，这块沦陷了十四年之久的土地，再次迎来了中国军队。
这并非是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乌合之众，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这支军队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序列，不仅拥有全副的美式装备，更直接接受过美军的专门训练，甚至于在缅甸与印度的土地上都曾留有他们的足迹。
此时，他们接受的指令是重回故土。
尽管装备先进，尽管有着在异国他乡的经历，然而眼前的一切仍然令这批吃惯了美国罐头的军人们目瞪口呆。
这些军人从未见过如此雄伟的工矿设施，从没见过如此密集的高压电网，从未见过遍地飞驰的火车与林立的烟囱，这些壮观的景致不仅在中国堪称异景，即使在国外也难觅踪迹。
于是，在惊呆之余，一位富有浪漫情怀的军人脱口而出：“将军全国都走遍，发现工业聚南满”。
更令人惊讶的还远不至于此，因为军人们所看到的，令他们这样惊呆与感动的景象，仅仅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而已。
从1945年8月开始，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抢先占据东北的苏联军队，就开始了宏大的拆运工作，包括工厂、电站、矿山设备等物资，悉数被拆运回国。在这七个月的时间里，开往苏联的火车昼夜不停，仅仅从沈阳一地，每天就有多达200辆货车开向苏联。
苏联军队的拆运无分巨细，大到厂矿设备，小到桌椅门窗，甚至于连农民的耕牛也一并收拢。仅仅一座鞍山钢铁厂的拆运工作，就耗费了四十天，用掉了60列货车之多。在这样的力度之下，截止1946年年初，沈阳90%的工厂业已成为一具躯壳，全东北75%的客车和93%的货车，也都尽数成为了苏联的囊中之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抽空了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却还仍然能够让那些接受过西方熏陶的军人们心惊不已，那么，处于鼎盛时期的东北，又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呢？
下面的一组数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
在张作霖父子的两代经营下，截止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工业化的水平已经取得相当的水准，其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9.3%，时隔70年之后，中国才重新接近于这一数字。
在1943年，位于吉林的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其发电能力达到每年22亿千瓦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字，因为直到1949年底，全中国的发电量，也仅仅达到了这个数字的两倍。
在1943年的一年里，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93%的钢材，93.3%的电力，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依此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尖端企业。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东北已经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台湾占据了10%，套用一句古语来说，是“东北独占八分，台湾一分，天下共分一分”。
根据老人们的回忆，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的烟囱林立，城市勾连成片，后来的辽中南城市带、工业带正是藉此成型，而贯通整个东北大地的铁路网线，其总里程仅在1939年就已经超过1万公里，在1949年全国的总里程，才仅仅20000公里有余。
当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这一连串数字的时候，任何一个对经济保持着敏感的人，都不会不明白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那个连年内战，一穷二白的时代，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东北工业区上空飘过的缕缕青烟。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铸就了那一段岁月中东北的富强与辉煌呢？
在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资本的秘密。
从表面上看，重工业是一个产出高，投入也高的行业，然而这个行业能够强大的秘密，却存在于规模经营之上，早在100多年前，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在打造自己的钢铁帝国时就明确地指出——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绝对成正比，只要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随之而来的就是利益！
尽管东北的历代建设者们未必有过同卡内基同场演练的经历，然而他们却无不将这条准则奉为圭臬，而实现大规模的唯一秘诀，就是大资本的投入。
早在张作霖父子主政时代，政府当局对于近现代工业的投入便可谓不遗余力，为配合军事上的需要，以兵工厂为核心的一系列工矿企业随之建立起来，结合东北丰富的工业资源，东北很快便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