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理论篇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在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自此，新农村建设的春风便开始在神州大地刮起。
在随后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成为国家制定农村发展规划的关键词和核心要义。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对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具体的规划。2007年1月29日，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指出：“加强‘三农’工作，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200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仍然指出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农业和农村建设的一大要求：“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在制定上述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对新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均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和导向。其中，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农村和农民体育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给予高度关注和强调的一项内容。例如，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随即，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下发了《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要求各级体育部门将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作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这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增进农民健康、提升农村的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文明素养、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我国农民体育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新农村建设号角的响起，既令国人振奋，也令学人振奋。对体育学界而言，新农村建设既为农村和农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体育学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这既是本课题最初得以思构立题的时代背景，也是本课题确立的现实动因。
然而，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农村和农民体育问题的研究，需要加以重新审视和定位。这是因为，虽然我国体育学人对农村和农民体育问题的研究数量迄今并不算少，但是我国已有的农村和农民体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县、乡（镇）一级，而较少深入到大多数农民聚居的乡村村落，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已有的农村和农民体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视为“城镇农民体育”的研究。
正因如此，本课题力求采取一种“眼光向下”的“平民化”视角，选取农村和农民体育研究领域鲜少有人涉足的“村落农民体育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弥补以往研究集中于县域农村和城镇农村而呈现出的“片面性”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我国农村、农民体育问题的研究，为基层村落农民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层面的参考和借鉴，这乃是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
本课题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从理论层面对新农村进程中的村落农民体育问题进行解析，从现状层面对村落农民体育的现实状况及其问题进行考察，从对策层面对新农村进程中村落农民体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研究“村落农民体育”，将促进我国的农民体育真正扎根在农村的基层，焕发出“泥土气息”，成为现时期我国农村和农民体育发展另辟的“蹊径”。因为村落是农民基本的生活空间，是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一个区域共同体。这一共同地域不仅是农民繁衍发展的生存空间，而且是确保农民内部经济联系的地理条件，还是其语言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共同意识形成和发展的人文环境。因此，以村落为着力点和突破口，把村落农民体育作为一种积极的村落文化进行培育，将成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和农民体育发展新的“生长点”，也将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鉴于上述现实背景和我国农民体育研究进一步完善的需要，本课题的研究意义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1）本课题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在广大乡村的实施将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进而对“十一五”规划的整体实现以及“和谐体育”的构建亦能发挥应有的促进作用。
（2）本课题对新农村建设中村落农民体育活动的研究，对于现时期农村、农民体育问题的解决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将直击农民体育发展的“死角”，有利于推动我国群众体育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
（3）对村落农民体育的研究，有利于培育积极的村落文化，改造小农文化，更新贫困文化，建设竞争文化，进而提升村落文化的内质，克服其“先天不足”，有效地促进“和谐新农村”的建设，促进基层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4）本课题对于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研究，无疑也会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有益的补充。
二、相关研究之概述
（一）有关新农村建设的研究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拉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序幕，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紧随着，2005年年末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研究“十一五”期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并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初，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目标，具体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举措。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出炉。“十一五”规划中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独立一篇进行了规划，分别对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培养新型农民、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深化农村改革”这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由此，学界、媒体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报道和研究达到新的高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主要在于体现了一个“新”字，而“新”指的是当前我国新的时代背景和国情，即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事实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并非一个从未有过的新事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来了，1962年全国人大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就提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文件。后来的八九十年代有好几次中央文件都提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而学术界对农村建设的研究，一般认为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进行的乡村建设研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1931年投身农村建设研究与实验，在山东邹平建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这可谓是我国现代意义上农村建设的历史根源。第二个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中国农村，农村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改革的浪潮再度激发中国学者乡村研究的热情，研究者重新开启了农村研究的大门，但鉴于“当时的研究主要还是为正在改革的农村提供政策依据和主张，还未将中国农村研究作为一门严格的社会科学对待”。【1】因此总体而言，在此阶段的农村研究尚不成熟。第三个时期，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行以后。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式被国家列为一项重要发展战略任务，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围绕着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大量且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蔚为壮观。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落农民体育”问题，为了有利于主题研究，有必要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成果作出一定的梳理。根据新农村建设目标中所涵盖的新农村建设的不同内容，本研究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1.有关新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
新农村经济建设研究，一直以来是众多研究者倾注大量心血的课题。新农村建设中经济问题研究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研究，另一个是如何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
在关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当属著名学者林毅夫先生。他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论证了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认为“‘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要长期持续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基本途径是减少农民。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推进新农村建设，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资金缺口大。他进一步提出“应多方筹集资金，可以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包括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建成后以项目收费来还本付息和维持运营”的观点。【2】
在关于如何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在学界有着较大争议。其中有学者认为，新农村的农业发展应效仿欧美的规模化的大农场的经营模式，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以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比如杜向阳同志通过对驻马店当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地调查，总结出农业产业化经营卓有成效，他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当地“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规模日益扩大；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发展壮大；农畜产品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产品基地建设取得成效；农业特色产业得到确立培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得到改善”，得出应进一步推进农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观点。
著名学者、“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我国的传统农业本来就是循环经济、有效经济”。然而，由于当前农业现代化中过于追求农产品产量和规模经营效益而留下了环境生态问题，造成了循环经济循环不畅，有效经济片面有效的尴尬局面。因而，他主张“应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循环经济、有效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在农村，就是以农民为本，以合作社为载体，以生态农业、环保农村为循环经济的主要方式，以城乡良性互动的合作销售方式为农民的有效经济的实现方式”。【3】
此外，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解决农村融资难、资金短缺的问题。林毅夫先生提出“选择经营管理良好，有发展前景的龙头企业，推广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四位一体’的金融创新方式，有可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之一”的见解【4】。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解析了当前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等（牛喜霞，2007年）。
由上可知，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是新农村建设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为此亦各抒己见。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困局的研究，研究者们还无法形成“一致”的观点或方法。
2.有关新农村制度改革与体制创新的研究
农村体制与机制改革是新农村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文献检索显示，目前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的研究集中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基层治理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法制建设等这几个方面。
“城乡二元”制度是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一大体制障碍。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有些观点较有代表性，如陆学艺先生认为，“农村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深化改革，进一步把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大力推进城镇化，形成城乡一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二、三产业发展，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力到城镇就业，使农民更加富裕起来。”【5】再如，厉以宁先生主张，“在理论上率先突破，摆脱一切束缚城乡二元体制问题解决的思想桎梏，在全社会营造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的氛围，必须在政策、法律、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变革，尽快扭转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必须勇于探索实践，统筹城乡试验区要大胆改革试验，开辟一条新路。”【6】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户籍制度的改革亦是热议的焦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缓慢，传统的户籍制度仍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问题、农民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以致整个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总的制度性根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应当从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出发，循序渐进地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7】
关于新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改革研究。乡村治理研究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制度创新及其实施与互动过程”【8】的研究。文献检索表明，2002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业税改革以及2006年国家正式免征农业税以来，由于基层农村利益来源与分配趋向的改变，使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层政府机构的改革成为必然的现实。由此而触发的问题如基层政府机构朝哪个方向改革，如何改革等引起学者们思考。徐勇、贺东航、贺雪峰等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如徐勇教授认为，在新农村当前的背景下应“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基层政府体系。基层政府目标和任务主要以所在地提供多少有效公共服务为主”。同时“需要将公共服务机构和职能从以往的政府管理中进行适当剥离，使公共服务专一化、专业化、专门化，从而避免围绕乡镇党政‘中心工作’而削弱公共服务。”【9】
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核心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土地制度调整成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这无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中，郑黎芳认为，“复合所有制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有力探索”，具体措施上“应完善共有产权的结构体系，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要建立农民土地部分所有权的制度体系；要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健全土地征购制度”。【10】党国英认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不可久拖不决”，并提出“改变土地权利结构，确立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让农民拥有真正的耕地财产权；要放弃‘国家建设’这类法律用语，用更明确的公益事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术语；确定国家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土地规划分工，中央管规模，省政府管到地块，实行土地规划法制化；对于非农建设规划区（包括开发区）用土地交易制度替代土地征收制度；对于公益事业用地，严格按照公益事业项目列举目录界定用地范围；建立土地交易收入调节税，但不再允许各级政府搞土地财政”的建议。【11】
在政府财政制度改革方面，金人庆、马晓河等人提出了国家应“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国家建设资金投向和结构，增加对‘三农’投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12】的观点。
新农村建设中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涉及到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者们虽然取得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为新农村制度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然而，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与学术背景不同，在制度改革的问题上也会出现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局面。这种学术上争论不下的局面，从一定程度上看无疑会给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3.有关新农村文化建设与教育发展的研究
先进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是实现“乡风文明”，培养具有现代意识新型农民的必要条件。然而，当前新农村建设却面临两难困境：一是，新农村建设中要在短时期内减少农民数量，较快提高全体农民收入，使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二是，当前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农村文化资源匮乏，腐朽文化在农村空间聚集而异化农民生活方式，阻碍农村经济发展。这种尴尬的局面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贺雪峰先生曾指出，“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是苦于精神和社会方面。当前农民的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13】以温铁军、贺雪峰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应从文化建设入手，提高农民的福利感受。其中温铁军教授认为，“文化建设投入最小，收益最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农村建设中有利于安定团结、稳定基层的一项工作”。【14】而贺雪峰先生从国家、村庄、家庭、村民群体四个层面提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要义。他认为，“从国家层面考虑，必须为农民提供一种市场经济化约能力以外的文化空间，特别是提供既可以正面引导农民，又可以适应农民生活现状的文化。从村庄层面来说，要重建村庄共同体，形成村庄舆论和村庄文化，要让村庄成为农民表达自己意见、实现自己价值的场所。从家庭层面来说，要重建家庭人际关系，强化家庭功能，做到子女孝顺，父母慈爱。从不同的村民群体来说，可以针对不同特点来开展不同方式的组织活动。”【15】
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文化建设密不可分，新农村建设自然绕不开农村教育的话题。对此温铁军先生分析了农村教育之于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他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严重，主要在于土地、劳动力、资金以及人才这四种要素长期以来流出农村。其中，现行的应试教育不仅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痼疾难改，而且还是农村人才净流出的主渠道。因此，能够体现‘城市支持农村’这个指导思想的新农村建设，就包含有要求农村人才投身于家乡建设、要求城市过剩人力资本回流农村的内容，这些都还有待于通过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同时他还指出，“推进教育创新，取决于主管部门的决心。只要能够主动结合近年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调整对教育界提出要求，把各地教育单位和农村基层的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明确为教育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有可能使我国教育正面应对挑战，把教育在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开发上的作用，进一步更充分发挥出来”。此外，对于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林毅夫先生也有相关论述，他指出“国家目前的财政有能力保证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且目前中央政府对于农村义务教育正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政策调整，提出了几个保证，其中第一个就是保证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农村的教育会发展的比较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负担的减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会大受其益。”【16】
4.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围绕新农村建设目标内容的研究外，学界还涉及到了区域性新农村建设研究、不同部门和不同群体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新农村与城镇化关系研究、国外乡村治理等方面研究。
在区域性新农村建设研究中有关于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中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等等。学者对不同区域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模式。如兰州大学西部新农村建设课题组专门对西部地区建设新农村的地理、经济、文化和发展矛盾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讨了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再如刘彦随的论文《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即是针对东部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研究。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关系研究也是新农村建设研究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部分学者持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农民逐渐减少的过程”。其中，林毅夫先生提出“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最可持续发展的就是减少农民，将大量劳动力转移出去”。另一部分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要解决农村问题应该继续走小城镇发展战略，而并非将农民转移出去。温铁军教授指出“要想通过加快城市化的方式把农民都转移到城市中来，至少近期内是不现实的。我所见到的人口在一亿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城市化成功的典范。他们即使已经把人口转移到城市的大型贫民窟里来，也不过是贫困人口的空间平移。所以我们在认同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新农村建设的问题。”【17】
国外农村（乡村）治理研究多以日本的“造村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以及欧美一些国家的乡村治理实践为主，这些研究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和参考。其中，韩国“新村运动”成为研究者研究方向的重中之重。文献检索表明，研究者们对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背景、社会效果、社会特征、基本历程、主要做法与经验等进行了介绍、分析与总结。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韩云勇的论文《韩国新村运动》，文中作者将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与做法归结为六个“结合”，即“政府积极引导与农民自主精神相结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与增加农民收入相结合；政府政策性支持与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相结合；合理确定村庄等级标准与有效的分类指导相结合；加强教育培训与落实评价激励机制相结合。”【18】他同时还指出“城市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政府必须下决心解决农村土地产权不清问题，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19】总的说来，对韩国“新村运动”实践的研究给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了许多理论启示和实践经验，但目前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难以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相契合。这无不启示学人：对国外农村建设经验的研究应更注重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来进行探讨。
总体而言，新农村建设研究体系极为庞大，包罗万象。在纵向研究上，既涵盖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又有农民个体的微观研究。在横向研究上同时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研究资料和素材，同时也为本研究方法的择取，研究视角的选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本研究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