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的交易行为可以追溯到几千前私有制出现以后，但是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肇始于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传世巨著《国富论》（1776）的出版。经济学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操作工具。但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必须建立在一些苛刻的假设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内核”是“经济人”的理性，其辅助性的假设是信息、知识的完全性，偏好的外生性并不受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影响、零交易费用以及个人经济最大化等。【1】
传统经济学缺乏解释力，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都把理论建构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上，斯密论述的“看不见的手”的神奇力量必须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将企业、市场、政府都看作是“黑箱”，这些制度安排都是没有成本的，资源配置可以借助“看不见的手”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状态。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三个领域：（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产权）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概括而言，像企业以及其他一些经济契约的经济逻辑是什么？（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2】
从科斯（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论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开始，制度作为弥补辅助性假设的新角色开始融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之中，构成了新古典制度范式。经济学界逐渐认可的一个事实是，经济系统并非仅仅受控于“看不见的手”，同时也受企业内部协调的影响。市场与企业都是资源协调机制，市场与企业相互替代的真正原因是交易费用。后来张五常将交易成本概念进一步推延，称之为“制度成本”。制度经济学则修正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方法，如“经济人”假设、边际分析方法。使得这一分析框架具有了普遍的解释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假设更接近现实的人。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强大动力，既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繁荣的主要源泉。无论这种结果是好是坏，均依赖于社会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限制人类行为并将他们的努力导入特定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包括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及其实施效果。【3】
“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个概念是由威廉姆森最早提出来的。简单地说，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4】。新古典制度范式的形成，不仅提高了制度的重要性，而且为经济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经济理论的规范化预言和理论演绎提供了延伸的逻辑基础【5】。1997年9月19～20日在密苏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从会议的议程看，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囊括了所有社会学领域。制度已经成为一个统一整个社会科学的范式了【6】。
二、制度分析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20世纪占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一系列理想的假设基础上的，假定制度是外部既定的，各类主体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制度在西方经济世界能够适用的经济模型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便失去了其通约性。原因是它将制度和制度存在的理由排除在其模型之外。茅于轼在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序言中谈到：过去的经济学只是市场制度下的经济学。要想跳出市场制度所设定的框架，就必须了解市场制度和其他制度有什么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建立市场制度。这些问题完全不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能回答的，所以必须建立一门新学科，即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欧洲文化中，技术知识上的巨大进步并没有导致一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中国的卓越技术，尤其是宋代的技术，从未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根本原因是：中国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简言之，缺乏一定的制度。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二战后经济的崛起，我国“一国两制”的构想顺利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保持稳定高增长等等，都可以通过制度分析寻找到根源。
新兴的工业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们也已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中重要的、真正具有本质的方面，特别是没有涉及实现自由经济繁荣和安全的制度发展。而当人们在分析东亚国家与非洲经济的增长经历何以如此大相径庭时，制度的关键作用是毋庸质疑的。
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些年的兴旺与大量经济转型国家的存在及其这些国家对制度经济学的需要也密切相关。转型国家的人口几乎占世界的1/3。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实质是制度变迁。【7】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发展与经济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竞争是不同制度系统之间的竞争。如科斯所说，制度就像一个过滤器，它决定了决策者所能得到的机会。难以获得的机会被附加了“制度税”，这种税在某些情况下高得使这类机会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个社会所面对的机会部分由它的制度所决定，这是制度最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变化能产生新的机会组合【8】。任洪斌也在《国有企业改制解惑》中谈到，当今世界，企业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其核心不是浅层次的技术竞争、资金竞争和人才竞争，而是基础性的制度竞争。如果我们能创设出一套好的制度，并加以有效实施，我们就能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我国企业整体的运营效率就会迅速提高【9】。
三、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
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关于人的行为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但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认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度条件中活动，“实际的人”可以有威廉姆森所概括的两点来描述：一是人的有限理性。人总是想把事物做得最好，但是人的智力是一种有限的稀缺性资源；二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的修正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使经济学更具有“解释力”；二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更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人的行为与组织、契约及制度创新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分析的修正，很难找到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10】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为什么说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第一，交易费用范式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没有交易费用就没有新制度经济学。如果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第二，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看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的买卖，而是权利的买卖。最简单的商品权利与商品权利与商品本身不可分。而复杂的商品（如知识、思想）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支配和享用它的权利就不是简单的物品买卖可以处理的事。产权制度是一个经济运行的基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效率。
（二）交易费用理论
1.“交易费用”概念的提出
市场交易可以实现个体之间的合作，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既然市场价格调节可以进行资源配置，为什么会被企业行政配置所代替？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集中到一个企业中去？企业的边界如何确定？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来解释以上问题。在科斯的世界中，交易费用恒大于零，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可计量的，可比较的，因而可以纳入经济学分析的范畴。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选择市场还是企业，取决于两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
2.交易费用概念的一般化：交易费用理论的形成
科斯用以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将前人用以解释同样问题的各种因素，如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等因素包括了进来。比如在现实中，信息不是免费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完全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市场运作是有费用的。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可以用来检验市场机制的效率和发育程度，使制度绩效的衡量成为可能，而且还被广泛用于其他的许多领域，这样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渐一般化了。交易费用概念被一般化后，其内涵扩展为经济制度运行费用，为经济制度分析奠定了基础。这个一般化的过程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形成的过程。后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形成了了不同于新古典研究模式的新范式。交易费用范式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所以说，没有交易费用就没有新制度经济学。如果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
3.交易费用的产生及产生的原因
科斯在研究企业存在的理由时发现，价格机制具有很高的成本，这些成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不确定性。威廉姆森（O·E·Williamson）认为，交易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11】。另外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契约的不完备性是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
（三）契约经济学理论
契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将企业作为资源所有者的联合体。各种资源是靠契约连接在一起的。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人以古典企业为分析对象，企业的实质是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由于团队生产是联合生产，难以区分和计量单个要素所有者的贡献或产出，从而难以在要素所有者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之间建立完全对称的因果关系，无法建立起有效地激励机制，因此，搭便车和偷闲等机会主义行为就难以得到克服，从而影响了团队的效率。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案：一是使用市场机制。如果团队成员采取了过度的投机行为，它就会被团队外的竞争者所替代；二是内部监控。指出了监督在团队中的作用，并由此确立了监督者应该成为产权所有者的假说。【12】
（四）产权理论
与资源配置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是产权制度。产权可以定义为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直观地看，产权表现为人与物质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在一般意义上，完整的产权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它不是一种而是一组权利。可分解性是产权的第一个重要性质。产权可分解为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其中每一种权利又可以进行更具体、更细致的分割。【13】
市场制度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交换表面上是物质互换，实质上是所有权的彼此让渡。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会影响交换。科斯定理将交易费用与产权联系在一起。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后来的学者引申了科斯定理，即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意思非常明确，如果忽略了谈判占用的次数、搜集信息占用的时间等费用，无论产权的初始状态如何，是属于张三还是李四，都可以通过交换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交易费用为零只存在于理论假设之中，现实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科斯定理表明了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
按照产权经济学的看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的买卖，而是权利的买卖。最简单的商品权利与商品本身不可分。而复杂的商品（如知识、思想）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支配和享用它的权利就不是简单的物品买卖可以处理的事。产权制度是一个经济运行的基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组织，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效率。【14】
（五）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是由信息经济学和合约理论来完成的，这两个理论用于研究代理问题的部分称之为委托——代理理论。其核心内容在于如何代理人和激励代理人，而不是如何组织实质物品的交易。在委托——代理理论中，委托人面临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选择合适的代理人；第二是选择合适的激励机制来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来行事。而做到这两点是不容易的，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使代理的结果不仅取决于代理人的行为本身，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客观的影响因素；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委托人不能确定代理人的行动是否符合委托人的利益。【15】按照信息的非对称性发生的时序分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前者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后者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
（六）制度变迁理论
卢现祥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一书中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诺斯把前人关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从而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轨迹和路径依赖问题。制度变迁除了一般的理论模型外，新制度经济学还有一系列关于制度变迁的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模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研究制度变迁的基本方法就是科斯开创的边际替代分析法。【16】
顾颖认为，（1）制度变迁的首要观点是“制度决定论”，即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2）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动因及规律，为了说明这一点，诺斯假定存在一种制度均衡状态，即在给定的条件下，在现存的制度安排内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个人或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3）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对制度进行供求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揭示了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其基本意思是一项制度被另一项制度替代的原因是因为后者的制度成本低。【17】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尤其对转型经济的解释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把新制度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最近几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纷纷授予像哈耶克、布坎南、科斯、诺斯、维克里等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而且，新制度经济学正在呈现出开放的、快速发展的势头，除以上的主要理论之外，各种新兴的理论不断涌现。比如，新兴的博弈理论正试图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问题。
第二节 俱乐部成长的界定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体育企业，这一判断早已被国内外的学者所证实。企业成长理论是新兴的企业理论之一，俱乐部成长命题的研究是受企业成长理论的启发。
一、企业成长理论的启示
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等人都对企业成长理论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而真正形成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从1959年彭罗斯出版《企业成长理论》开始。彭罗斯认为，企业是“建立在一管理性框架内的各类资源的集合体”，其功能则是“获取和组织人力与非人力资源以赢利性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服务”“企业的成长主要取决于能否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penrose，1997）。在企业成长这一函数中，她把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看作是关键变量。根据彭罗斯的分析，企业内部总会存在着未被利用的资源。剩余资源的存在是效率的损失，所以只要任何资源没有在当前的运营中被充分利用，企业就存在着利益动机，来找到能更充分利用它们的途径。
彭罗斯基于资源的分析视角对本文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谈到资源，最基本的当然是人、财、物等物质资源以及技术、商誉、经营诀窍等无形的非物质资源。俱乐部成长实质上是俱乐部的资本、技术、人才、经验和信息等物质及非物质资源不断积累的过程。当这些资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必然会带动俱乐部的技术开发能力、产品的开发能力、市场开发能力等全面提高，从而大大增强俱乐部的整体竞争力，使它们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
二、人力资源在俱乐部成长中的基础作用
彭罗斯（penrose，1997）认为企业资源利用的可能性和效率依赖于企业成员的知识。在企业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为基础的。“企业的人力资源既是企业扩张的引致性因素，又是扩张速度的限制性因素”。
俱乐部毕竟不同于其他企业，管理、经营具有独特性，竞技产品的生产不同于其他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文化产品的生产也有很大区别。运动员的管理与一般工人的管理不同，经营以无形资产开发为主。俱乐部无形资产的形成主要是对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培养，以形成良好的品牌和商誉，吸引观众的消费。因此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个以人力资源为主的体育组织，运动员是俱乐部最重要的资产。职业队与运动员的管理培养对职业体育俱乐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俱乐部的工作几乎都围绕着球队、运动员展开，由此产生一系列的活动，如运动员工作合同、运动员工资奖励与福利、运动员转会、运动员管理规章制度、运动员形象的包装与开发、后备人才培养等等，目的都在于使这一重要资产得到充分开发利用，使俱乐部资产保值增值。【18】
三、俱乐部成长的主要标志
（一）俱乐部规模
“企业的成长既包括企业规模的增长，也包括企业质的提高，因此企业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企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动态变化过程。”【19】规模是一个俱乐部成长的最显性指标。国外著名的俱乐部（如曼联），经营规模不仅仅局限于本土，而且扩展到世界各地，在其他大洲也分布着它的球迷组织，经营具有了跨国性质。但是规模只是量的增加，高程德比较成长经济与规模经济时指出：“成长是一个过程、规模是一种状态。”俱乐部的成长必然伴随规模的扩大，规模的扩大不一定标志着俱乐部的成长。俱乐部成长强调的是俱乐部内部资源的经济利用，而不是总量的积累。曼联俱乐部实现了规模与成长的统一，而与曼联不同的是一些俱乐部，如荷兰的阿贾克斯和乌克兰的基辅迪那摩足球俱乐部，虽然不具有欧洲豪门俱乐部的规模，但依靠他们高效的管理能力和青少年球员的培训能力，同样快速地成长起来，在强队如林的欧洲赛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具有成长性比规模更能衡量一个俱乐部的发展。
（二）球队成绩
从国外职业俱乐部的经验看，但凡高成长的俱乐部都拥有一支成绩不错的球队。俱乐部的成功首先来自于球迷对球队的热爱。英格兰俱乐部的成长历程表明，俱乐部成长首先是作为生产球员主要因素的教练的能力，一批优秀的球员，接下来是比赛不俗的战绩吸引众多的观众，如果经营者的经营手段合理，俱乐部就会赢得丰厚的利润。用这些钱或者购买优秀球员或者投入到青少年球员培养，俱乐部就会在一段时期处于良性循环的高成长状态。而内部动因是俱乐部管理因素。表面上看，比赛的胜负是由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训练中竞技能力的提高和比赛中的发挥决定的，但是高水平的教练球员怎样产生的呢？球员和教练训练、比赛的积极性又是如何被激发的？如果说比赛成绩是俱乐部成长的晴雨表，而决定胜负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努力程度、甚至不正当竞争手段的采用又都可以归结为管理因素。
（三）俱乐部的盈利能力
资金是俱乐部生存的第一需要，当然也是俱乐部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保障，没有资金保障，就像生命体没有血液一样。有了充足的资金，俱乐部可以购买优秀的教练和球员，可以优化比赛、训练所用的场地设施。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投入和俱乐部的经营获利两种途径，在俱乐部成长的初期，前者的作用更为突出，而俱乐部持续的资金供给主要来源于俱乐部的经营。两者相辅相成，缺乏盈利能力的俱乐部很难获得充足的投资。西方足球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俱乐部成立之初就是真正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真正在市场中接受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练得过硬的盈利能力，才有今天欧洲职业足球快速成长的局面。在这一点上，俱乐部盈利能力与成长性是统一的。而俱乐部能力实质上是俱乐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积累。
因此，职业俱乐部成长的实质是管理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增强以及俱乐部资源价值的积累，主要外在表现是成绩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和突出的盈利能力。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成长
一、俱乐部性质的新制度经济学阐释
（一）俱乐部是多种要素资源所有者的契约组织
科斯在《社会成本》论文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组织（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很不情愿地服从一个经理或一个代理人的指令而不让市场价格引导他们如何做？他的答案是存在着“发现”价格的成本，而一个企业代替了市场从而节省了这些定价成本。【20】科斯将企业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企业的管理协调替代市场价格配置资源是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动机，也就是说选择市场还是企业配置资源主要取决于两种机制交易成本的大小。
与科斯不同，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企业是一种组织，与其他组织一样，只是一种“法律虚构”。所谓企业的职能不过是为资本、劳动等各种要素的个人所有者之间、产品的供求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提供一个连接点。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结合点的论点，已被众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21】
张克难最后对关于企业性质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作为“企业是价格机制替代物”的“商”的内涵与“是一系列契约联合”的“厂”的内涵是互补的。作为一种存在纵向权威关系得科层组织，企业是与通行横向交易关系得市场对立物和替代物。但企业这种科层组织的确又是市场的产物，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契约连接而成的。【22】
俱乐部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一支球队、一名球员不直接去面对市场？回答是相似的，让一名球员、一支球队直接面对市场，信息搜寻的高成本将花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无法专注于技术的研习。各要素所有者之所以不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而是把各自的要素通过契约形式组合为俱乐部，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即而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为了搜寻市场价格，只要一个代理人或一个发现价格的团队就够了，可现在的俱乐部远非这么简单，除了竞赛产品的售卖之外，还包括生产要素（运动员、教练员）的购买与生产、竞赛衍生产品（广告、赞助、冠名、附加服务）的售卖，因此俱乐部必然是包含很多部门、多种生产要素的组织。所以说，职业俱乐部已经超越了搜寻市场价格的意义，而成为多种要素资源的契约组织。
确切地说，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产品是以竞赛表演为中心的，生产活动主要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为主，具体为投资方提供场地、器材、运营资本和拥有操作性知识的生产者；教练生产竞赛产品、劳动力商品，通过人力资源开发进行扩大再生产；管理人员开发比赛衍生产品，使俱乐部资源价值最大化；运动员是商品生产者也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形成两种契约关系：投资者与其代理人的关系：委托——代理；代理人与雇员的关系：雇佣——被雇佣。各种要素资源最终统一于俱乐部这一管理性框架中。
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职业足球俱乐部就是这样一个以人力资源为主的契约结合体。建立俱乐部，就是通过这种制度形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资源增殖，从而满足各种利益主体的需求。
（二）俱乐部的实质是团队生产
一旦在平等的市场交易中使一组契约关系确定之后，企业马上就会成为其内部“不会滋生自由”的科层组织。【23】这种组织是靠什么维系并激励和约束各要素所有者，使各类资源的价值最大化，满足俱乐部持续成长的要求的呢？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a·A and Demsetz·H）在1972年在交易成本的基础上进而用“管理成本”来发展企业理论，认为替代一系列契约的“长期合约不是企业的本质属性”，而是“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企业存在的条件是：团队生产的产出值＞团队成员分生产之和+约束队成员的成本。“团队”概念给人们的启发是，企业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众多拥有异质权利、偏好、专用人力资本的个体结成的群体，俱乐部的生产要靠多种生产要素的投入。【24】
由于私人信息的垄断，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难以避免“搭便车”行为。改进团队生产效率的关键变成了如何测度要素所有者的努力程度，以解决要素所有者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测量和监督要素所有者的高昂成本使这项工作无法完成。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两种方案：一是使用市场机制。即借助团队外部市场的力量，对团队成员形成一种压力，如果团队成员采取了过度的投机行为，他就会被团队之外的竞争者所替代。而团队外的竞争者为了获得团队的报酬，也存在监督团体成员的激励。二是内部监控。也就是在团队内建立一种监控团队成员工作的机制，这就需要在团队的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专职人员，由他们负责对团队成员进行监控、激励。【25】
二、俱乐部成长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合
新制度经济学建立始于对企业的研究，在1937年发表的著名《企业的性质》中，为了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企业以及企业的边界问题，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科斯用于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将前人用于解释同样问题的因素，如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等因素包括了进来，而且还有了更宽的含义。交易费用概念被一般化后，其内涵扩展为经济制度运行费用，为经济制度分析奠定了基础。【26】在科斯之后，众多经济学家的目光开始投向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合约理论等较好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内在合理性。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最终也是研究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这样一个命题，为企业成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工具，两者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共同目的上实现了统一。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个以人力资源为主的契约结合体，在这样一个管理性框架中，各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所有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都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三、制度分析对于解决俱乐部成长问题的重要性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是一项具有严格规则的人类活动，你无法想象一场没有规则的足球比赛该如何进行。规则就是制度，当然制度对于足球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影响俱乐部成长的因素很多，先天的资源禀赋如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都是影响俱乐部成长的重要因素。资金作为先天的资源禀赋，在俱乐部成长的初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对于先发还是后发职业俱乐部都是如此，英国的一些职业足球俱乐部在成长初期曾经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是外部资金的注入使他们摆脱了困境。但是制度具有聚集资本、将资本最大化使用、使资本生产出更多的资本的能力。经济学中有过关于技术和制度因果关系的争论，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最先发生的原因是缺乏制度条件，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27】两者到底谁为因谁为果姑且不论，制度对于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制度对于最大化俱乐部各类资源价值，满足俱乐部成长的需求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职业足球俱乐部这样一个管理性框架中的各要素资源所有者是靠契约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契约关系是靠制度来维系和发展的。也就是说，俱乐部资源利用的可能性和效率取决于俱乐部的制度安排，使控制权、经营权、剩余索取权等权责合理分配，充分调动各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8】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以人力资源中心的契约结合体。巴泽尔（Barzel，1989）指出人力资本一个很重要的性质是劳动者可以在工作中控制其人力资本的利用程度。由于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影响私人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率，从而决定劳动者在工作中利用人力资本的程度，所以制度安排是影响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29】从表面上看，国外大牌的足球俱乐部在100多年的成长中，其胜衰取决于天才球员和高水平教练的获得，看似与制度无关，可这些人才的获得和人力资源价值的开发却是一个制度因素，这一过程包含多年积累下来的制度禀赋。人力资源对于俱乐部成长的作用是通过制度体现出来的，拥有不同要素资源的个人通过企业这样一种契约形式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将所聚合的各种资源价值最大化，从而使俱乐部获得成长。
四、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成长要从制度分析入手
一个高成长俱乐部，不仅仅看其投入与产出比，还要看其产出的可持续性。在经济领域，增长与成长是两个概念。经济增长表现为数学意义上的提高，而成长却蕴涵着可持续发展的意思。经济的增长必须伴随效率的提高，诺斯在总结西方世界的兴起时谈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30】与2003年全国“两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道理是一样的。以牺牲生态、能源过渡使用和社会失调的经济增长不是真正的成长。
我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制度是在借鉴西方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不能简单地移植，赋予制度什么样的内容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而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成长伴随着职业俱乐部制度在中国的演化、变迁过程，俱乐部的成长过程是企业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走向就是使俱乐部这一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发挥最大效率。
经历了从合作制到现代公司制的变迁，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只是由对国家财政的依赖转向对投资主体的依赖，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足球俱乐部的资源配置能力，投资企业退出后，俱乐部面临从零开始的局面。资金的低效使用、资源配置的人为扭曲、约束与激励不足造成了市场失灵、资源增值不明显，缺乏将职业足球这块蛋糕做大的机制，这也是许多国内学者提出的造血机制不足。这一问题涉及俱乐部产权制度及宏观管理制度。在俱乐部这样一个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中，中心问题是人的约束与激励，解决这个问题同样要从制度入手。
本章小结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之上的，将企业、市场、政府都看作是“黑箱”，但无法解释“黑箱”背后的经济逻辑。制度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类自身行为的规则，可以用于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制度是由成本的，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以来，制度的优劣有了衡量的标准。逐渐形成了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流派。它对经济现象尤其对转型经济的解释力，甚至可以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
“俱乐部成长”命题的提出源于企业成长理论的启发。通过分析，职业俱乐部成长的实质是管理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增强以及俱乐部资源价值的积累，主要外在表现是成绩的提高、规模的扩大和突出的盈利能力。
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最终也是研究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这样一个命题，为研究企业成长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工具，两者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共同目的上实现了统一。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个以人力资源为主的契约结合体，在这样一个管理性框架中，各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资源所有者的激励与约束问题都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注释：
【1】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8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22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1
【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33
【5】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8
【6】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
【7】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24～25
【8】[美]科斯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82
【9】任洪斌.国有企业改制解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2004.1
【10】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24～25
【11】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2
【12】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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