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昂扬新生活
山东农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本是山东大学的一个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一边倒”学苏联。1952年按照苏联办大学的模式对全国各大学进行了院校调整，农学院就从位于青岛市的山东大学中调整出来，搬到济南市。1956年我入学时，学校规模还比较小，仅有农学、畜牧、园艺、水利等几个系，每系仅1-2个专业。我们这一届是搬到济南后的第4届，但这次招生规模比往年大得多，如农学专业过去三届各招两个班，每班30人，这次竟招了10个班，所以我们被称为“大肚子届”，很受老师们的关注。
那时农村孩子上大学的还较少，我从未见过大世面，第一次进了省城大都市，凡事小心翼翼，走路蹑手蹑脚，穿着农村土里土气的衣服，很是出众。老生们认为这是哪来的土包子进了大学，同届同班的同学开始也都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我。一次，我与保送进来的另几位同学走在一起，迎面的老生们惊奇地斜视着我们，并笑嘻嘻地窃窃私语。不管人们怎么看我，我上了大学心里高兴是掩饰不住的。你洋也罢，我土也罢，你进了大学的门，我也进了大学的门。我因为初中和中专的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底气很足，心想：上大学不是来比谁洋谁土的，谁能学习好才算好样的。更重要的一点，我是国家保送来的，我一定要砥砺成才，不能辜负国家的殷切期望。我也常常想着刘校长说的话：“去大学好好学，你将来不会比他们考上去的差，你一定会是好样的！”我还想到家里，父母年老，希望我能在中专毕业后早早工作，接济家中，父母知道是国家保送我上大学，觉得儿子有出息，打心眼里高兴。我们村是方圆几十里内的大村，解放前只出了一个大学生。我是解放后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我能上大学是全家的骄傲、亲友的骄傲、全村的骄傲！想到这些，注视我这“土包子”的目光再犀利，他们的窃窃私语再令人生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而是报之一笑，轻快地走开了。
上了大学，首先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伙食的大大改善，这和念初中和中专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过去定量吃饭，肚子总是瘪的。现在好了，顿顿可以吃饱，又全是大米白面，一周只吃一次玉米面窝窝头，还是特制的，又小又甜。城里来的同学觉得新鲜，我班一位南方来的女同学把它叫做“坩埚”（做化学试验的一种器皿），很爱吃。正好，我就省给她吃。我离家念书6年以来头一次享受到吃饭不定量的幸福，放开肚皮，大嚼大咽。与我一起保送来的另一个同学，同在一个餐厅里吃饭，如果说我还有些矜持，他就丝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他把白白的两只小馒头捏压在一起，再狠狠地咬下去，狼吞虎咽，常惹得同学们笑得合不拢嘴。每餐都有两三个菜，一个汤，肉虽不多，但经常有。每星期六晚饭改善生活，不光菜多，肉多，还有鱼。吃这么好的饭菜，真觉得上了天堂一样，我奇异地想：怎么人间还有这般的好生活！上大学就是好！
除了伙食大改善，来济南前刘校长说的别的方面也都实现了。不用交伙食费，学校发给我甲等助学金，每月3元，买文具之类还用不完。秋天来了，我想起刘校长说的可以申请冬衣的话，就写了一个申请，申请了一套棉制服，还有一件绒衣。这在过冬之前学校很快就批准了，我先穿上绒衣，入冬后穿上棉衣，心里热乎乎的。这套棉衣我在大学里穿了4年，毕业后到了工作岗位，拆洗翻新了一下，又穿了两年。我不舍得离开它，因为它蕴涵着国家给予我的温暖。
一进大学的门，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满意。我的学习兴趣一下子浓厚了起来，我朝乾夕惕，对每门功课都趣味盎然。念初中时，见到大学毕业的老师就无比崇敬，可现在，教我们的老师是大学讲师、副教授等。那时的山东农学院，教授寥寥可数，偶尔有的课是由教授来讲授，更倍感兴奋，以景仰的心情洗耳恭听，生怕漏掉了半句。入学头一年，学的是理、化、植物学等基础课程。我中专时学的数理化比高中浅得多，怕因为基础薄而听不懂、跟不上，所以听课时特别专心，不敢有一丝走神。我清楚地记得，入大学上的第一堂课是无机及分析化学，任课老师四十开外的年纪，面容清秀，精神饱满。他进教室来，什么也没有拿，从讲桌上的粉笔盒里拿起一支粉笔就开始讲课，不多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边讲边写出一串又一串，一黑板又一黑板的化学反应式，完全是信手写来，不打一点磕。他有条不紊，侃侃而论，思路是那么清晰，讲的课是那么引人入胜。他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课，从没有拿过讲稿或教案，他对教材的娴熟，他备课的认真，他惊人的记忆力和表达力，让我们每一个同学惊奇且折服。我想，大学里的老师水平就是高，大学里的教授真不简单；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副教授。物理老师有五十开外的年纪，是讲师，他讲的课也十分好。他声音平和，思维敏捷，推理清晰，富有逻辑性，我们都很爱听他的课。头一年的课只有植物学是由教授来讲授的，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有风度，语言精练，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在黑板上绘植物的花、果实、茎、叶等外部形态或内部结构图时，总是挥洒自如，是与理、化老师讲课迥异、却仍引人入胜的另一种风格。第一年的基础课，都是五个班在一个大的阶梯教室里上合班课，我怕坐在后面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所以每天早饭后总是最早去合班教室，坐在第一二排中间的位子。
上了大学，我也第一次享受到电灯照明的光亮（念初中和中专时晚自习用汽油灯照明）。每天晚自习时，早早进了教室或图书馆，复习完当天的功课，再预习明天要上的课。大学里不同于中学，没有统一的下晚自习时间，我总是全班最后离开教室的少数几人之一；有时我抬头一看，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比别的同学在复习、预习功课上几乎多花一倍的时间，但这很值得，因为我总把每天学的功课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吃过“夹生饭”。
大学课程与中学、中专显著不同的一点是实验课比较多。以无机及分析化学为例，课堂讲授与实验课的比例是1：1。与别的同学不同，我对实验课也很感兴趣，每次实验课之前都按老师的要求认真预习实验指导书，明确实验目的和原理，还常常把实验步骤也写出来，这样，实验就做得比较顺利。所有课程的实验都是两人一小组，我们这个小组往往是全班较早完成实验的，老师也很满意。而有许多同学，课前不预习实验指导书，边看指导书边做实验，这样不仅做得慢，还容易出错，或者失败。
大学的第一学期，我每星期只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因为星期日的上午，我们几个从中专保送过来的同学还要请老师补课，补没读高中所缺的课，例如“三角学”。那时的老师完全讲奉献，是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给我们补一上午课，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没有任何报酬，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还特别细心、耐心，实在令我们感动不已。
在大学的第一学期，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所有的功课，我都听得懂、跟得上，复习得滚瓜烂熟。期末考试几门课都是5分。我们班30人，每门课考下来，能得5分的只有三五人，门门功课都得5分的，只有班长和我两人。我鼓了一学期的劲，总算让班里的同学真正认识了我，他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平时默不作声、土里土气的乡巴佬竟能这般一鸣惊人。这实在令同学们不得不对我高抬贵眼了。
头一学期之后的第一个寒假，是我四年里最愉快的一个假期。一是因为我被保送上了大学，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期末考试得了全班最好的成绩，心情十分畅快；再是我由省城第一次回家，是解放后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心里总有一份光宗耀祖的感觉。村里的人们都以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来我家的亲友也都赞不绝口。我父亲和哥嫂们当然是最高兴的了。父亲总说，你这个大学生，就像清朝时代的“进士”。其实，对于家人，对于亲友，我还没有亮出期末考试全班成绩最好的底。如果再说了这个，他们不知又有多么高兴！每当我走在大街上，我知道自己是众人关注的目标，所以见人总是恭敬地先打招呼，并按辈分称呼，这又让我博得了好名声：“看人家大学生，真了不起，一点架子也没有！”
大学的第二学期，我进得校门，仍然是那样的土气，但精神上没有了拘谨和腼腆，而是充满了喜悦和自信。不认识我的同学见了我，仍投以惊异的目光；我班的同学见了我，却一改过去的生疏，变得热情和亲近了。我与同学之间关系的变化令我十分欣慰。他们似乎忘记了我的“土”，我也不觉得他们“洋”，我们开始一起谈笑、交往，课余时间有时还打打闹闹。逐渐的，我融入了班集体，成为其中真正的一员。
1957年的早春二月，素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柳”美誉的泉城济南，已是泉水叮咚，垂柳吐绿，春意盎然。我回到学校的心情就像这风和日丽的春天一样明媚无比。因为国家保送我上大学，我把心情的愉快、学习的勤奋、优秀成绩的取得等等一切的美好，都归结到国家保送我上大学这一好上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那时已十分美好。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全国人民七年的努力，国家正逐渐恢复元气。虽有寒风料峭，但挡不住春回大地。工农业生产逐渐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社会安定祥和，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境界。国家也号召我们“向科学进军”。在学校里，努力学习、蓬勃向上的气氛正逐渐形成。那时，经常闪耀在我们青年学生脑海里并鼓舞我们前进不息的是马克思的教导：
在科学的大道上是没有平坦道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的山路上英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在祖国的美好春天里，同学们各个意气风发，努力向上。上一学期的学习成绩又是对我的巨大鞭策。努力啊！要加倍的努力！我听课、复习、预习、做实验等等，变得更加认真，更加仔细，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但与上学期不同的是，我不仅自己要把功课学好，还负有帮助同学的义务。这种帮助都是被邀请进行的。开始，班上的同学问我功课上的问题，多是理化课的，我感到突然和不安，因为他们都是高中毕业考上来的，理化功底比我深厚。我与他们讨论时很拘谨。慢慢接触多了，才显得自然起来，我也从中得到同学的认可和信任。同学之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和亲近了，我也更加体会到我们这个班集体的团结、友谊、和谐与温暖。
如果说大学第一年的基础课我的成绩不错，那么，二年级开始学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我因为有中专的底子，学起来就更不费力了。我在听这些课的时候不像过去学基础课那样致力于把讲课内容弄懂，而是更进一步，在弄懂的基础上争取课堂上消化。我创造出一种“回忆复习法”。晚自习复习时，不是先看笔记和教材，而是坐在教室里先静静地回忆这门课今天老师讲了些什么内容，有几个问题，重点是什么。理清楚了，再看笔记和教材加深印象。回忆不到的地方，再着重复习。这既可检查我的听课效果，又节约了时间。每门课每学完一章，都要把这一章总结一下；有时还画一个小结提纲写在教材章末的空白处。这样一章一章地推进，到期末这门功课学完时，就能达到提纲挈领、基本掌握的要求。所以这些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我门门得五分。
在学习过程中，我还经常与同学相互交流，对于他们问我的问题，我总是耐心解释，给他们的印象是我十分谦逊、可靠，所以凡有什么问题，他们总愿意与我讨论。特别是期末考试前总复习时，我需要花好多精力去做这样的“应酬”。虽然占用了我的时间，但对同学有帮助，我得以慰藉，感到满足。
我功课学得好，还在农学专业同届的10个班中小有名气。起因是这样的：有一门专业基础课“遗传学”，任课老师是国内闻名、同学们都十分尊敬的副教授，他曾在美国留学并取得博士学位。他讲课特别认真，一丝不苟，能把深奥的遗传学理论富有逻辑性的表达清楚。同学们都特别喜欢他的课，我听他的课也是精神集中，毫不放松。这门课学两学期，他对我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答卷十分赞赏。认为不只是每个问题都答得对，而且后面两个较难的题目回答得也是思路清晰，在老师讲授和讲义内容的基础上有所发挥，颇有创意。他把我答的这两道题在我们上大班课的另外五个班上念了。老师这样抬举我，我感到震惊，受到鞭策，也令别班的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他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同学竟有如此能耐。从那以后，别班的好几位同学都来借我的听课笔记，还有两个班分别由班长出面，约我给他们全班介绍学习经验。我为此备受鼓舞，做了精心准备，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介绍，并受到他们多次鼓掌赞赏和鼓励。
大学里，我除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功课上，还得花不少时间做社会工作。我在大学的第二学期，当选为团支部委员，分工做宣教工作。其实我并不情愿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怕耽误功课。但在那个时代，学生重学习，学习好就威信高，我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提名。我不能辜负同学们的信任，但宣教委员的事情可真多。因为那是个思潮涌动、舆论活跃的年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大跃进”首要的是思想跃进，而思想跃进靠宣传，靠鼓动。所以在那个年代里，连墨守成规、保守的人的思想也是激进的。在那样的形势下，班级办壁报、黑板报，为学校广播站组稿，为校刊约稿等活动，一个接着一个，都得利用课余时间去做。而在那个年代，谁都有激情，好组稿，稿源多；谁都善于发挥，因为国家天天都有“奇迹”发生，天天都有新鲜喜事。中国人前进的豪迈步伐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并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我们班办壁报，写广播稿等，也得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我自己写的稿子也不能例外。记得有一次我为班级壁报写了一篇发刊词，既不离开报纸上的基调，又发挥适度，让人觉得不是乱吹；文字优美，语调铿锵，寓意深刻，我班同学连连叫好。不少别的班的同学站在壁报前抄录这个发刊词，有一位同学说道：“这发刊词是谁写的，真棒！”
那时我们农学专业的10个班有一个党支部。以年级党支部的名义办壁报的时候，党支部宣教委员召集10个班的团支部宣教委员一起开会组稿，而审稿和修改稿子等事情，往往都落在我的头上，我不敢推辞。那个年代，让你去干，是党对你的信任。
2.逃不脱汹涌的旋涡
刚入大学的时候，我满腔热情，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想这四年，要学几十门功课，每门课都会学到很多知识，到我大学毕业时，虽不敢说是“才高八斗”，总也“学富五车”了吧。所以我全神贯注，一心一意，打算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好好工作，作出成绩来，报答国家培养的恩情。可我在大学四年，到毕业前回顾一下，真正坐下来念书的时间不到三年。头一年还算是较稳定地念了书；之后，政治风云变幻，运动接连不断，先是1957年“反右”斗争，再是1958年“大跃进”，然后是1959年迁校、下放劳动等。
我在大学里经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是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斗争。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正沉醉于功课的学习，星期天上午仍早早去图书馆学习，但在午饭前总到自修室隔壁的报刊阅览室浏览报纸。约在4月份，从报纸上我知道“整风”运动开始了，号召全国人民要帮助党整好风，要“大鸣大放”，要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不久，确实形成了“大鸣大放”的气氛，报纸上登出了各种言论。我认为，“鸣放”是人家的事，我念书还忙不过来呢。可后来，是五六月份吧，听说（我当时没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运动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这一转变，像我这样一心求学、置身于运动之外的学生们也都被卷入了。因为在学生中也要组织学习，开会讨论，后来还停课参加运动。
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们班里竟然也出了个右派，而且给他戴的帽子是极右。我由震惊转为害怕。难道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右派分子就在我们身边，天天在一起上课、吃饭。这时候，我们的年级党支部可大大发挥作用了。党支部号召同学们揭发这个右派分子的种种言论和反党事实，并组织批判。后来，越批判越升级，这人竟成了全校最著名的大右派之一。学校决定要在全校的批判大会上进行批判。
他既然是出在我们班上的大右派，那么，在全校大会上一定得有我们班上的批判发言，我们班上有3名党员，批判发言本应是他们要带头，但他们推诿说党员不宜直接出面，而应体现群众的自觉批判，这就需要有一篇在全校大会批判时的发言稿。我是班团支部的宣教委员，因为平时经常要写稿子，我就拉了两位文笔好的同学，组成三人写作小组，什么稿件都由三人中一人先起草，然后三人讨论修改，最后定稿。班上谁都知道我们这个三人小组。为了这个大会发言稿，班干部和党员们一起开会时，他们先把这个三人小组表扬了半天，然后顺理成章地把任务落实到我们头上，我在会上当然不敢推诿。接下任务之后，我们三人一连讨论了几天，最后决定由他俩继续收集批判材料，由我主笔，写出初稿再讨论。当我把三人讨论过的稿子交到班干部会上，研究通过之后，大会发言的事又被推落到我的头上。
在那天下午开全校批判大会时，我班的这个大右派是第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我是第一个大会发言者。恰在我上台发言之前，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我在向台上走的时候，即兴酝酿，在发言稿前加上几句：“右派分子们丧心病狂地向党进攻，犹如这急风暴雨，是何等的猖狂，实在是迅雷不及掩耳！”即兴发挥的这几句台词，激起了台下的一片啧叹。那时的我，十分单纯，甚至有些孩子气，并没有意识到上台发言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只为我这一年级的学生就崭露头角，能在全校大会上发言，又即兴发挥，赢得台下一片啧叹而自鸣得意。开场白成功之后，我就一流淌水，以高亢的语调念完了稿子，喜不自禁地从讲台上下来，三人小组中我那两位朋友也从会场上出来了。我们三人忙活了多天，这时雨过天晴，心情开朗，如释重负。我们三人中，一个是全校有名的大个子，校篮球队队员，绰号“大王”；一个是外号叫“小陆子”，是我班个子最小又爱说爱笑的女同学。闲暇时，我们三人总是玩笑不断。我们说笑着，不觉信步来到学校农场，恰逢农场卖桃子。小陆子毕竟是城里人，经济条件好些，出手也大方，她买了6个桃子，我们每人两个。呵，我上大学以后，从没有买过水果吃，又是第一次吃这么又大又鲜的桃子，高兴极了。待我们从农场转回来，也不知批判会散了没有，我们悄悄地钻进图书馆，无人知晓。
不久，放暑假了，同学们各自回家。等暑假回来，我们开始上课，对“反右”的事淡了下来，我对这事也失去了关注，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就算过去了。至于以后还有什么补划右派的事，似乎并不知道。再以后，别的运动又接踵而来，对“反右”的事更为淡忘了。
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离“反右”斗争20余年之后，我工作单位的一位上司，心血来潮般地问了我一句话：
“你在57年反右斗争中说过什么错话吗？”
“没有啊，我那时忙着念书，没说过什么话。”我说。
“那你为什么被划为‘中右’？”
“这不可能啊！我不仅没说过什么错话，还在全校大会上发言批判右派呢！你怎么知道我被划为‘中右’？”
“学校在清理档案，把关于‘反右’的档案都销毁了。”
我为这次谈话所震痛。思来想去，夜不能寐，很是后怕。我怎么就被划为“中右”呢？中右再往前滑一步不就是右派了吗？难道我被“发配”到大西北也与这“中右”头衔相关联吗？难道是这“中右”的头衔20余年来一直像无形的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我吗？我实在未曾想到，20余年来我不明不白地做了那种“内部控制，限制使用”的对象！现在，关于我中右的档案是销毁了，但是它能同时销毁刺在我心上的伤痕吗？
我想不通当时为什么会被划为“中右”，是大会发言后离开会场到农场去吃桃子的事让人知道了吗？不会，如果人家知道这事，那就会上升为原则问题，说你对反右不当一回事，临阵中途脱逃，甚至是变相地包庇右派。这就不是中右而是右派了。只有一种解释：那时我只顾埋头功课，被认为是不问政治，只专不红，虽无右派言论，也给你扣上中右帽子。
中右帽子虽会无形地、令你并不知晓地束缚着你，但这比右派或极右的帽子松软多了。我那个右派同学不是在受到大会批判之后接着就到农场劳动改造了吗？全国千千万万的右派分子们不是都监管的监管，劳改的劳改，入狱的入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甚者惨死于劳改场所或狱中吗？相比之下，我还算幸运。我有幸迈过人生旅途中这条泥淖之路，回头看虽有些后怕，但庆幸不曾陷落，并为能继续向前走而感到慰藉。
3.我所亲历的放稻麦“高产卫星”
1957年的“反右”斗争之后，是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高高飘扬”。我家的遭遇，以及自己亲身的经历最能说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吧。
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亲身参加的第一项是放水稻“高产卫星”。指令是学校下达的，出面组织我们学生到运动第一线的是当时在农学院享有盛名的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室主任兼实验农场副场长余副教授。余教授在组织“跃进”的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笑意，总是面色阴郁，沉闷不语。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他这种表情的原委。
原来，毛主席在康生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山东农业科学院的棉花田，该院陈院长是全国著名的棉花专家，但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山东农科院并没有放出任何高产卫星。毛主席意味深长地问这位专家院长：“你是洋专家，你说洋专家行还是土专家行？”院长立即答道：“土专家行。”毛主席视察山东农农科院以及与陈院长的上述谈话，在第二天的各大报纸上头版头条、套红大字登了出来。毛主席在棉花田里是直接将了陈院长的军，但报纸上登出来就意味着将了全国洋专家们的军。山东农学院与农科院相毗连，两单位的实验田也是相连的，农学院当然也坐不住了。于是院党委书记召集各单位书记、主任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这无异于向下施压。各系、各单位也召开会议，层层施压。于是便有余副教授带领我们这些毛学生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壮举”。
那时，山东农学院在济南市远郊的历城县有一片水稻田，水稻正处在扬花时期。水稻从扬花期到成熟期只需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放水稻高产卫星可能是最快的了。
这场战斗场面壮阔，方法简单。现在看来是相当愚蠢可笑的：在一大片水稻田中间选土质肥沃的一块，一亩多的面积，名曰“卫星田”，先把这块田的水稻一丛丛地拔起来，密集在田的最中央部分；然后把相临田块的稻子也拔起来，向“卫星田”集中，密密地挤在一起。在“卫星田”把稻秧密集排紧的活儿是由年轻老师带领高年级同学担当的。我们低年级的学生负责把临田的稻秧拔起，装在小船上。因为稻田放了较深的水，小船可在稻田间越过田埂推拉着运行。我当时只觉得很有趣，也很有干劲。我们十几条小船由近而远，把“卫星田”周围的几十块田的稻秧全都运了过来。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建成了一块“高产卫星田”。这块田用了几十亩正在扬花吐蕊的稻秧，挤紧得风透不进，水泼不进，方方正正，四周边拦了绳子。至于周围几十亩田都变成了空地，为了“放卫星”都在所不惜。不过我当时曾有一个联想：报纸上曾登过河南省亩产5000斤的小麦“高产卫星”，并有照片显示“卫星田”的麦穗硕大，子粒饱满，齐刷刷地长在一起。密集而整齐的麦穗上面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面带笑容，天真可爱。我们也建成了水稻“高产卫星田”，为什么不找一个可爱的小孩子站在上面拍照片呢？余教授是不是太疏忽，忙得忘了这一点呢？我是低年级的学生，心里想的事没敢向人提起。其实，我当时还留心仔细端详了一番新建成的“卫星田”，如果真的找一个小孩往上面站，在细软的稻秧上是站不住的，一定会把小孩子塌进去。由此我又联想到河南省站在小麦“卫星田”上的小孩子，脚下一定是搭了支架，只是支架搭得巧妙，让人看不出来罢了。
建水稻高产“卫星田”时，余教授还未曾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大名之于我们，已如雷贯耳。那时他年纪并不大，却是作物栽培学科的权威。科学栽培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是他的本行。他当然知道，栽种水稻插秧时，秧苗才五六片叶，这么小的秧苗插到地里也还要经过5-6天的缓秧期才能恢复生长；现在水稻已经扬花吐蕊，正是需要水肥、需要稳定生长环境的阶段，而将之拔起，断了根部，破坏了稳定的生长环境，虽不会死亡，但子粒灌浆成熟将大受影响。况且如此紧密地挤在一起，不通风，不透光，其结果已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所以带领我们这样做，内心实有难言之苦，这可能是他面色阴郁、沉闷少语的原因吧。
我们的壮举不但没有把水稻“高产卫星”放上天，反而使这颗“卫星”惨重地摔死在地上。“秋后算账”才知道，这块水稻“卫星田”的平均亩产是600斤，还不是饱满的，而是瘪瘦的稻谷。我后来才仔细想了一下，饱满的稻谷出米率为70%左右，这瘪瘦稻谷的出米率能有50%就不错了；就以50%算吧，600斤稻谷可碾出300斤糙米，但这300斤糙米是牺牲周围几十亩稻田才生产出来的；就以30亩计算吧，则平均每亩稻田只生产10斤糙米。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水稻的秧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用种子培育出来的。如果再减去每亩地所用的十几斤饱满的种子，则这块“卫星田”空费了从播种、插秧、田间管理、移栽“放卫星”、收获等农事活动所用去的那么多人工，空耗了肥、水、种子等那么多资源，其产量结果应是负值！
放完了水稻“高产卫星”，已临近冬小麦的播种季节，显然，该是准备放小麦“高产卫星”的时候了。这一次，已不是像放水稻“卫星”那时在层层施压之下的仓促上阵，似乎有十分周密的计划。在学校实验农场选了两亩好地，计划把这土地深翻两米，再一层土、一层肥料相间隔地把两米深的土壤育得肥肥的，然后在上面精心播种经过精选的小麦种子，再覆土耙平，等待它们的发芽出土和茁壮生长。
上述过程的农事活动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说深翻土地吧，不用说那个年代，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先进农具可以直接把土地深翻两米？那时决定采用的方法是把这两亩地的土一层层地挖出来，还要这一层放在一个地方，另一层放在另一个地方，因为这是连普通农民都知道的常识：在深翻土地时，不能乱了土层，要上者仍在上，中者仍居中，下者仍在下，层层保其原来位置。而深翻两米，土层决不止上中下三层，而需要分更多的层。把两亩地两米深的土分很多层挖出来堆放在不同的地方，这工程是何等的浩大！
指挥者决定把全校学生分成三大组，三班倒，每班8小时，日夜奋战。我们班没有直接参加这深翻土地的战斗，是被分工到大明湖畔拉湖泥做“卫星田”肥料的，但我们都很好奇地经常领略那深翻土地的壮观场面：在被深翻挖土与岸上放土的两地之间，拉有一道道粗粗的铅丝，吊在铅丝上的土筐穿梭般的斜刺飞行；但见那红旗迎风招展，大红字的标语牌插立四方；在下面坑内铲土入筐的同学各个骁勇，在坑外把土倒在地上的同学无不奋力，而拉着绳子把土筐从坑下拉到坑外的同学高喊着号子，汗流浃背，头上冒着热气。到了晚上，这场面更为壮观，荧光灯、霓虹灯闪烁一片，宛若银河落到人间；通明的灯火照着同学们热气腾腾的涨红的面庞，一个个龙腾虎跃，人人都干劲冲天，波澜壮阔的热烈场面，连古典小说中所描写的“挑灯夜战，大战三百回合”的场面也显得大为逊色。
我们班虽不是放小麦“高产卫星”的主要劳动力，但去大明湖畔拉湖泥做肥料也十分重要，值的是夜班。大明湖畔距“卫星田”十余里，我们人拉大马车，生龙活虎，健步如飞。那真是跃进的场面，跃进的气氛激起我们无穷的活力。像我这等羸弱的身体，竟也能驾辕掌着载重两千多斤的大马车飞跑；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城市来的女同学，过去从来没干过农活，特别是像“小陆子”这样似乎弱不禁风的人，也能在辕旁拉着车飞也似的。我们八九人拉一辆车，整夜飞奔在大明湖与“卫星田”之间，汗水湿透衣裳却并不觉劳累，一顿饭撑到天亮也不觉饥饿。
那时的运动节奏很快，我们班完成了大明湖拉湖泥任务之后就另有分配了，没能参加小麦“卫星田”下一步的整地播种等工作。但后来知道，高年级的同学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层肥料一层土相间地把两亩土地填平整好，再把精心选好的麦子一颗挨着一颗密密地种上。后来，麦苗密密麻麻齐刷刷绿油油地长了出来，煞是可爱。越过了漫漫冬季，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盼到初夏“喜获丰收”时节，同学们收割小麦上场，实打产量，无独有偶，这块小麦“卫星田”也是平均亩产600斤！不过这块“卫星田”并没有牺牲周围的田地，“卫星田”播种之后，其周围的田仍播种小麦。另外，600斤小麦比600斤稻谷好些；麦粒虽然瘪瘦，但可以连麸皮一起磨成面粉来吃，就是去掉麸皮，麸皮的营养价值也远高于稻糠。到1959、1960年时，我农村老家的亲人们如能吃上麸皮，谢天谢地，那是高级营养品了。
拿现在的眼光来评价1958年的“放卫星”“大跃进”，会觉得那是何等愚蠢可笑，不可思议。但不可忘记那是时代的特征。可以说，那时整个社会狂热了，人们都被激发得豪情满怀，雄心不已。不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青年人，人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青年人更为非凡，报纸上极力鼓舞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干，要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创造出无比辉煌、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那时流行的一个标语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农业上的一个响亮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除了这种舆论的鼓动，还有实际的例证，报纸上先是报道安徽省的小麦亩产3800斤，隔几天爆出湖北省的小麦亩产4000斤，再过几天是河南省的小麦亩产5000斤，还有小男孩笑容可掬地站在卫星田的麦穗上。
4.在疯狂年月里，谁都无法逃脱
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上的重要标志是放“高产卫星”，在工业上则是大炼钢铁。但大炼钢铁不只是钢铁工人们的事，而是一项全民运动。
我没有直接参与大炼钢铁运动，因为那时的“运动”太多了，不可能什么运动都能参加上。但我却真实地领略了大炼钢铁的火热场面，那是因为我们下农村除“四害”时，要经过济南市郊大炼钢铁的阵地。
在创建水稻高产“卫星田”之前，我们参加了除“四害”运动。所谓“四害”就是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们参加的具体行动是除麻雀。先是在学校的校园里，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全体老师包括老教授们，还有老师们的家属，尤其是活跃的小孩子们，家家出动，人人上阵，敲锣打鼓，高喊口号；举着捕虫网的，提着竹篮子（准备盛死麻雀）的，小孩子瞄着弹弓的，挥舞着顶端绑着小红旗的长长木棒的，“十八般兵器”都用上了。校园里一片喧嚣，喊声此起彼伏，偶见一只麻雀飞来，一片喊打，锣鼓喧天，这可怜的麻雀四处飞逃，却无处可落，竟从半空坠下地来，活活累死！我们在校园里这样战斗了几天，麻雀绝迹。然后，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又被派到农村去。因为据想象麻雀一定都飞到了广阔的农村，晚上一定躲在窝里，所以我们受命在吃过晚饭之后，乘车奔赴农村。我们全班驻扎在一个村庄，趁夜分散到各户掏麻雀窝，却一只麻雀也没有逮着。还是我们班长的主意多，他建议去水井里掏。因为济南郊区农村的水井，周壁是用石块砌的，井壁上有许多大缝和小洞，还真的掏了几个，算是全班人奋战一夜的战绩。
掏麻雀窝的成绩虽然不大，沿路观看农村大炼钢铁的场面可真是饱了眼福。我们连夜出发去掏麻雀窝，去的是济南远郊，所经的大炼钢铁场面位于近郊。当我们经过这里时，车水马龙，交通阻塞，我们的车队只能且走且停，这正好让我们欣赏壮阔的大炼钢铁场景。
但见在宽广的一片农田之上，农作物几乎被践踏殆尽，只断断续续地可见一部分田埂边上长着杂草和残留的庄稼。在农田上，代之而起的是林立的炼铁小高炉。这小高炉形似坟丘，但略高略尖，零星散落。与这些小高炉相间的是一个个高大的标语牌，在灯光映照下，标语牌红底黑字分外耀眼。苍茫的夜色里，座座小高炉都冒着长长的黑烟，小高炉周围的人们穿梭般忙碌着，呼喊着。有的在搬运煤炭，有的在料理芦苇草和木柴。我们走在这宏大场面之侧的马路上，行人熙来攘往，夹杂有多辆木制独轮车，车上装载着柴草或土坯。因为道路上太拥挤，我们蜗牛般的行进速度，惹翻了性急的司机，他与一辆装有土坯的手推独轮车擦肩而过，并说了声：“不让路，我让你轱辘朝天看！”车过之后，我们回头张望，独轮车被挤翻在路旁，土坯散乱在路旁和沟里，可怜这推车的农民，又生气又无奈。
虽然只有不到一个钟头的观光，但在我脑海里留下的映像至今仍时时显现。其实我当时什么也不曾想，只是为这波澜壮阔的场景所感染，觉得这就是人间奇迹，“一天等于二十年”。只在那年寒假回家时，哥嫂们也谈到村里大炼钢铁的事，就把天下的事都连在一起了。我问哥嫂们咱村炼钢铁用的是什么矿石，出了多少铁。哥嫂们笑着说，用的“矿石”是各家各户找来的，开始是破铁盆、破锅、废菜刀，不能用的铁锄头、铁锨头，等等。后来这些东西搜完了，就把门铃铛、好的菜刀、洗脸盆也收走了。我问：“这些收走了，怎么切菜，怎么洗脸？”答曰：“切菜几家用一把刀，洗脸改用瓦盆。”我说：“咱家的脸盆不是铜的吗？”答曰：“他们不管是铜是铁，拿去都顶数。”我问：“他们是把收来的这些东西在小高炉里炼了吗？”答曰：“那当然。要不怎么能算大炼钢铁呢？”
大炼钢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们不知是过于天真，还是无知、无奈，他们不认为这需要科学，需要设备，需要原料；认为只要敢想敢干，就没有人间办不到的事情，在用土坯垒成的小高炉里烧着木柴就可以炼出铁来；只要全民大干，有改天换地的气概，中国遍地就会流着铁水！
我们国家的事常常是这样，上面的一句话，就把下面的群众愚弄得六神无主，行为出轨，违背常理。其实，农民们虽然长年种地，不懂得炼钢炼铁，但心里仍然是清楚的，把能使用的铁家具扔进小高炉里再炼，如果真的炼出铁来，还得再打造成新农具，这种回头路不是走得冒傻气吗？何况，从小高炉出来的仍然是那一堆废铜烂铁！
5.大学“跃进”到农村去
1958年实在是“大跃进”之年，“跃进”的事太多了。如果说大炼钢铁，放稻、麦“高产卫星”等属跃进之举，还可以理解，但说山东农学院由济南迁到泰安也属“跃进”，或许现在的人们就不以为然了。要真正认识那迁校属于“大跃进”，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前面说过，1958年毛主席在康生、舒同等的陪同下视察山东农科院，将了该院陈院长和全国农业科学家的军。同一天，毛主席还有一个重要指示：“农业大学办到城市里不是见鬼吗？”登在了报纸上。这话是毛主席对康生说的，所以，康生不仅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奉若至宝，而且见诸行动，当做令箭。这令箭第一次发威，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山东农学院了，你山东农学院办在济南城里不是见鬼吗？康生对毛主席指示的“得力贯彻”，令舒同为首的省委一班领导慌了手脚，当时的山东农学院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你想想，那时贯彻上级领导的指示尚且要雷厉风行，更不用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你当地的亲自指示了。所以不久便作出了决定：将山东农学院全体下放到泰安。
现在的人们会说，泰安不也是市，而且是漂亮的旅游城市，怎么会是农村呢？其实当时的泰安算是一座小山城，人口稀少，市容破烂，和农村一样。它只有一条街道，街道的路面起伏蜿蜒，只中间有石砌的一个窄条可供行走。这坑坑洼洼石砌窄条两边，有流着脏水的两条小“溪流”。街道两旁的茅草房似乎难以遮雨挡风，偶见几排瓦房，亦显得破旧凋敝。也有一些店铺，均门面低矮窄小，没有什么招牌，或者在门框的一个上拐角挂以笤帚、木碗、煎饼等充作招牌，可称为“笤帚店”“木碗店”或“煎饼店”等。店铺门可罗雀，店铺的主人们百无聊赖地站在或坐在门口，穿着农民装束的衣服，犹如置身于“大跃进”之外的世外桃源。
迁校的命令一下，最忙碌的还是我们这些精力充沛的学生。我们参与搬家的动作实在麻利，桌、凳、实验台之类的东西直接装上人力车运往火车站；仪器设备装箱之后再运。仍然是三班倒，一天24小时连轴转。我们班仍然是夜班，拉着车飞奔于学校与火车站之间，劲头儿并不比到大明湖畔拉湖泥时差。让人兴奋的是又加了夜餐，而且可以放开肚皮吃。在距济南200里的泰安火车站与新校址之间，有另一帮同学干着与我们一样的事。想来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是多么可贵，只一个多星期，偌大的一所学校就搬迁完了。
与我们搬至泰安的同时，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搬进了我们的地盘。
无巧不成书，我大学毕业到了宁夏工作之后，恰好有位与我同届的山东大学生物系毕业的，也分到我所在的系，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和他开玩笑说，1958年我们从济南搬到泰安，你们从青岛挤进我们学校，当时我可恨你们了，特别是恨那些提着显微镜、目空一切、面带骄傲笑容的，你当时是否也是这样的？他说：“是啊，你恨我们，我们又恨谁呢？我们离开那么美丽的海滨城市，到你这又土又破的济南市东郊，这种瞎折腾也够令我们心中不平的了。咱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命运一样，应该相惜相怜才是。”
山东农学院是全国农科高等院校第一个迁往农村的。显然，这一壮举在贯彻毛主席指示方面起到了带头和推动作用。此后，全国各农业大学纷纷迁校到农村。南京农业大学迁往江北的新址，江西农学院迁到井冈山麓，与已坐落在那里的为毛主席所赞赏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合并，河南农学院迁往郑州以北曹操当年打猎的地方，浙江农大来了个新花招：与浙江省农科院合并，没出杭州市。但这些学校都留了一手：保留了原来的旧校址。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它们又能纷纷迁回原址，只剩下“领头羊”山东农学院无路可退，在泰山南坡上“啃草”了。
我们迁校到泰安，利用了山城以北泰山脚下泰安地区党校的旧址，原来的红砖红瓦小平房一排比一排高地坐落在泰山南坡上，被用作我们的教室、实验室和宿舍。学校的土路崎岖不平，路旁有山水冲刷所留下的沟溪。走路要小心石子绊脚，还要注意荆棘牵衣。虽然在这里可以呼吸到清爽宜人的新鲜空气，但由于城乡差别所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却让我们难以适应。济南是省会大都市，市民、学生的口粮供应80%是细粮，在济南时学校伙食办得活，把一部分籼米也买来顶了粗粮，这样，只每星期六吃一次粗粮，其余全是大米白面。到了泰安，正好相反，80%是粗粮，20%是细粮。这粗粮已不是济南的玉米、豆子、小米，还包括红薯面和地瓜干。我们常吃红薯面窝窝头和煮熟的地瓜干，吃玉米面窝窝头也算改善生活了。蔬菜和肉食的供应也不能与济南相比。所以我们的伙食在济南是天上，在泰安落到地上。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吓倒我们，我们总算安顿下来开始上课了。其实这不过是把课堂由城市搬到了农村，只要努力，克服困难，照样可以学习。另外，从春天“除四害”捉麻雀开始，夏季放水稻“高产卫星”，入秋放小麦“高产卫星”，迁校下放泰安时，已是深秋季节，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跃进”，心已疲惫，“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我们多么渴望能安静下来从事学生应操守之学业啊！
但事与愿违，我们并没有平静几天，不知是上级的指示，还是学校的自我表现，认为我们下放到泰安还不够农村，不够艰苦，贯彻毛主席指示还不够彻底，于是我们这些学生连同部分教师又分别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们班被下放到曲阜以南的宁阳县，与我班一起下放的还有农学院一院之长，兼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设在山东省益都）所长、全国著名烟草专家陈院长。
6.名不正的下放劳动
按照学校的指示，我们下放到宁阳县的目的和任务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历史前进到1958年，似乎还没有提出“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但山东省先这样做了。要不山东省怎么能与河南、湖北、安徽诸省相互比拼着争当全国“大跃进”的标兵呢？
我们到达宁阳时，已是深秋季节，大田作物多已收获，只留下村边稀疏的几块大白菜地，绿莹莹地展现出一些生气。田地里似乎没有什么活可干，但那是非凡的“大跃进”年代，记得在房东大爷带领下干的第一个活是积肥。我们用镢头把路边带草皮的土刨起，用铁锨将之集成堆，然后用小车拉回村里的场地上堆积起来。这些带草根的土能否肥田姑且不论，“大跃进”么！我们是五更摸黑起来，头一次下地，不知黎明前的寒冷，衣着单薄，肚里空空，冻得直打哆嗦。说来年龄是个宝，年轻就是好。我们抡起镢头拼命干上一番，身上就冒出了热气，直干到日上三竿，才收工回去吃饭。
虽然从春天开始，我们在学校内的各项“跃进”中干的都是体力活，但有一日三餐，能吃得饱饱的。每日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过些日子还能歇上几天。下乡来就不同了，肚子吃不饱，天天干重活，这对我们是严峻的考验。
刚下来时，学校为我们班派了一名炊事员，借了农村两间房子，自己起灶。尽管学生每月有36斤的定量（按轻体力劳动规定标准），但没有什么蔬菜和副食，天天干重活，仍是不够吃的。而且为了适应农村一日两餐的习惯，我们也改为一日两餐。不过那位炊事员十分体贴我们，想办法让我们吃饱。早晨以干粮为主，兼有稀的；晚上以稀为主，少有干的。特别是晚上的玉米面稀粥，不限量，想喝几碗就喝几碗。我们干了一天的活，背痛腰酸，晚饭时聚在一起，总是说笑一番放松自己的筋骨。最好笑的是同学之间喝玉米粥（当地叫“糊涂”）的“比赛”。女同学并不少喝，因为她们同样干的是重活，我和“大王”总开“小陆子”的玩笑：“你喝几碗了？”“五碗，还要喝呢！”“大王”说：“你还是不行，看我，七碗！”那时用的碗不是现在家里用的细瓷绣花小碗，而是粗瓷大碗，如把六七碗粥倒在一起，足有一小盆了。但这绝不会撑坏肚皮，因为一边吃一边说笑，一顿饭吃上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再是干完活十分干渴，需补充大量水分，几碗稀粥既是饭，也是水。
这样欢快的日子让我们度过了严寒而漫长的冬季。晚上有七八碗稀粥垫底，没有烤火条件的屋子再冷、被褥再单薄，年轻人的火力还是顽强地抵御了寒冷的侵袭。幸好学校没有因为下放而取消了寒假，但当过完寒假从家中回到下放点时，情况大变。
1958年将是永垂史册的一年。因为除了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等的一系列“大跃进”，还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全国农村食堂（当时有个说法：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就曾是遍地开花的新生事物。我寒假回家，亲身感受到这新生事物不过是某些大人物们异想天开的共产主义的一个泡影，这将在后面细说。
全国农村从1958年开始大办食堂，大多数省在1960年秋季才开始相继关闭。但我们下放的这个村庄例外。为了延续春节的习俗，村里给各家发了点粮，让各户自己起火数天。但这几天过后，食堂没有再开，原因是夏、秋收季节只顾“大跃进”了，庄稼没有种好，没有管好，更没有收好。各生产队的仓库里并没有存多少粮，这些粮放在食堂里吃，维持不了多少天。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就带了个头，把粮食分到各户，自己起灶，这既解决了食堂难以为继的局面，又鼓励各家节约自救。这个带头人就是我的房东，他是生产队队长，转业军人，上过朝鲜前线，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可能是他身上的这诸多光环让他有恃无恐，作出了逆潮流而动的决定。这个村庄远离县城，地处偏僻，也算“天高皇帝远”了，食堂偷偷解散，顺乎民心，并无人告发，就沿袭下去了。
我们寒假回来，按学校指示，要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被分散到贫农家里吃饭，这样一来，我们才真正尝到了饥饿是什么滋味。因为此时的贫农家里，每月分不了几斤粮，我们带去的每月36斤定量，倒是对各家的接济。但我们要“三同”，不能特殊，不能多吃，每日两餐，稀粥里夹着几片菜叶，几只小胡萝卜，还不能像自己起灶时一喝七八碗，而是喝了两三碗，就不好意思再喝了。饭后不到两小时，肚子空了。那时我们下放的口号是“要抢重活干”，特别是饭前的几小时，肚子里猫咬狗啃，眼前直冒金星，腰带勒紧了再勒。但时间走得真慢，十分钟比一个钟头还难过。好容易到了收工时间，虽能舒一口气，可这沉重的双脚只能不争气地拖着那有气无力的躯体。
在与贫农“同吃”方面我算是同学中最幸运者之一。我和一位女同学被分配到队长家里吃饭，他就是那位顺水推舟解散食堂的共产党员。人很能干，善于组织生产，能发挥每个社员的积极性，什么重活都身先士卒；又对人亲善，老实厚道，我们总亲切地称他为“忠宝哥”。我俩在他家吃饭，他从没有把我们当外人，但也总把好的让我们吃。我俩享受了别的同学享受不到的待遇。每日两餐，房东大嫂掌着我俩的饭碗，一碗刚刚吃完，她就夺过碗去盛下一碗。量上能吃饱，碗里还有硬实的真货：鲁西南农民吃饭的一个习惯是稀粥里煮菜和“呱嗒”，稀的干的盛在大碗里一起吃（原本男人们还要把饭碗端到大街上，蹲到最高处吃，以向人显示吃的是什么）。菜包括白菜叶、胡萝卜等等。“呱嗒”就是玉米面做成的饼，只不过不是烙熟，而是放在玉米粥里煮熟。我俩每日两餐，都可以吃一个“呱嗒”，这是在别家的同学们偶尔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与我在一起的女同学又对我特别关照，经常把自己的“呱嗒”用筷子撮下一块，趁机偷偷扔进我的碗里，这样，我的享受又多了一份。在那个粮食贵如金的年代里，同学这样无私地照顾我，让我无比感动，这件事我至今仍牢记在心，不忘这位同学的恩情。
下放农村劳动期间，我们宁阳点上发生了一件令我无法忘却的大事。时值隆冬季节，鲁西南穷乡僻壤的上空，寒风呼啸，天寒地冻，连庄稼地里的杂草都隐没了踪迹，阵阵寒风卷起的沙土扑在人们身上，使人们本已冻得青灰的脸更增了几分凄凉。就在这天寒地冻的酷冬季节，山东农学院的陈院长也下放到宁阳来了，但他来了一个多月就病倒了。他得的是腰痛病，一连几个晚上，痛得实在难忍，致使他难以顾及院长的身份，痛得无可忍耐地喊叫起来了。与他睡在同一屋子的同学因他的痛喊而揪心，夜不能寐，爬起来问长问短，却一筹莫展，凄凄地只在那里叹气。就这样，他还是硬撑着，等待好转。其实好转是不可能的，陈院长的病因风寒而得。那时住在农村的土房里，屋子里没有烤火条件，晚上睡觉时，就是关严了门，门缝儿老宽，寒风可以穿进门缝直扑人们的被窝。与他同住的有六七位男同学。同学们年轻，晚上也冻得发抖，但可以一个被窝挨着一个被窝地挤在地铺上彼此取暖。他孤单一人，就是把穿的棉衣全都压在被窝上，也抵挡不住隆冬深夜的寒冷。他虽是高干，也与我们吃一样的饭，但不能像我们一样连连大碗喝粥，四十开外的年纪了，晚上肚子里空空的，怎经得起寒冷的侵袭？
我没有与陈院长睡在一个屋子里，听同学们说了这事，心里十分难过。这种难过超乎一般的同情，更出于我对他的特别尊敬，这种尊敬是由一件事开始的。
人们一提起1958年的“大跃进”，往往只想到大炼钢铁、放“高产卫星”什么的，却常常忽视这“大跃进”是十分全面、涉及所有领域的。其中有一项“大跃进”就是大学生编大学教材。这股敢想敢干的跃进之风在春天里刮进我们学校，也刮到我们班上。我是团支部宣教委员，班上的笔杆子，自然被推到前面去。班上成立了教材编写小组，我是头。我想，我们是低年级学生，专业课还没有学，却要去编专业课的教材，脑里空空，两眼摸黑，怎么编啊？我们反复商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找老师，从老师那里搜集资料，然后编写。那时我们对老师是十分尊敬的，社会也没有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把老师当成臭权威来批判的时代。我们要编的第一本教材是农学专业最主要的专业课《作物栽培学》。于是我们拜访了好几位教这门课的老师，拿到了不少资料。陈院长虽然不教这门课程，但是全国著名的烟草专家，烟草在山东省又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因此也决定去找陈院长。
那天，我们五六个同学敲门进到他的办公室，他和蔼可亲地接待了我们，问清了我们的来意之后，笑着对我们说：“编大学教材不是一桩简单的事，有两种类型的人可以从事编写。一种是一边教书一边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富有成果的中、老年教师，他们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科研实践经验。由他们编写出的教材，既有理论水平，又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材的实用价值很高。还有一种类型的教师，虽然没有从事多少科学研究，但在本领域教学多年，富有教学经验，熟悉本学科各种版本教材的长处和不足，能以自己较强的组织才能、写作技巧和逻辑推理的功夫，博采众家之长，推陈出新，编写出具有独创体系和深刻内容的教材。你们刚进大学门不久，青年人对新事物敏感，好学向上，这是可贵的，但摆在你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学好各门功课，将来你们工作之后，也会有条件编写大学教材的。”陈院长侃侃而谈，不时环顾我们的眼神是那样亲切，他和蔼慈祥的教诲使我们眼前一下子亮起来了。他与我们一一握手，没有一丝不屑的神情，满怀期望地把我们送出办公室门口。当我们离开他时，对他的尊敬油然而生，编大学教材的事也就搁下了。
陈院长的病，和由他的病而使我想起这一年春天才发生的上述事情，我惶惑不解：把陈院长下放到农村来干什么？要说为了劳动，陈院长这样的大专家，大知识分子，他的劳动应是提升科学技术，不是拿镢头刨土；要说为了结合专业调查研究，这宁阳县不是烟草产地，我们下放的村里没种一棵烟草。只能说1958年是疯狂的年月，狂风可以无情地把人卷到他并不想去的地方。陈院长病得不得不回学校，并住进了医院，据说几个月的时间才把他的病治好。
陈院长躺在医院里治病的几个月里，正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春季，如果他不离开这里，将是对他身体更为严重的摧残。农民们家里没有了粮食，张着口向生产队要，像忠宝哥这样好心肠的生产队队长，只能干着急，没有一点办法。大多同学吃的饭比冬天时更稀了。当然我仍然是幸运的，每天仍有“呱嗒”可吃，只是比冬天时的小了些。尽管吃得越来越差，但我们干活的劲头没有减弱。春天，农民照例要往地里运粪，准备播种庄稼。送粪时用的是和胶东一样的木制独轮车。但前面拉车的不是毛驴，而是两位同学。我的身体在班里属中等偏下，熬到这灾难深重的1959年春天，也已瘦骨嶙峋。但在潜意识里，我认为自己比别的同学吃得好，每天能多吃一两个“呱嗒”，我应该多出力，所以我总是抢先担当掌车的任务。实在太累时，才由别的同学替换一下。我能够掌握推独轮车这种费体力的高技术活，说明我已达到真正的农民水平。达此水平，农村里再没有什么农活可以难倒我了。
日子再苦再长也有尽头，我们与农民的共同劳动，迎来了即将收获的果实。初夏6月，金色的麦浪无边无际。我们站在田头，抬眼远眺，神思和麦浪一样的荡漾，高兴得让我们灰土般瘦黄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润，喜悦的心情像麦穗一样金光灿烂。啊！真没白费力气啊，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正当我们望着麦浪兴叹的时候，传来学校让我们回校上课的命令。上课？一年多来我们对于上课记忆生疏，近乎忘却了，可我们毕竟是大学生啊，应该回校学习科学知识，但对这撒下劳动汗水的地方却十分留恋。留恋这虽曾荒秃，现在却一片丰收景象的大地，留恋这里勤劳朴实的农民，留恋与我们朝夕相处、亲如家人的房东大娘、大爷和大哥大嫂，留恋这里的年轻朋友，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当村里人得知我们要走时，留恋我们的情怀同样凝重。他们难分难舍的心情凝聚成一种愿望：要让我们亲口尝一尝自己的劳动果实。我的房东——一队之长忠宝哥果断决定赶打第一场小麦，先分给每家几十斤。那时农村，磨小麦面粉用的是石头磨。这下子村里的几架石头磨可派上用场了，一家接着一家，都磨出了雪白的面粉。
鲁西南吃的白面饼很特别，面粉不经发酵，只把和好的面团擀成很薄的饼，薄到一斤面粉可以擀出16张盆口大的饼，这样薄的饼在平底饼锅上一反一正，很快就烙好了。我的房东大嫂忙活了一早上，烙好了厚厚的一摞饼，还不知从哪里买了点猪肉，做了一道猪肉烩菜。这是我们下乡8个月来第一次吃白面，也是第一次吃肉。我嚼着香气浓郁的白面饼，间或吃一块带皮的肥肉，仿佛是第一次享受人间的美食。这次可真真实实地吃了一顿饱饭。一张饼还没有吃完，房东大嫂就塞给我下一张，还不时地给我夹一块肉。这肉真香，当你嚼着它，油滑的浓汁从牙缝里溅出来时，浓郁了整个口腔，仿佛也溅到了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末梢。肉虽不多，可鲁迅不是说“物以稀为贵”吗？是啊，贵就贵在只有这几块！这是8个月来最好的一顿饭，也是8个月来在宁阳吃的最后一顿饭。吃完了饭，我们就要把行李扔上大卡车返回学校了。农村里有句俗话说：“老母猪记得百年的糠，啪嗒啪嗒嘴还香。”我至今还记得在宁阳的这一顿饭，“啪嗒啪嗒嘴还香”。
当我们吃完了饭，向村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上集中时，村里各家各户的乡亲们都来到了街上。大娘和大嫂拉着同学们的手依依不舍，小伙子和男同学互留联系地址，姑娘们紧紧拉着女同学的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的房东大嫂“大兄弟”“大妹子”喊个不停，叮嘱我们回去后要马上来信。我们大多同学已经爬上了大卡车，我去催促最后的几位同学时，他们正与房东大嫂难舍难离地抹着眼泪。我们与农民一起8个月的劳动，让大地喜获丰收，更让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感情。我们就要带着这丰硕的收获上路了。当汽车马达爆出了无情的轰鸣，当汽车扬起的尘土飘然洒向送别我们的乡亲时，在我们的身后，没有像现今社会那种锣鼓喧天的虚套子，更没有让人觉得俗气的那种挥舞彩旗或鲜花的华而不实，只有站在路两旁的乡亲们的凄凄惨惨的脸，只有他们悲伤的眼神和有气无力的招手。
几年之后，我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多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管你心里多么地热爱祖国，为国效忠，你总是不可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可是，我在念大学期间下放劳动的这8个月算什么呢？且不说我当时还不够知识分子的衔，而从思想感情上，我们与贫下中农之间也没有距离，本就是一脉相连的，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只能彼此怜悯，相互学习，不存在谁教育谁的事。我那些城里来的同学，也都来自平民之家，谁也没有认为自己高出农民一等。我们从农民乡亲那里收获的那份感情，不是接受他们再教育的结果，而是与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