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显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凝聚人心。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帝国，不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帝国。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会，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会。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而历史学家弗格森则说，真正的冲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人们真正的敌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个人群。穆斯林最大的敌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以来势如水火。让中东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这里不仅仅有穆斯林，还有大量的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基督徒、景教教徒、叙利亚东正教徒、马龙派教徒、基督一性派、撒玛利人、犹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纠葛，加上种族之间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谐相处的社会、邻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残片。伊拉克美国使馆的一名什叶派女雇员说：“我都不敢跟我妈妈一起看电视，她是个逊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坏消息，都要抱怨是因为什叶派在政府里当权。”
民族主义可能是西方国家带给中东的“最好的礼物”，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种族的“百衲衣”。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民族国家，首先是因为欧洲的各个民族已经相对成型，聚居而生。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如果你走出几十千米甚至更远，你看到的人们还是和你长相一样，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是在中东，你不用走出几十千米，很可能你的邻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样。没有所谓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过去是指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和宗教信仰。但传统的中东社会，有种族的不同，却没有民族主义。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温麦”即信众共同体才是穆斯林唯一效忠的对象。无论民族、语言、文化，所有的虔诚穆斯林都应被视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激发了中东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专制者统治的时候，民族之间的矛盾反而有所缓解。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率一直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后，仇恨反而被释放出来。2005年伊拉克选举中，92%的选民关注的是种族间的差异和矛盾。就连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国的两难选择：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势必要融合境内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国家，这又违背了当初的建国初衷。
石油使得中东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东的石油开采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国公司，即所谓的“七姐妹”手中。中东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石油国有化，并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提高油价。1972年油价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经涨到12美元一桶。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中东的政治。萨达姆当年是伊拉克政坛的第二号人物，但正是由于他主持石油国有化，才势力暴涨，终于取代了当时国内头号人物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Ahmad Hasan alBakr），成为伊拉克总统。凡是富有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均无意推动民主化。由于控制了石油资源，中东国家不必要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石油公司，而其财务报表从未对外披露。如果国内的公众有不满的意见，产油国家不是厉行改革，而是通过提高福利的办法，平息大家的怨气。由于手中有钱，产油国家也会大量在军队上投资。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阿拉伯之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能够依然岿然不动。即使像伊拉克这样，在外力的干预下推翻了原有的专制政权，新上台的领导人，即使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也未必会推行民主制度。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京，均是在油价上涨时期，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强权统治。而产油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么是在油价低迷的时候，要么是其国内的石油资源开发殆尽，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
中东本来是一辆缓慢行驶的列车，突然被一个粗心又自负的扳道工改变了方向，从此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轨道，但隔着深谷激流，无法到达西方政治的彼岸。这辆列车，一头扎进了沉沉的雾霭，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政治残局
一个错误跟着另外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引发了更多个错误。于是，中东政治成了不治之症。由于西方国家的不断搅局，和平的幻梦一再破灭，繁荣的前景遥遥无期，中东政治是一盘无人能够破解的残局。
在冷战时期，中东的政局就已经险象丛生，但却总能化险为夷。1967年以色列发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袭。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每次打完仗，双方就会回到谈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戏剧性地飞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来和谈。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63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为人质，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质都被释放，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和解。这一时期的中东政治犹如游乐场中的过山车，一会儿，你觉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轨道，一会儿，你觉得好像马上要撞上地面，但实际上却有惊无险，你被安全带紧紧地绑在座位上，游乐园的管理员定期会检查各项安全装置。无论形势看起来多么恶劣，这一时期中东的政治走势，更多的是由外部的两个霸权国家操纵的。美国和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在中东争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势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两个老大总会心照不宣地各自退让。
在专制统治时期，中东的政局也能较为稳定，社会也在缓慢地走向现代化。中东有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半封建式的政体，世袭的王室成员统治着整个国家。伊朗在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一个神权政体，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称号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学家。除了这些政体，在中东经常能遇到的是强权领导人的统治。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从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大多来自军方，上台之后大权独握，而且不肯放手，几乎都是终身统治。乍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却是相对开明和现代化的。在所有学习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军队的反应速度最快。军队是中东各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专制者统治时期，往往会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励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但为什么“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会摧枯拉朽一般地导致一系列专制者下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专制者在位时间太长，已经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这就激发了潜在竞争者的无限遐想。专制者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还是给自己的部下？如果是传给儿子，会传给哪个儿子呢？如果是传给部下，会是哪个部下呢？这种猜疑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罅隙，才使得街头的民主运动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威力。
中东曾经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发展。那就是在冷战之后。当时，如果美国想要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在武备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苏联自己已经陷入危机，这才使美国可以独断专行，从中亚抽调兵力，迅速击溃伊拉克。在这之前，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这两个地方小霸主的实力。“沙漠风暴”行动像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美国在中东大规模部署兵力。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对当地的潜在冲突具有绝对的威慑力。在和平谈判方面，由于美国的协调和斡旋，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转机好像就在眼前。
然而，希望很快成为泡影。2001年美国遇到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小布什总统随后在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据称是要摧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错误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没有找到，“自由”和“民主”也没有在伊拉克建立起来。相反，中东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扩大。国际恐怖主义也没有被肃清，反美的情绪空前高涨。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中东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新时期。
第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贸然干预利比亚内战，西方国家不断对叙利亚施加制裁压力，美国和伊朗之间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由于美国有强大的军事优势，面对任何一个中东的敌手，美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敌人，让它们的军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战场上的胜利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战后重建带来的巨大成本会把美国拖入一个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