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所以，我们做生意、成事业，要把“义”放在第一位。
以仁德之心做生意
胡雪岩做生意既善于出奇招，又坚决地稳住根本。他所认为的根本就是服务于世人，以仁德之心做生意。只要这个根本稳住了，任他风吹浪打，大局也就始终控揽在自己手心里。
胡雪岩在他的“胡庆余堂”创业之始，投入运作的第一步，想到的就是做名气。为了做名气，他又以“仁”为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多卖乱世当口急需的救命药，对买不起药的人，免费奉送。第二，为军中提供只收成本的捐助型药品，比如“诸葛行军散”之类。他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自己创出一块牌子。胡雪岩这一举措来自一个发生在雍正年间的故事受到的启发。
雍正年间，京城里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药店。这家药店制药选料特别地道，连雍正皇帝也很相信他们的药，让他们承揽了为宫中“御药房”供应药品的全部生意。有一年恰逢辰戌丑未大比之年，会试在三月里，称为“春闱”。由于前一年是个暖冬，没下多少雪，一开春又气候反常，导致春疫流行。赶考举子病倒很多，有能够坚持的，也多是胃口不开，萎靡不振。古时科场号舍极其狭小，人在里面站起来立不直身子，坐下去伸不直双腿，而且一连三场考试不能出闱，体格稍差就支持不住，何况精神不爽的人？
根据这一年的情况，这家药店抓紧配制了一种专治时气的药散，并托内务大臣奏报雍正皇帝，说是愿意将此药散奉送每一个入闱举子，让他们带入闱中，以备不时之需。雍正皇帝本来就有些为当年会试能否顺利进行担心，有此好事，自然大为嘉许。于是这家药店派专人守在贡院门口，赶考举子入闱之时，不等他们开口，就在他们的考篮里放上一包药散。这些药散的包封纸印得十分考究，上有“奉旨”字样，而且随药包另附一张“方单”，把自己药店有名的丸散膏丹都刻印在上面。
结果，一半是这家药店的药好，一半也是这些赶考举子的运气好，这一年入闱举子中报病号中途出场的，人数大大减少。这一来，出闱的举子，不管中与不中，都上这家药店买药。更重要的，由此一举，也让这些来自各省的举子把这家药店的名声带到各地，使天下十八省，远至云南、贵州，都知道了京城里的这家药店，这家药店的生意一下子就兴隆起来。
这家药店只用了少数的一点本钱，就大大地扩大了店铺的名声，不可谓不高明。
胡雪岩同样是开药店，但是他的做法更加复杂而且技高一筹。首先，他是从人道主义、从“仁”字出发的。
在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社会动荡，百姓常常背井离乡，流离颠沛，因而瘟疫、病患常常是防不胜防。而此类之百姓又常常是贫寒之民，无钱治病。基于此，胡雪岩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那个时候，南京已经被太平军打下，清廷派重兵驻扎南京外围，称为“江南大营”。各路百姓则是颠沛流离，四处奔逃。打仗自有死伤，逃难自有瘟疫，军民两方面都是需药应急，药材生意自然看好。
胡雪岩点子多，马上就心生一计，他的计策是：准备大量应急药材，赠予江南大营，施予逃难黎民。这些药材并不昂贵，也无非是“诸葛行军散”之类的普及性小东西。以今天标准来看，大概也就是风油精、消炎粉、云南白药之类的成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派人去购买原材料，招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左宗棠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胡雪岩的仁举换来了封疆大吏左宗棠的一句盛赞，而这一句盛赞，对于借助官场势力的商人来说，就更加博得了众人对之的信任与支持。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应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然而，胡雪岩广施小惠，得到的利益却是不可估量的。
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就施舍对象而言，不论是清廷官兵，或是逃难百姓，无论如何，总是得到免费药品，对健康总是有所助益；就胡雪岩而言，经由赠送药品，“胡庆余堂”的名声得以远播，声名传开之后，就可以和清军粮台打交道，建立正式的官方销售渠道，把药材卖到军队里去。这样的生意，说实在的，真是一辈子吃不完。胡雪岩这一招，真称得上是“一石二鸟”，既做好事，又做生意。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但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无论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往往又是大慈善家，他们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可。所以说，“仁”也是胡氏商法的重要精髓，是胡雪岩从商的大智慧之一。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有慈善心，肯施惠于广大群众”，才能树立起生意人的形象，才能给自己带来较好的利润。因此，可以说，胡雪岩的“仁”是他取财的正道之一。
善举与财路相呼应
善，没有纯粹与不纯粹之分，只要事实上达到了善的效果，能让善为自己的生意服务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产品能否在市场上畅销，要看消费者对它的认知程度。知名度提高了，对产品的销售就会起到带动作用。而能让消费者认可一家企业，莫过于行善举来打动消费者了。
“面带一分善，生意跑勿了。”对于商人来说，要行善举树立形象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还要花的是时候，是地方。“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胡雪岩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
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对于行善做好事，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并且都是些有利于平民百姓的很实在的好事。
在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百多年以前，杭州湾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飞奔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10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一百年。”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仲德药店就设在望江门大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寺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地利”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上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的，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大，江上风浪也大，容易出险。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码头“搬过来”，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仲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真可谓是“一石三鸟”之举。
当然，胡雪岩开设义渡也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仲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
但是，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渡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江时替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即使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不仅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又便利于“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胡雪岩为了博得名声，如此地散财施善，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人将本求利，一分钱的用度总是有一分利的回报才是正理，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连刀口上的血都敢舔。”而且“千来百来，赔来买卖不来”。散财施善，分文不取，用自己从刀口上“舔”来的血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名声，何苦来哉！如胡雪岩把赚来的钱拿去做好事、善事，实际上为许多生意人所不为。
其实，胡雪岩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正显示了他超出一般人的见识和眼光。他做好事，无疑有他的行善求名，以名得利的功利目的，比如他自己就说过：“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胡雪岩做好事，也的确并不是与自己的生意一点联系都没有。胡雪岩扬了名，等于是无形之中扩大了胡庆余堂的市场，此为“以逸待劳”。
从做生意的角度看，生意人有了钱想着去做点助穷济困的好事，其实也是为自己更好地做生意创造条件，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陷入饥寒，落入困顿的人得到某种必要的救助，起码起到了一定的安定社会、平静市面的作用，为自己的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跟胡雪岩学做事之道
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对于行善做好事，是能做就做，而且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决不吝啬。行善做好事，能赚得人心，这样，做生意就更方便了。
富而有德
富与德完全可以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像胡雪岩这样富有的人不多，像胡雪岩这样不计成本地回馈社会，乐善好施的人更少。这是因为胡雪岩把行善作为自己的追求，作为自己做人的根本。
胡雪岩发迹于杭州，对杭州城的一土一木，都极具感情。他花大把银子买了10万石白米，筹措10万两白银赈济攻城湘军，换取杭州满城百姓的平安，这正是他“富不忘本”的表现，两百年来，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第二个类似的例子。
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种满足感。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借重的人物，他经理了赈抚局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殓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从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淤泥。贫穷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步在泥沙中踉跄而行，时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捐资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此举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一万两。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举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署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递禀，告发廖子成之死是因为张广川集乱民戕害所致。结果，京城来了谕旨，着浙江巡抚查问。行文传到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处，吓得他挽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获免。
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