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此外教尔之事，则详于寄寅皆先生看读写作一缄中矣。此谕。
十月十四日
在这封家书里，曾国藩对自己缺乏有恒之态，进行了检讨，认为“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曾国藩将自己没有恒心作为了反面教材，让儿子不要效仿。
世界上没有不通的路。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你往东走，还是往西行，只要坚持走下去，都可以达到目的。相信自己能够闯出成功，往往就能成功，成功的决心往往就是成功本身。
但是，很多人会问：“走到悬崖绝壁怎么办？”其实，即使走到悬崖绝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既然有崖，必定有谷，悬崖绝壁挡住了路，迂回一下总还是可以过去的。
人天生就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惰性，所以在干什么事时常常会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当他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和挫折时，便会灰心丧气和畏缩不前。这也和走路行进一样，大多数人都愿意走平坦的下坡路，而不喜欢艰难的上坡路。这也是人之所以常常见了困难绕着走的深层原因。
许多人之所以没有收获，主要原因就是在最需要下大力气，花大工夫，毫不懈怠地坚持下去时，他却停止了努力，千里之行，弃于脚下，成功从此与他无缘了。
亨利·毕克斯·特恩出生在威斯特麦兰郡的克拜伦德尔地区，父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亨利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只是准备继承父业。在爱丁堡求学期间，他对医生研究专心致志，从不动摇，周围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坚韧刻苦。当他回到家乡，积极从事实践活动。
随着时间的变化，他对这门职业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对眼前小镇的闭塞与落后也日益不满。这时，他对生理学发生了兴趣，并有了自己的思考，十分渴望进一步提高自己。
父亲完全赞成亨利本人的愿望，于是把他送到了剑桥大学，让他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大学进一步深造。不幸的是，过分地用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为了恢复健康，作为一个医生，他接受了一项职务——去活德奥克斯福德当一位旅行医生。在此期间，他掌握了意大利语，并对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医学的兴趣反而越来越淡。很快，他就坚决地放弃了医学，决心攻读其他学科的学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获得了当年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
毕业之后，他未能如愿进入军界，只得进人律师界。但作为一位刚刚毕业的学生；他进了内殿法学协会，拿出以往学习的劲头，刻苦地钻研法律。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对我说：‘你一定会成功——以你这非凡的毅力。’尽管我不明白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我敢相信：只要我用心去干一件事，我是决不会失败的。”
28岁那年，他被招聘进入律师界，但生活的道路要靠自己去开辟。这时他经济十分拮据。主要靠朋友们的捐赠过日子。他潜心研究和等待了多年，但还是没有生意。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他不得不在各方面省吃俭用，不要说娱乐，就是连最必需的衣服、食物他都已紧缩到不能再紧缩的地步。他写信给家里，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能再坚持多久，他自己都怀疑能否等到开业的机会。
3年时间一晃而过，他苦苦地等待地仍然没有结果。“律师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他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他再也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了。他想放弃这里的一切回到剑桥去，在那里他相信自己能找到谋生的办法。家人和朋友给他寄来了一小笔汇款，鼓励他不要灰心。亨利又挺了一段日子，生意终于慢慢来了。他在办一些小案子时表现很好，很守信用，于是他的工作渐渐有了起色。人们开始把一些大宗案子交给他办。
亨利是一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人，当然，他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提高自己的机会。他数年的孜孜追求终于迎来了丰收的一天。几年之后，他不仅不需要家里的帮助，而且可以还一些旧债。乌云终于散去，好运光临头顶。亨利·毕克斯特恩的大名意味着荣誉、财富和才华。他终于成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主事官，以蓝格德尔贵族的身份坐在上议院之中。
人会不会闯世，关键就是看在困难面前能不能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弃。那些具有非凡毅力、顽强意志的人，凭着自己不屈不挠的执着追求，一定会闯出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许多人干什么事，起初都能够付诸行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度的增加以及气力的耗费，大多数人便从思想上开始产生松劲和畏难情绪，接着便停滞不前以至退避三舍，最后放弃了努力。
做事不求速、不求全
沅弟左右：
接二十三日来信，三日未答，因日内事多也。昨廿九夜忽接春霆信，知溧水失守，王可升不战而溃，殊为骇异。新军之不可恃如此！
弟处七瓮桥、孝陵卫诸营尤为吃重。新营太多，余实不放心。留丁泗滨二营水师，调志字五营陆师，皆已照准咨复。志营万不可恃，虽有五营，弟视之如无一营可也。
神策、太平二门断不可合围。人以收全功求速效望于弟，吾所望者一稳字而已，不求速不求全也。
头批火药已到否？二批昨已起解。途次尚有二十四万饷银，不知何以久不到此，到即先尽弟处。与吾事，余有一咨两信，皆作活动之词，只要厚庵不苛求，此事甚为易了。皇上不许厚庵假，旋而赏其亲人参四两，真殊恩也。即问近好。
国藩手草，十二月初一日
在给其弟出谋划策的时候，曾国藩阐述了自己的战略主张——“吾所望者一稳字而已，不求速不求全也。”他认为，能打胜德彰一定要稳中求生，不可强求速度与规模上大胜。他告诫其弟做事“欲速”往往“不达”。
“急功近利”也是这个道理。因此，做任何事情，不能一味的图快，否则简单地追求快，就难免马虎潦草，甚至造成错误损失，不但快不了，反而更费事。
一个人一生不会风平浪静，总会有坑坑洼洼。遇到紧急又难以处理的事情，怎样对待？曾国藩开出一个“缓”字诀。缓即从容之谓。
1853年11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他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拒不应命，清廷再催，他便再推，一直推到1853年12月，曾国藩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咸丰皇帝发了火，发下一纸朱批，狠狠地骂了一顿：
“……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是曾国藩一生一世，凛于“天威可畏”，遇事“恭慎谦抑”，戒慎戒惧，唯恐“身败名裂”的由来。
但是，曾国藩在遇到为难之事，还总是以“缓”字为应付的秘诀。
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却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并且接连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此次对于清政府的调遣，曾国藩态度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政府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万难之中，还是只有用“缓”字应之。因此，他上奏推辞道：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他，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薪、黄，400里之内，以钦差一人革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
曾国藩以自己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为借口，拒绝北援，同时又不温不火，以钦差三人不宜聚在一起，借以讽刺不懂兵法，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和官文，四百里内大军云集，却奈何不得一支捻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道：“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捻军声势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逼津京。清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全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此一结果，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须以“缓”字应之。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在经历了这诸多政治变故后；日益变得心灰意冷，在曾国荃的复出问题上，颇能反应他此时的心境。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沉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竟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装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指挥上做到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购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做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4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兵，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道：
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綰兵符，自知将致债事而不预为一区。
以“不敢久綰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尽管他向清廷-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拖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活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1865年5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20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月18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缓”字的处世秘诀解救了曾国藩，给了他以应付事态的时机，而更关键的是在曾国藩会“缓”，缓的自然，缓的似乎情有可原。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我们做事的原则应该是在稳妥的基础上图快，而不应在快的基础上图稳，侧重点不同，效果也不同。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事情才能保质保量，没有返工之忧。
以勤字报君，以爱民报亲
沅季弟左右：
兄膺此巨任，深以为俱！若如陆阿二公之道辙，则贻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民侮，祸福倚伏之几，意不知何者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以爱民二字书报吾亲，才识平常，断难立功，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少分宵旰之忧，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积累，自我一人耗尽，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两弟以为在否？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