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信后的第二天，我父亲去看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他的出访让我很高兴，我想，他离开了家就离开了危险，可我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少校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让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那一带有很多。他的头骨跌碎了，不省人事。”“我匆忙跑去看他，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离开了人世。显然，他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时，由于不熟悉乡间的道路，白垩坑又没栏杆遮挡，所以，验尸官很果断地认为这是‘意外致死’。我仔细而又谨慎地检查与他的死有关的事情，但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抢劫事件发生，也没有人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可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敢断定：这一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的卑鄙的阴谋。”
“我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继承了遗产。您可能奇怪我怎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些事情引起的，所以不管在哪里，祸事都会同样紧紧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1885年1月遭遇不幸的，到现在有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我甚至想：灾祸已经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尚早。昨天早上，灾祸又来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的经历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到桌旁后，他把五个又干又小的橘核摇落在桌上。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还是这几个字：‘K.K.K.’，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道。“没有。”
“没有？”“老实说，”他低着头，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束手无策。我觉得自己像面对着一条毒蛇的可怜的兔子。我好像陷入了不可抗拒的、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中，而这魔爪是谁也防范不了的。”
“不，不！”福尔摩斯嚷道，“你得采取行动啊，先生，不然您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起来外，没什么可以挽救您的了。您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找过警察了。”“哦！”
“可他们听我说完后，只是笑了一下。我想他们都固执地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诚如验尸官所说，完全是意外事故。所以不能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块。”
福尔摩斯挥起拳头吼着：“他们可真愚蠢！”“可他们派了一个警察和我一同住在我家里。”“他今晚和您一起出来了吗？”“没有，他奉命只待在房子里。”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那么，您为什么来找我？”他叫道，“真让人气愤，您为什么一开始不找我？”“我不知道啊。直到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您接到信后过了整整两天了，我们应该马上采取行动。我想除了那些您已给我提供的情节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对我们有用的，带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褪了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还记得，”他说，“那天，我伯父烧毁文件时，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尽的文件的纸边就是这种颜色的。我在伯父屋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想它肯定是从一叠纸中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烧掉。纸上只提到了橘核，恐怕它对我们没多大帮助。它可能是我伯父日记中的一页。”
福尔摩斯把灯移了一下，我们弯下腰仔细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面写有“1869年3月”的字样，下面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
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七日：把橘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着把那张纸叠好还给了客人，“您现在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了，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得立即回家开始行动。”
“我该做些什么呢？”“您只要做一件事，而且得立即去做。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而且还得放一张便条，说明文件都被您伯父毁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然后，您必须马上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那样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
“您先别想着报仇，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达到报仇的目的，既然他们早有预谋，我们也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您迫在眉睫的威胁给消除掉，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把雨衣穿上，“您让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我一定按您所说的去做。”
“您必须抓紧。而且，您首先得照顾好自己。我想，有一种危险正逼近。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坐火车回去。”“现在九点钟不到，街上还有人，所以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还是多加小心才好。”“我带了武器。”“那就好了，明天我就开始办您的案子。”“那么，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子的关键在伦敦，我要在伦敦寻找线索。”“那么，我过一两天再来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一一去做。”他和我们握手告别。屋外依旧是狂风呼啸，瓢泼的大雨不停敲打着窗户。这个离奇、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吹到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给卷走了。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地坐着，身体前倾，一动不动地盯着壁炉里红彤彤的火焰。过了一会儿，他又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一个一个的蓝色烟圈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没有比这更稀奇古怪的案子了。”他终于做了这么一个判断。
“‘四签名’一案除外。”“对，除此之外，就数它离奇了。但我想，这个约翰·奥彭肖面临着的危险比舒尔托的更大。”“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不是有了些明确的认识？”
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了。”他回答说。“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K.K.K.是谁？他为什么要不停地纠缠这个不幸的家庭呢？”福尔摩斯眯上了眼睛，两肘在椅子的扶手上靠着，指尖并在一起。“通常，一个理想的推理家，”他说道，“一旦有人提供了事实的一方面后，他就能从这一方面不断推出这个事实的其他方面，而且还能推断出将要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就像生物学家居维叶凭一块骨头就能准确地描绘出一个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推理家，既然了解了事件中的一个环节，就应该能推断出前前后后所有的环节。我们还没有掌握只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只有研究才能解决问题，单凭直觉做事的人肯定会失败的。不过，要使推理艺术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推理家必须得善于利用他自己了解的全部事实。你是知道的，推理家得掌握一切知识，而这一点，即使是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也还是一种很难得的成就。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有用的全部知识，倒也不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一直在努力。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认识不久的时候，你有一次曾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对，”我不禁笑了起来，“那是一张很有趣的记录表。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打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伦敦方圆五十英里的泥迹而言，算是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对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的了解，无与伦比；是小提琴演奏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我没记错吧。”
福尔摩斯听到后面那一项，嘻嘻地笑了。“嗯，”他说，“就像我过去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应该给自己的脑袋里面装满他可能用得着的一切东西。其余的东西可以在书房里放着，需要时再去取。现在，为了今晚的这宗案件，我们得把一切资料集中起来。麻烦你把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K’字部的那一册取出给我。谢谢，让我们考虑考虑，看能不能从中推断出什么。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肖上校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是不会随便改变全部生活习惯的，更不会心甘情愿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寂寞的乡村生活的。他对在英国的孤独生活那么喜爱，这表明他惧怕着什么，因此我们不妨作出一个有用的假设，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而被迫离开美国的。至于他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凭他和他的两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几封信上的邮戳？”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准确地说是从伦敦东区寄出的。你能由此推出什么来呢？”
“这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可能在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