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代顿后，兄弟俩设计了安装新型发动机的“飞行者”2号，并在1904年5月制造完毕。“飞行者”2号共进行了105次试飞，最长的持续飞行超过了5分钟，飞行距离4.4公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急转弯过程中，“飞行者”2号操纵不灵，因而造成失速并失去操纵。
在这一年的冬季，兄弟俩制造了“飞行者”3号，进行了近50次飞行。为了解决转弯时失速的问题，他们把用手操纵机翼和方向舵的钢索分隔开来，这样既可同时操纵机翼和方向舵，也可单独操纵其中的一个，能取得理想的机翼扭曲和方向舵的转动。经过这次改进后，“飞行者”3号便完全能进行机动飞行，能倾斜、转弯，并能不费力地做圆圈和8字飞行。1905年10月5日，由威尔伯驾驶进行了一次最长时间的飞行，持续38分钟，飞了38.6公里。
这些试飞的最终结果就是，仍然没有引起新闻界的真正重视。虽然莱特兄弟邀请了记者观看第一次试飞，但由于天气不好和发动机出了故障未能飞成，因此被邀的记者们拂袖而去，认为这全是白白浪费时间。结果，当世界仍普遍对这些飞行一无所知的时候，当地农夫对“飞行者”飞过头顶发出的声音却已习以为常，以致他们连抬头看都不看——这时，某些权威人士却仍坚持说：机械飞行是不可能的！
莱特兄弟确信“飞行器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他们于1908年8月8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表演。在随后的数天内，他们又进行了一些飞行，后来在附近的奥尔营练兵场又飞了100次。
这次飞行成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并备受赞扬。“飞行者”不仅打破了当时所有飞机的各项记录，而且还表明莱特兄弟已经研制出一种能爬高、倾斜、转弯，并能进行平稳的圆圈和8字飞行的飞机。这架飞机和莱特兄弟的飞行技术，都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在这方面的成就。
莱特兄弟在航空史上筑起了一座丰碑。
三、悠悠华夏，成就辉煌
1.宇宙天书：中国已谈了几千年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我们中华儿女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实测资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天文观测、宇宙理论、天文仪器和历法等方面，都对世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古代天文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到战国秦汉时期已形成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的完整体系。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部分，它不仅是计算月亮的朔望、确定月份的大小和闰月的安置、推算节气的时间间隔等编制日历的工作，而且还包括预告日月食和计算行星的位置等许多内容，与编算现代的天文年历很相似。
天象观测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又一项主要内容，它包括天象观测的仪器、方法和记录。我国古代的主要天文观测仪器是“浑仪”。记录观测数据使用的度数，在明末以前一直是将整个圆周分为365又1/4度，这与受古代巴比伦影响的各国都采用360°制有所不同。两千多年来，我国保存下来的有关日食、月食、月掩星、太阳黑子、流星、彗星、新星等的丰富记录，至今还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春秋时代开始，我国已有相当完整的日食记录，其中载入正史的就有916条。古代日食记录很可能保存着古人发现太阳外层大气的宝贵信息，由此又可以推测当时太阳活动的盛衰。古代日食记录，还可以用于探讨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以及推断某些古代历史事件发生的确切年代等。
今天举世公认最早的太阳黑子纪事也在中国。例如，《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公元前28年的某一天，“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把这个大黑子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说得清清楚楚。从汉代到明代的1600多年间，我国关于黑子的记录多达100余次。相比之下，欧洲人关于墨子的最早记录是在公元807年，而且当时还被误认为是水星凌日。直到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以后，欧洲人才正式确认太阳上面有黑子。因此，要研究早先太阳活动的情况，必须依据我国古代的资料。
我国古代的彗星记录，至今依然焕发着夺目的光辉。例如，《春秋》记录了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就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从那以后，哈雷彗星每次出现，我国都有详细记载。我国历代的各种彗星记载，至清末共达500次以上。有一位法国天文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经过广泛的研究，最后断定：“彗星记载最好的，当推中国。”
我国古代还有好几百次流星观测记录。例如，《春秋》记载鲁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说的是那天半夜，陨落的流星多得就像下雨一样。这正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有的记载非常详细，包括流星的数目、颜色、亮度、声响、出现和消失的时刻和方位、持续的时间等。它们为研究流星群的周期和轨道变化、查明流星群和彗星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我国从商代到17世纪末，史书上共记载了30颗左右的新星和超新星，其中约有12颗是超新星。这在世界上又堪称绝无仅有。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1054年出现在金牛座星附近的那颗超新星，20世纪的天文学家证实了蟹状星云就是那颗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各国天文学家为了探讨银河系中的射电源和历史上的超新星的关系，详细研究了我国古代的新星和超新星记录。结果表明，上述12次超新星记录中，至少有7次与今天观测到的射电源有关，从而再次显示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巨大价值。
我国古代的天文仪器也曾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例如，最简单、最古老的一种仪器叫“圭表”，它包括两个部分：直立在地上的标柱称为“表”，沿南北方向平放的尺称为“圭”。根据表影的长度及其变化，可以确定一年之中包含的天数，还可以用来校正时间等。古人创制圭表的年代已难查考，但可以肯定，早在战国以前人们已经懂得用铅垂线来校正表的垂直。如今，位于南京市的紫金山天文台还陈列着一具明清时期钦天监（即皇家天文台）使用的圭表。
我国古代最主要的天文观测仪器是浑仪。它的历史也很悠久，何时发明亦难断定。但是可以肯定，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就已经制造过浑仪。后世的浑仪不断改进，造型也越来越精美。目前，紫金山天文台还陈列着一具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仿照元代制造的浑仪。
坐落在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北的古观星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建筑，也是世界上的重要天文古迹。它创建于元朝初年，是一座具有观星、测影、计时等多种功能的天文台。它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风雨雨，台上原有的仪器已荡然无存，台身上甚至还有日军侵华时炮击的伤痕。然而，它至今依旧巍然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观星台台体和有关文物进行了加固维修，1961年，国务院确定登封古观星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北京市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北京古观象台，是明清两朝的国家天文台，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天文建筑。它建于明代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之一，比建于1675年的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还早233年。从1442年到1929年，它连续从事天文观测长达487年，取得了很有科学价值的观测资料。例如，北京古观象台观测到著名的“第谷新星”（1572年出现在仙后座的一颗超新星）实际上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本人还要早3天。这座观象台建筑整齐端庄，台上安放着8件保存完好的大型铜铸天文仪器。考察这些仪器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古代天文学家的工作情况，而且还可以看出我国冶金、铸造的传统工艺水平。这些仪器是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由在我国任职的西方传教士奉旨设计建造的。它们的造型、花饰、工艺都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特色，刻度、游表、结构等方面又反映了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后制造天文仪器的进展和水平。因此，它们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982年2月，北京古观象台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朝初年，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编成当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新历法“授时历”，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到了最高峰。在明代，经过差不多两百年的停滞，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对天文学又产生了新的要求。就在这时，欧洲的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迎合了这种要求，开始向中国人传播不破坏其宗教信条的欧洲科学技术知识。从此，中国天文学日渐与西方天文学融合。到了1859年，李善兰和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翻译了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名著《谈天》（原名《天文学纲要》），终于使中国人首次看到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
然而，当时的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天文事业也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境地。这种状况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如今，我国的专业天文机构已有：北京天文台，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云南天文台，陕西天文台，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天体物理实验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数学天文学史研究室，武昌时辰站，乌鲁木齐天文站，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广州人造卫星观测站（以上均属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天文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以及北京天文馆等单位。与此同时，我国众多的中小学、科技馆和青少年宫的天文教育和普及宣传，也在不断地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并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建成一批新的大中型天文观测设备。其中包括2.16米反射望远镜——它不仅是目前我国最大的、而且至今仍为远东最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1.56米天体测量望远镜，1.26米红外望远镜，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天线口径为25米的甚长基线干涉仪站，口径13.7米的毫米波射电望远镜，以及已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太阳多通道望远镜等。
我国的天文学家素有不畏辛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如今，他们又在为中华民族天文事业的重振雄风、再显辉煌和21世纪全面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而团结奋斗、顽强拼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