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务员之下设庶务、书记、会计、交际、编纂、调查等6科，分别由侯延爽、黄可权、徐勤、雷奋、蒋智由、陈介等任干事。在6科之外设评论员若干人。政闻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实际活动分子不过数十人。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到上海，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爽、汤觉顿等都回国参加活动。政闻社以上海为大本营，其他重要省份派人活动：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两湖有侯延爽；四川有邓孝可；福建有徐碧泉；广西有孔希伯等。
政闻社的活动并不顺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关系最紧张，斗争激烈。其次，政闻社还受到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特别是杨度的宪政讲习会的排斥。政闯社曾想在武汉开一报馆，设一法政讲堂，费了半天劲也没办成，主要是受到宪政讲习会的排斥。
此外，清政府对康、梁始终戒备，朝野许多人士都不愿公开与康、梁联系；康、梁宿敌袁世凯，更竭力阻挠他们重返政坛梁启超原来设想拉拢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的计划落空。至于想拥戴载沣、载泽出任正副总裁，更同痴人说梦。在野人十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名流，梁启超曾竭力联络，但他们根本不买账，只是敬而远之。
政闻社参与于会会请愿运动。1907年11月间，黄可权、张嘉森便到上海联络发动请愿，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不久，政闻社有个叫陈景仁（法部主事）的，电奏朝廷，要求确定三年召集国会，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因而触怒了西太后等顽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后，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颁发查禁政闻社的谕旨：“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间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动，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必将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在查禁之前，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他一面准备向袁世凯求情，一面发布公告，说明陈景仁电奏纯属个人行动，与政闻社团体无关。但当查禁的上谕发布后，梁启超乖乖地解散了政闻社。这对康、梁等人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老妪”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镇压请愿运动，所以当政闻社解散和请愿代表离京后，没有对政闻社的人员深加追究。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打击排斥袁世凯；一是争取开放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免康、梁。西太后死后，康、梁加快了倒袁步伐。
镇南关起义
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是1907年同盟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在华南开展武装反清的重要组成部分。1907年夏间，孙中山先委任同盟会员关仁甫为“中华国民军西军都督”，负责镇南关军事。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人取得联系，并允俟起义时为内应。不久事泄，易、陈二人被害；关仁甫退回越南。是时王和顺从灵山败归，孙中山复命他继续经营镇南关军事。王于11月10日前往那模，与早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佑卿会合，议定于18日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然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王属绿林出身，而佑卿所部游勇不听王调度，王只得退归河内。
孙中山接着派同盟会员黄明堂、关仁甫继续到镇南关策动起义。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李佑卿事前又早与关上守兵联络成熟；故12月2日黎明，明堂等率那模村乡勇80人、快枪42杆，循山脊间道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陆续为义军所占领，附近游勇来投者不绝于道。次日，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亲临指挥。
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义军奋勇抗击，孙中山亦亲自开炮轰击敌军；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夺回义军阵地。孙中山鉴于镇南关炮台难于进取，台上枪炮又陈旧不堪，遂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他本人则偕黄兴等回河内筹款集械，俟械弹一到即进攻龙州。孙等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来，对革命军进行围攻。黄明堂率部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激战，肉搏相持7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被迫撤离镇南关。
浙路风潮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迫使清政府签订出卖路权条约。1898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接受其借款，修筑苏州一杭州一宁波的铁路。后因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英帝国主义未敢前来勘测路基。
1905年7月，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洋务局开会，由浙江省京官黄绍箕等及本地士绅倡议自办全浙铁路，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汤寿潜为总理，刘锦藻为副总理。主张专招华股，专任华人主持工程。8月，清政府批准浙江省自办铁路。第二年，又批准江苏省自办铁路，苏杭甬铁路在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合作下动工兴建。此时，英帝国主义无理要求勘测苏杭甬铁路，企图与清政府订立苏杭甬铁路正约，英国多次照会清政府，污蔑浙江人民自办铁路是“无理之举动”，有碍英国在华利益，并对清政府实行威胁和恐吓。
浙江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深表愤慨，纷纷电请清政府力争废约，申明“倘英帝必欲强迫浙人为事，仍催换约，勘路时难保无愚民从而生衅”。清政府既不敢得罪英帝国主义，又害怕签约引起人民反对，因而采取折中手段，即将借款和造路分为两事。款向英国筹借，路由中国自造。1907年，清政府与英国订立了苏杭甬铁路办法，向英国借款150万镑，年息5厘，在铁路盈利中支付，并以江浙拨款作押，规定英国银公司可以派人查账，聘请英国人担任筑路总工程师，规定外国人也可以购买公司股票。表面上中国自己建造铁路，实则将路权作为抵押，英国人操纵筑路大权。浙江人民闻讯，极为愤慨，立即掀起反对借款的爱国运动。
1907年10月22日，浙江保路拒款会在杭州福圣庵口教育总会召开，推举王廷扬为会长，王佐为副会长，与会者情绪激昂，一致决议：（1）向清政府郑重表示，浙江筑路“款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2）电请各省支援；（3）号召全省开会拒款，以壮声势；（4）统一定名为国民拒款会。
会后浙江各城市纷纷成立国民拒款会，宣传拒款，号召民众集资入股。同时，浙江国民拒款会发表启示，提出了招股自建的计划，估计苏杭甬铁路浙江省部分筑路费需3000万，分6期筹集。是时，第一期500万元已缴纳，并准备提前缴纳第二期的500万元，表示现股已够用，没有必要再借外款，同时号召大家踊跃购认新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