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由商人混迹官场，官至江西候补道员，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鼎盛时期一入竞可左右江浙经济者，恐怕只有胡光塘一人。胡光墉由一钱庄学徒暴发，利用官场和手中权力，贪黩无厌，无利不取，盈满而亏，终被革职查办，一败涂地，其人生经历，殊可为鉴。
一
胡光墉，字雪岩，浙江余杭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胡光塘祖上并不富裕，没有多少家产，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得不到钱庄当学徒。但是胡光墉聪慧过人，不用几年时间，他就励炼成器，成为东家的得力助手。他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捕捉商机，经他之手的业务总是一本万利，钱庄的人都说他有财神之目。相传有一天胡光墉夜里值班睡在柜台上，有一小偷进店行窃，胡光墉大呼捉贼，小偷意外受惊竞昏厥过去。伙计们听到喊声都起来捉贼，却看见小偷昏死在地上，不知怎么回事。一会儿小偷醒来说，家里穷得没法度日，本想到店里来偷点东西，不想一进门就见一金面神躺在桌上，所以惊昏过去。小偷的话更让大家相信胡光墉就是财神下凡，大家见店里没少什么东西，就把小偷放走了。其实这是小偷为脱身编的瞎话，而大家从此更视胡光墉若神明。胡光墉也更加踌躇满志，力图用自己的方式猎取荣华富贵。
胡光塘人生道路的转折是从认识王有龄开始的。
浙江巡抚王有龄发迹之前，其父为官尚清廉，故生前没多少积蓄，死后家境萧条，眷属因缺少川资不能回故里，只好暂时留居杭州。王有龄本来捐有盐课大使的官衔，但因无钱进京买通关节，也没有出任实缺的机会，一时一筹莫展，落魄不堪。一天，胡光墉偶遇王有龄，攀谈之后，胡光墉感到王有龄很有才干，奇货可居，若资助他做了官，以后也许会有一番作为。第二天，他约王有龄到一茶馆，拿出五百两银子，说：“我看你有大贵之相，这五百两银子是我挪用东家的，你赶紧拿着进京活动。”王有龄说：“我们萍水相逢，这银子又是你东家的，我把银子拿走，东家追究起来你怎么办？我不能拖累你。”胡光墉说：“公不要这样说，东家追查我自有话说，大不了把我这条小命拿去罢了。公若将来飞黄腾达，不忘我就是了。”王有龄感激不尽，带着五百两银子北上。行至天津，正好遇上当年同窗好友何桂清。当年，何桂清的父亲是王有龄父亲的门役，王有龄发蒙读书，其父见何桂清聪慧伶俐，很喜欢，就让他做王有龄的伴读，一起上学。后来何桂清在学业上远远超过了王有龄，科举考，试一路顺利，高中进士后，逐步官至兵部侍郎，此番奉旨南下查办案件。自何桂清进京会试以后，二人再没见面，此番旅途相遇，两人都非常高兴。互相交谈了别后各自的情况，当何桂清知道王有龄此行目的后，说：“你不必进京活动，现任浙江巡抚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拿信去拜访他，他一定会重用你。”果然王有龄持信拜访浙江巡抚后得以重用，被委认为浙江粮台总办。不久又以办理漕运有功补杭州知府。此后官运亨通，几年后就当上了浙江巡抚。
在自己落魄之时胡光塘慷慨相助，王有龄心存感激，所以，发达之后他竭力报答胡光墉。担任粮台总办之后，王有龄就让胡光辞去钱庄伙计的差事，自己开办钱庄，即阜康银号。王有龄命各府、县：以后凡有交粮解饷者一律由阜康银号汇兑，否则不收。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原因，钱粮上兑自此全交胡光墉办理。经营一省粮款汇兑业务，巨利自不必说，胡光墉一夜暴富。由于与王有龄的特殊关系，他还可以随时挪用承汇官款以谋私利，阜康自然无资金周转不灵之虞。胡光塘财大气粗，手面阔绰，阜康在吸纳存款方面亦颇具号召力。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说：“光墉借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于内外。金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以壮其声势。”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清军分别在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江浙一带动荡不安，交通不畅，胡光墉趁机操纵银价涨落，谋取暴利，资金积累急剧膨胀。这时胡光墉开始广设分号，相继增设了杭州泰来钱庄，上海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宁波通裕银号、通泉钱庄，福州裕成银号，汉口干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此外还开设当铺，在湖州、德清、海宁、嘉兴、石门、金华、衢州、苏州、镇江及湖北、湖南两省共设二十三处（也有说二十九处），还创办了胡庆余堂中药房，同时经营收购丝茶销售外洋等业务，遂成江南经济之执牛耳者。
胡光墉几年之间成为天下巨富，没有王有龄凭借官场势力的大力扶持，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王有龄也得到了巨额回报，可谓官商勾结共同牟利。咸丰十年（1860年），王有龄升为浙江巡抚，便任命胡光墉为粮台总办，自此胡光墉混迹官场，亦官亦商，凡筹款、运粮、购械诸事，全由胡光墉一人经办，胡光墉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时清军正与太平军在江南激战，胡光墉经手的款项动辄巨万，他在获得巨利之外，浪得“素敢任事，不避嫌怨”的美名，很快就升为候补道，并加盐运使衔。财运官运一并亨通。
成丰十一年（1861年）秋，李秀成着力经营江浙，率二十多万大军兵分两路进取浙江，杭州城在太平军重围之下，粮草断绝，岌岌可危。王有龄急令胡光塘潜出杭州，设法到上海购运粮草和弹药。但胡光墉购粮返回之时，杭州已被太平军围得水泄不通，胡光墉只能泊船于钱塘江的三郎庙附近，等待接应。王有龄虽悬立重赏选募敢死队，但数次突围均被太平军击退，胡光墉得不到接应，没法运粮进城，眼见杭州清军粮绝而不能救，胡光墉守候数日之后，退回上海。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陷杭州，王有龄自缢身亡。
胡光墉失去靠山，痛心疾首。但他知道自己的事业不能就此终止，必须尽快找到新的靠山。
二
王有龄死后，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左宗棠攻下杭州后，胡光墉从上海回到杭州。胡光墉利用粮台之肥缺及王有龄的权势，经商黩货，营私肥己，早已引起一些人的嫉恨，有人私下在左宗棠面前告他的状，特别指出胡光墉前次奉命购粮，之后私自变卖侵吞公款。左宗棠对胡光墉早有耳闻，只知他由商而官，经营有道，办粮筹款。雷厉风行。但左宗棠听说胡光墉兵难之时贪赃，大为恼怒。胡晋见时以盛气相待，并声言查实后即日严折参劾。胡光墉并不急于辩解，他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第二天，胡光墉再次晋见左宗棠，告知数十船粮食已运抵杭州，请其验收。胡光墉知道眼下左宗棠最头痛的是粮草不济，解决粮饷问题是取信左宗棠的关键。他以实相告：“前年匪（指太平军）围杭州，我领官款到上海办米，但粮运回之后杭州已失陷，无可交待，又不能听其霉变，只得运回上海变卖。今大帅克复杭州，属下以为此正是用粮之机，所以仍以所领之银购米回杭，以便销差，亦可解燃眉之急。”左宗棠一听大喜过望，打心眼里佩服胡光墉的眼光和办事能力。状告胡光墉的一些事亦多查无实据，左宗棠从此对胡光墉更加信任，倾心相待。不仅让他继续担任粮台总办，并不断委以重任。
左宗棠任浙江巡抚不久即擢升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的太平军之后，左宗棠随即到福建追剿太平军余部。此时东南数省经过长期战乱，赤地千里，筹办粮草最棘手，左宗棠自以为不能没有胡光墉这个得力助手，如闽之前，于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奏请将胡光墉由江西“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此后，筹办粮饷、购买器械等后勤补给方面的事务全部委任胡光墉一人承办，对他深为倚重，称赞他是“商贾中奇男子也”。胡光墉找到了比王有龄更有力的靠山，不仅官衔急升，而且财源滚滚。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上折为胡光墉请功：“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功好义，实心实力，迎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籍可比。迨臣自浙而闪而粤，迭次委办军火军精（xǔ音许，粮食），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左文襄公全集》奏稿二十第十二页）要求朝廷破格“赏加布政使衔”。
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胡光墉不仅通过筹办粮饷购买军械营私牟利，它的钱庄也依靠湘军吸纳大量资金。湘军将领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趁机烧杀劫掠，所得大量钱财全部存入胡的钱庄中，及浙江和福建的太平军被镇压时，胡光墉银号中仅湘军将领存资已逾千万。
同治五年（186年）六月，左宗棠着手筹办福州船政局，凡局务及出入款项皆责成胡光墉一人经理。但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西北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为了能遥控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奏请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祯总理船政，具体由胡光墉代为主持局务，奏称：“胡光塘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所素信”，福州船政局“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责成胡光墉一人经理”。同时，为了保证他在西北的军需供应，左宗棠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任命胡光墉督办上海采办转运局。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后，继而收复新疆，前后在西北用兵十几年，直到光绪四年（1878年）才基本结束。而后，左宗棠又主持新疆的善后事宜，积极准备以武力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此间胡光墉从外商手中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基本满足了前线军需。胡光墉购置枪炮务求精良，基本都是西方的新式枪炮，左宗棠大为满意，多次称赞他购买的武器质量好、威力大。例如，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左宗棠在为胡光墉请予恩施片中说：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已历时十余年，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查是否精良，如以前购买的不洛斯后堂螺丝开花大炮，在金积堡连轰敌人坚堡数百座；上年用以进攻达板城，测准连轰，敌人震惧无措，畏之如神。官军亦羡慕为利器，争欲得之。胡光墉购买新式枪炮，一来可以取悦左宗棠二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扣。而且胡光墉还串通外商，虚报军械价格，非法牟取暴利。例如，他为左宗棠购买水雷时，一颗水雷只值银五六两，他却虚报至二百四十两，高出原价竟四五十倍之多，可见其牟利之巨。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时购买军火数量巨大，仅光绪六年（1880年）一次就购买了林明敦后堂枪五千杆、七发后堂来复枪七千五百杆、克虏伯后堂炮二十四尊，价银达二十余万两，以此算来胡光塘贪黩牟利是相当惊人的。
左宗棠用兵西北所需军费巨大，但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就地无力解决，军费全部由内地省份和各海关筹拨，名曰“协饷”。地方督抚从本地利益出发，甚或完全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对朝廷下派的协饷，能拖则拖，从没有人愿慷慨解囊。由于协饷也由上海采办转运局负责运往前线，所以胡光墉还得负责催债。左宗棠曾上折说：“臣军饷项全赖东南各省关协饷款接济，而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一手经理。”催债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虽然胡光墉能说会道，但掌握实权的督抚大员一毛不拔，他也毫无办法。从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到同治九年（1870年），四年间各省关协饷拖欠累计已达一千三百余万两。胡光墉想出了借外债的高招，即向外国商人借款以应急需，指定由各省关协饷下归还。这样各省督抚就无法拖欠了。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间，左宗棠先后举借了六次外债，全部由胡光墉经手办理，总金额达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这些借款及时解决了西北的军需供应，对于清政府稳定在西北的统治，收复新疆，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借款的利息高得惊人，最高的两次年息高达一分五厘六，最低的一次也有九厘七五。胡光墉还勾结外商虚报利息以牟利。《庄谐选录》卷十二中有这样记述：（胡光墉）向银行借款的中间人回国，香港的外国朋友为他饯行，席间此人站起问道：“今日诸君为某饯行，是为公事还是私情？”大家说自然为公事。此人慢慢说：“他（指胡光墉）为左大人经理借款，告诉我四厘行息。我昨天看见了其合同底稿，却是七厘行息，这是怎么回事？”结果弄得大伙都很尴尬，不欢而散。自然那三厘成了好处费，由胡光墉和银行私分了。曾纪泽在《使西日记》中说：“葛德立言及胡雪岩之借贷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了解内幕的人对胡光墉贪赃枉法深恶痛绝。由于借款数目巨大，每次利息的差额高得惊人。以光绪三年（1877年）为例，仅第四次借款就是五百万两，汇丰银行规定的年息为八厘，左宗棠奏报的利息为月息一分二厘五，折合年利息为一分五厘，其中的利息差额高达二百四十五万两。
胡光墉图得厚利也不独吞，经常送厚礼给左宗棠。光绪四年（1878年）春，一次送上金座珊瑚顶、两只大参等贵重礼品，左宗棠非常高兴，回信致谢：“承远惠多仪，谨已拜登，荷珠玉之奇珍，领山海之异味，关陲得此，尤感隆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