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我七岁。七岁的我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从外面玩回来，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死了。”
我一下懵了。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自己是什么反应，没有哭是肯定的。从那时我才知道，悲痛至极的人是哭不出来的。
父亲突发心脏病，倒在彭城陶瓷研究所的工作岗位上。
母亲那年四十七岁。母亲是个没有主意的家庭妇女，她不识字，她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娘家到婆家，从婆家到娘家。临此大事，她只知道哭。当时母亲身边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三岁。弱息孤儿惟指父亲，今生机已绝，待哺何来！
我怕母亲一时想不开，走绝路，就时刻跟着她，为此甚至夜里不敢熟睡，半夜母亲只要稍有动静，我便哗地一下坐起来。这些，我从没对母亲说起过，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她那些无数凄凉的不眠之夜，有多少是她的女儿暗中和她一起度过的。
人长大是突然间的事。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家庭的忧愁。就在这一年，我带着一身重孝走进了北京方家胡同小学。
这是一所老学校，在有名的国子监南边，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曾经担任过校长。我进学校时，绝不知道什么老舍，我连当时的校长是谁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班主任马玉琴，是一个梳着短发的美丽女人，在课堂上，她常常给我们讲她的家，讲她的孩子大光、二光，这使她和我们一下拉得很近。
在学校，我整天也不讲一句话，也不跟同学们玩，课间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或在教室里默默地坐着，或站在操场旁边望着天边发呆。同学们也不理我，开学两个月了，大家还叫不上我的名字。我最怕同学们谈论有关父亲的话题，只要谁一提到他爸爸如何如何，我的眼圈马上就会红。我的忧郁、孤独、敏感很快引起了马老师的注意。有一天课间操以后，她向我走来，我的不合群在这个班里可能是太明显了。
马老师靠在我的旁边低声问我：“你在给谁戴孝？”我说：“父亲。”马老师什么也没说，她把我搂进她的怀里。
我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老师，我感觉到了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和那好闻的气息。我想掉眼泪，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的泪，我就强忍着，喉咙像堵了一大块棉花，只是抽搐，发哽。
老师什么也没问，老师很体谅我。一年级期末，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进了家街道小厂糊纸盒，每月可以挣十八块钱，这就为我增添了一个任务，即每天下午放学后将三岁的妹妹从幼儿园接回家。有一天轮到我做值日，扫完教室天已经很晚了，我匆匆赶到幼儿园，小班教室里已经没人了，我以为是母亲将她接走了，就心安理得地回家了。到家一看，门锁着，母亲加班，我才感觉到了不妙，赶紧转身朝幼儿园跑。从我们家到幼儿园足有公共汽车四站的路程，直跑得我两眼发黑，进了幼儿园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上。进了小班的门，我才看见坐在门背后的妹妹，她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等我，阿姨把她交给了看门的老头，自己下班了，那个老头又把这事忘了，看到孤单的小妹一个人害怕地缩在墙角，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内疚，我说：“你为什么不使劲哭哇？”妹妹噙着眼泪说：“你会来接我的。”
那天我蹲下来，让妹妹趴到我的背上，我要背着她回家，我发誓不让她走一步路，以补偿我的过失。
我背着她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妹妹几次要下来我都不允，这使她感到了较我更甚的不安，她开始讨好我，在我的背上为我唱她那天新学的儿歌，我还记得那儿歌：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一。小熊小熊点点头呀，小洋娃娃笑嘻嘻。
路灯亮了，天上有寒星在闪烁，胡同里没有一个人，有葱花炝锅的香味飘出。我背着妹妹一步一步地走，我们的影子映在路上，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两行清冷的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淌进嘴里，那味道又苦又涩。
妹妹还在奶声奶气地唱：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跳呀跳呀一二……是第几遍的重复了，不知道。那是为我而唱的，送给我的歌。这首歌或许现在还在为孩子们所传唱，但我已听不得它，那欢快的旋律让我有种强装欢笑的误解，一听见它，我的心就会缩紧，就会发颤。
以后，到我值日的日子，我都感到紧张和恐惧，生怕把妹妹一个人又留在那空旷的教室。
每每还没到下午下课，我就把笤帚抢在手里，拢在脚底下，以便一下课就能及时进入清理工作。有好几次，老师刚说完“下课”，班长的“起立”还没有出口，我的笤帚就已经挥动起来。这天，做完值日马老师留下了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当时我急得直发抖，要哭了，只会说：“晚了，晚了！”老师问什么晚了，我说：“接我妹妹晚了。”马老师说：“是这么回事呀，别着急，我用自行车把你带过去。”
那天，我是坐在马老师的车后座上去幼儿园的。马老师免去了我放学后的值日，改为负责课间教室的地面清洁。
恩若救急，一芥千金。我真想对老师从心底说一声谢谢！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是太一般的小事，但于我却是一种心的感动，是一曲纯洁的生命乐章，是一片珍贵的温馨。忘不了，怎么能忘呢？
如今，我也到了老师当年的年龄，多少童年的往事都已淡化得如烟如缕，惟有零星碎片在记忆中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