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宏岐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金泥玉屑丛考》“北里酒席价”条补说
一、问题的提出
唐国都长安城皇城东南角紧临东市西北侧的平康坊，是唐长安城娼妓的主要集中分布地，素有“风流泽薮”之称［1］。唐末翰林学士孙棨（内翰）曾作有《北里志》，虽然篇幅不长，但内涵却相当丰富，备述平康坊诸妓之事，为研究当时长安城诸妓的生活状况以及与之交游的文人、官宦、商贾、市民等各类人群的日常习尚，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故其所记史实，每每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尤其是妇女史、娼妓史的学者所征引［2］，亦常为城市史甚至文学史学者所看重［3］。
平康坊的诸妓，主要是籍属教坊的官妓，但其与居住在光宅坊右教坊、延政坊左教坊的官妓又稍有不同，后者系专门为宫廷、官府服务的乐妓，其入宜春院者称为“内人”或“内妓”，皆能歌善舞［4］，属于专业艺术类人才，而前者虽不乏色艺俱佳之辈，但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士子、商贾豪富之辈，出于佐酒宴饮的需要，大多善谈谑，能歌令，时人多称之为“饮妓”，也有人将其归类为“市井之妓”［5］，以与宫妓、一般官妓、营妓和私妓相区别。由于平康里北门东回三曲主要是饮妓居住区，平康坊这个坊实际上就以一个着名的娱乐宴饮消费区而称名于当时的长安城。正因如此，孙棨《北里志》中有不少涉及饮食娱乐事项的细节资料，也就成为研究当时长安城娱乐宴饮消费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已故着名史学家王仲荦教授曾据之研究了当时长安的酒席消费价格问题，其遗着《金泥玉屑丛考》卷五《唐五代物价考·北里酒席价》条考云：“《北里志》：有一妪，汴州人也。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就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钚（一钚百文三钚三百文），继烛即倍之。《郑举举条》：曲中常价，一席四钚，见烛即倍，新郎君（新及第举子）更倍其数。”［6］今按《金泥玉屑丛考》是王仲荦教授在上世纪七、八年代积十数年之功而最后完成的一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力作，全书实际上是上古到宋代的物价考，资料宏富，分类明晰，足资学界研究相关问题时借鉴参考，而其独具慧心，征引《北里志》以研究当时长安的酒席价格问题，尤其令人惊羡不已。不过，如果细心阅读有关资料就不难发现，王仲荦先生所谓“北里酒席价”之说尚有待补充论证，因为《北里志》中的相关史料，其实还包含有更多的信息，不仅反映了平康坊酒席的特殊计价方式，而且还反映了饮妓侑酒服务时的费用收取情况。
二、平康坊酒席的特殊计价方式
平康坊是唐长安城中一个特殊的社区，这个坊因为在其北门东回三曲即该坊的东北部为妓女聚集之地而使其为着名的宴饮娱乐消费区。孙棨《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记载：“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所斥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7］这里的“窃游”二字道出了平康坊北门东回三曲的娱乐性质，因为文人、官宦们到平康坊三曲既不是为了旅游，也不是单纯吃饭，而是为了狎妓宴饮，类似后世所谓的“吃花酒”。狎妓宴饮的花费情况，《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条有一些相关记载：“有一妪号汴州人也，盛有财货，亦育数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赁于三曲中。亦有乐工聚居其侧，或呼召之立至。每饮率以三钚，继烛即倍之。”
《郑举举》条亦载：“曲中常价，一席四钚，见烛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数，故云复分钱也。”
上述两条资料被王仲荦教授用来说明平康坊“北里酒席价”。
其中透露的信息是：
（1）在平康坊北里三曲饮酒通常采用定席与计时付费相结合的形式，即每席价格有两档次，低者一烛三钚即三百文，高者则为四钚即四百文，而且通常“继烛即倍之”；（2）结合前引《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可知，三曲酒席之所以会出现三钚与四钚的差别，估计是与饮妓的档次有关，“妓中有铮铮者”要价较高，而“卑屑妓”收费只能稍少一些。
（3）新郎君即新及第举子入曲中宴饮则要加倍作价，即要收取“复分钱”，颇有敲竹杠之嫌疑。
饮酒消费通常是计量消费即按斗取值的，而在平康坊北里三曲饮酒却采用定席计时计费的形式，并且还有因人定价的情况，显然颇有特殊之处，这与其有饮妓佐饮而具有娱乐性质密切相关。
据《郑举举》条所载，“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分管诸妓，俾追召匀齐。”可见平康里的饮妓是有行规的，饮妓虽籍属教坊，又有自己的假母，但平时却要接受“都知”即曲中头角名妓们的管理，这样不仅可以使曲中诸妓都有相对稳定的客源，而且可以限制乱收费现象发生，以免影响整个曲中的正常秩序。
关于唐时的酒价，据王仲荦教授的研究成果，大致是唐初一斗百文，中唐三百文，晚唐百五十文［8］。至于李白《行路难》诗所云：
“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9］恐怕是文人夸张之辞，未可尽信。《北里志》所述为晚唐事，正可资以比较。
唐时人们在酒肆聚会宴饮食一席要消费多少酒，从有关史料记载中也大致可以推测出来。王仲荦教授考证云：“《太平广记》卷七六引《国史异纂》及《纪闻》：唐太宗［世］，有婆罗门僧七人，自金光门至西市酒肆，登楼命取酒一石，持椀饮之，须臾酒尽。复添一石，入其直，得钱二千。”并加按语云：“一石千钱，一斗百文”［10］七人持椀饮酒，很快就饮用了二石酒，付费二千，每人平均已能饮酒三斗左右，显然是特殊情形。唐时文人喜欢饮酒宴会，但重其雅兴，能够豪饮的不多，所以每次宴饮一般不会消费太多的酒，这也可从《北里志》得到证明。《胡证尚书》条记载，裴度尝狎游平康坊饮妓之所，为两军力士十许辈所窘迫，质状魁伟、臂力绝人的胡证前来解救，胡证“饮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胡复一举三钟，次及一角觥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坐。”可见胡氏是好酒量，能饮近一斗酒，已为两军力士们所不及，但裴度的酒量显然又不能与两军力士们相比，所以曾受到他们的欺凌。结合唐时多以斗计量酒价的情况分析，通常文人们宴集，每席所用之酒大致也就是少则一斗多则二斗的数量。如以斗酒一百五十文计，平康里北里三曲每席烛三、四百文大致是按二斗酒来估价的。但学士们狎妓宴饮，兴头之中，继烛加时再所难免，如再被收了“复分钱”，所费银钱自然要数倍于一般的酒肆。
三、狎妓宴饮的额外支出与饮妓侑酒服务费
除了额定的酒席钱以外，学士们在平康里北里三曲狎妓宴饮其实还要有其它方面的花费，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端：
（1）宴席代办费《北里志·序》云：“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11］这里的“水陆”即指各色水陆宴席，但“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之语暗含着要支付另外的费用，妓家才会办水陆宴席。因为妓家平常的酒席一般只提供酒水和佐酒的茶果，并不是免费提供饮菜。《颜令宾》条云：“颜令宾居南曲中，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接待新第郎君及举人时，只是“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这可能是一般妓家接待客人的主要方式。另外，《张住住》条则提到，南曲的张住住“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门甚寂寞，为小铺席货草挫姜果之类”，里南陈小凤要到其舍宴饮，还需要在别处“益市酒肉”。当然，酒、肉都让客人们自带，这大概是走下坡路的妓家的情况。
（2）赠资出入平康里的人物非富即贵，出手大方，但妓家能否得到客人们的赠资、得到多少，却全凭饮妓自己的名气和本事。如南曲天水仙歌“善谈谑，能歌令”，“其姿容亦常常，但蕴籍不恶，时贤雅尚之，因鼓其身价”，广陵刘覃登第，年十六七，为先辈所扇，“极嗜欲于长安”，“所费已百余金”，始得睹天水仙歌一面［12］；郑举举“亦善令章”，虽然“充博非貌，但负流品，巧谈谐，亦为诸朝士所着”，名贤醵宴，“各取彩缯遗酬”［13］。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赠资，妓家和饮妓往往使出浑身解数，如北曲杨妙儿长妓菜儿“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故得“以敏妙诱引宾客，倍于诸妓，榷利甚厚”［14］；前曲王团儿长妓小润则以年轻貌美勾引少年，使不少人迷恋于彼，“所费甚广”［15］；王莲莲微有风貌，但无品行，与其女弟小仙等“皆攫金特甚，诣其门者或酬酢不至多，被尽留车服，赁卫而返”［16］。正因为接收客人们的赠资，是平康里三曲妓家获利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如果某些饮妓不能从客人那里接收到赠资，就会受到其假母的责难，如南曲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满箱箧”，后疾病且甚，与客张乐欢饮，不求赙而求哀挽词，其母大失所望，故而“颇慊之”［17］。
（3）买断费据《北里志·王团儿》条记载：“曲中诸子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母，谓之买断，但未免官使不复，只接于客。”里中富豪辈时常依仗财力独占名妓，令文人举子们每每衔恨不已。但买断之举能给妓家带来交为稳定的收入，故这种狎妓方式最为妓家所欢迎。
一缗为十钚即千文，大致相当于三席的酒席价，这也应当是正常情况下，平康里一妓每日为妓家带来的大致收入。
（4）求元（破瓜）费求元，就是妓女首次正式接客，又称为“破瓜”，通常要选择吉日进行，并且还要求衣妆整齐、举行一定的仪式［18］。妓家蓄妓多日，为的是让其带来丰厚的回报，妓家首次让妓女接客，自然会索取高额之资。据《北里志·张住住》条记载：“俄而里之南有陈小凤才，欲权聘住住，盖求其元，已纳薄币，约其岁三月五日……既而小凤以为获元甚喜，又献三缗于张氏，遂往来不绝。复念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礼纳之。”陈小凤第一次所纳“薄币”不知具体数目，但第二次纳币已有三缗，可见当时饮妓的求元（破瓜）费至少要远远高于平日买断费数倍。
（5）出里侑酒费唐长安平康里饮妓收取的服务费大概分作两类，客人的赠资相当于后世娼妓向客人收取的所谓的坐台服务费，而如果客人邀妓出里冶游，则要另外向妓家支付出台服务费，这一点过去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