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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大概没人否认：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有规律地作息，这既是健康的条件，又是健康的标志。如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一日三餐，定时与家人散步、与孩子一块儿玩耍等等。如果有可能，最好让美梦也适时而至。从容、和谐、健康，这一切才是人们真正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惜这一切在四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我毫不沾边。这也是我与梅子的差异。梅子，还有她的一家，简直很难有一种什么外力能够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谈到我与梅子的不同时，岳父和岳母只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宝贝女儿：她有事业心。
我缺少事业心吗？
岳母有一次叹息：“如果你们俩能调换一下就好了。”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苦笑。我好长时间都在琢磨这句话。后来我在台历上写了这样一句：一般而言，事业心并不能使一个女性变得更为美丽，除非她是一个殉道者。
我写下来也就忘了，压根儿记不住当时为什么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大约是梅子随手翻阅台历看到了吧，有一天散步她突然问我：
“喂，问你一个词儿。”
“什么词儿？”
“什么是‘殉道者’？”
我怎么也没有记起在台历上写过的那句话。我认真地解释了一番。她接上问：某某是吧？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提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我回答：都是。可能都是吧。后者我见过照片，那是一个执拗的、十分温厚而端庄的女性，很美丽。我想她的美有一多半是来自那种殉道精神。这种美应该是不容侵犯的……
梅子不吱声了。
过了很久，我还能想起她那天奇怪的神情，后来终于恍然大悟：我记起了在台历上写下的话。我笑了。梅子那一天与我讨论，说那些一心扑在平凡而又不可缺少的岗位上的人，那算不算“殉道”呢？她进一步解释，说自己就是一个被固定在这样的岗位上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了。我说是啊，在有些特殊的年头里，人们到处寻找轰轰烈烈的事情，以便成为一个英雄。他们巴不得在路上遭遇受惊的马车或歹徒抢劫，实在不行就是碰到一个草垛着火也好。他们就盼着有这么一个机会挺身而出。可惜怎么也碰不到。结果有人太急切了，做梦都想参与这些恶性事件和不幸事件，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竟然亲手点燃了老百姓的草垛，然后再一头一头往火里撞……
梅子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开玩笑，我是跟你认真讨论的——我是说，有些女同志，她们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她们在你眼里是不配被称为‘美丽’的。”
我吭吭哧哧：“这样……当然了，这样的女同志很多，我很尊敬她们。不过也有那么一些女同志就不是那样……”
“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扎扎实实工作，把希望寄托在歪门邪道上。她们只会见风使舵，只会讨好……”
“这样的人哪里都有，这种人我们太熟悉了。有的女人是这样，有的男人也是这样。如果他（她）遇到一个好色的上司，腰带也就形同虚设……”
梅子盯我一眼。我马上为自己的刻薄而后悔。不过说心里话，那样的男男女女可真不少啊。每个时代的败类都是由这一类人构成的。我们不光不能指望这样的人当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儿子。
讨论是务虚，按时上班才是务实。当我在街巷上来去匆匆时，梅子也就高兴了。她问：
“看，你现在简直比我都抓紧时间了。你的工作真有那么忙吗？”
我点点头。
我每天出门很早。本来有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到那个小四合院，可我往往要走上一个小时。随着人流往前摇晃，有说不出的惬意。有时候随便什么东西就可以把我吸引住，让我在那里停留片刻。我常常一抬头发觉自己走错了方位，然后再赶紧折回。好在我出来得早，还不至于耽搁很久。如今街巷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也不知从哪儿涌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商品。
我在一个摊位上站定，因为这儿有个满脸横肉的人正在摆弄一大堆望远镜。大大小小的望远镜，单筒的，双筒的，带支架的。有的小如拇指，有的则像门大炮。这么多望远镜究竟要做什么用？我拿起一个试一试，怎么调弄还是两眼昏花。这些看起来十分精巧但却不怎么中用的玩艺儿大部分是从海外弄来的。这年头啊，不要说别的，单是望远镜就这么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问卖主：
“有人买吗？”
“怎么没有？我两天就能销出这么多。”
我感到惊讶。我问那些人买望远镜做什么用？他斜楞着眼，好像觉得我提出了一个真正愚蠢的问题。他不回答。但我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记起在剧场看演出时，很多人都带着望远镜。我明白了。
刚离开他的摊子我又记起：有一次我们所在的一个街道派出所逮到了一个家伙，从他那里搜出了很多望远镜。这家伙用望远镜在中午和晚上窥视别人的寝室。我吸了一口冷气。但愿这些买望远镜的人不要学他。
烤地瓜的炉子支在街道两旁，煤烟混合着熟地瓜香喷喷的味道，妙极了。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在吃烤地瓜啊。梅子最喜欢吃，我就不太喜欢。人的味觉真是不同啊。书摊更多，每个书摊跟前我都要停留四五分钟。书籍无论如何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我无数次地失望，也还是在书摊跟前徘徊。我发现所有的书都印得花花绿绿，几乎半数以上的封面都印了一个光膀子的女人：即便是高雅的名著，封面上也少不了一个裸妇。这些书摊不仅摆在地上，而且还发展到空中——每个书摊上方都拉了几条塑料绳，上面悬着一串串彩色的封面、招贴、卡片和杂志等。要串书摊，就要在那些淫荡的图画下面钻来钻去。记忆当中，不久前，大约是一年以前吧，街道上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男人或女人，也没有这么嘈杂。正看杂志，一种奇特的声音顺着北风飘来，那是一种非常刺激的音乐。
我走过去，直钻到了密密的人群中才看清，有三五个流浪汉给围在当中：其中一个老者半跪在那儿，他的一条腿有毛病；老人在吹一个小唢呐。其余的人有的在拉二胡、敲木板，有的专心击打一枚铜铃，有的正弹奏一个杆子很长的叫不上名字的琴。音乐节奏感很强，却不怎么合调。他们或低头锁目，或瞪着大眼不顾一切地演奏。看得出那个老者已忘记了一切，全身都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摆、颤抖，腮帮鼓得很大。他的旁边堆了一块白布，四角用石块压住。人群中不断有人往白布上扔一点纸币或硬币。
这个场面何等熟悉。记得在国外街头，那些流浪者当中就有好多这样的人，他们是街头艺术家，也是乞讨者。他们的身边有一个向上仰起的礼帽，等着你掏出一点点钱币投进去。
外国有的，中国迟早都会有。
再往前走，又有一些类似的流浪汉：单独的、成帮成群的，许多人竟然都操着一个乐器。他们面色古怪，比一般市民的脸色要红，只不过鼻子两侧多了一点污垢而已。衣衫不整，可是潇洒自如。我记得平原和山区那些匆匆赶路的流浪汉也有这样一副神气。不过他们手里大多没有一件乐器。看来流浪汉要取得进城的资格，最好先学会一两样乐器。这就是一座城市里崭新的流浪风气。
城市的风气一时一变，要追逐是很难的。比如说前一段，这儿的流氓时兴用刮胡刀割女人的裤子。他们技艺之高超，令人瞠目：利利落落地把一条新裤子割开，受害者却毫无察觉。她们从公共汽车或商店里走出，觉得凉风习习，一摸才知道裤子破了。风气往往是模仿的结果，它与时代精神并无关系。这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没有标点的语言、稀奇古怪的诗、闭着眼睛唱歌的歌手、骑着摩托狂奔的少年、如痴如醉的字画贩子和足球迷一样，都是模仿的产物。
2
想到字画贩子我就一阵紧张。近来小冷一提起那几只虾就要皱眉。有一次她在我耳旁说：“知道吗？再不赶紧出手要出大事了！”我问怎么了？她说那个斜眼弟弟的朋友中有个不三不四的家伙走漏了风声，有人正逼他把这幅画交出来，还说是“老大”等用。
“谁是老大？”
“老大就是‘鳗鱼’，他是那一帮的头儿，说一不二。我弟弟不知道朋友中有一个鳗鱼的耳目，这下可好了，我爸我妈吓得哀求孩子，说快把画交出去算了。最后鳗鱼也会给一点钱，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你以为他会给好多钱吗？连一万块也不会给。他们吓唬我弟弟：再不交出来，老大就要‘数点’了。”
“‘数点’是什么意思？”
“‘数点’就是给你写下一个日子、一段时间。比如说给你一天时间、两天时间，十二小时或二十四小时，这全要看他们高兴怎样。他们会告诉你：‘过了一点’、‘过了两点’。你说急人不急人？”
我明白了。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叫“鳗鱼”的人！我说：“那不过是一些社会渣滓，那个‘鳗鱼’我以前听说过，好像还在一个人那儿见过。他看上去倒不怎么凶。我记得这人矮个子，黄瘦，像是缺少营养似的……”
小冷吸着冷气说：“是呀，就是呀！”
她不断催促我快找聂老，说这幅画只要经过了鉴别，是真的，那就赶紧出手了。东西不在手里谁也不怕。我在这段时间看着这个鼻梁尖尖、眼睛圆圆的女人，觉得她也像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儿。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小冷，就是静思庵主也不像我原来以为的那样老实和怯懦，甚至也不是一个话语迟滞的人。我好几次见他悄悄走入四合院，走入小冷的耳房里，两个人咕哝半天。小冷见瞒不了我，就把我叫到一起商量了。原来他们合计的仍然是那幅画的事。小冷说：“有光认识很多字画贩子。”
我说：“那些人很多，他们平常就在路边上摆摊；当然，最好的货色他们都不带到那里去。”
静思庵主点点头：“他们在那里寻买主和卖主。他们当中就有大贩子的侦察兵。一旦有了大生意，觉得有油水，再约个地点给你真家伙看。他们跟走私的连成一个网。像小冷这幅画，如果是真品，就非得跟大贩子打上交道不可。”说到这儿他又摇头，“路边上那些家伙，靠不住的。”
小冷不停地叹息。我第一次见她愁成这样。我故意说：“算了吧，就为了几只虾。”
小冷白我一眼：“看你说的。那是几十万块钱哪！”
我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小冷不理我了。她只和庵主说话。有光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我发现他在她面前真是一副柔软的心肠。我想这个家伙在追逐女人方面可能还是个好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