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马里兰州贝尔特斯维尔美国农业部的一个研究中心，上百位记者等候在大门外，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中心研究人员从他们的窗子里探出头来观看这位贵宾，赫鲁晓夫称赞了东道主“很好的奶牛”，但同时提醒他们，“丝毫没有贬低你们成功的意思”，“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每头奶牛的平均产奶量提高了600升”。
赫鲁晓夫当天在全国媒体俱乐部的讲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的语气中充满着乐观情绪与建设性的意味，二是他明显地提防自己说错话。“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得不清楚，请要求我重复一下……因为我不想你们误解我真正的意思以及我竭力争取的事情。”但是，最让他感到难堪的是，第一位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赫鲁晓夫一度将这个问题先搁到了一边，要求那位提问者站起来，当没有人站起来时，赫鲁晓夫说道：“你们看，这就是你所要的答案。”观众的笑声让赫鲁晓夫感到更加难堪。他眼里充满着怒气，脸色涨得通红，话里带着十分的不满。不过，他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很显然，你们是想让我难堪，所以才没等我回答就笑了起来。俄罗斯人有句俗语：‘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我只想加上一句，谎言不管它流传多远，终究不会变成真理。”
还有一次明显的“挑衅”（在赫鲁晓夫看来）让他说出了1956年11月他对匈牙利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最感气愤的时刻他所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发泄对西方外交人员的愤慨时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历史终会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终会将你们埋葬。”[19]作为对苏联和平共处思想的注脚，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苏联会在经济与政治的竞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很多西方人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它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说，”全国媒体俱乐部里的一位提问者说：“你可以加以否认。如果你说了，那么你能否解释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用一个笑话引开了这一尖锐的话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活不到将你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埋葬掉的那一天。”但是，另一个关于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务的问题激起了他的怒气。“所谓的匈牙利问题，”他咆哮着说：“一直是堵在某些人喉咙里的一只死耗子——他们对此深恶痛绝，但又不能一吐为快。”在苏联历史学家看来，这种“直率的谈话以其理论深度与简洁明了的自然结合赢得了观众，这就是西方人所知的‘赫鲁晓夫风格’”。
在华盛顿结束了其他的访问活动后——拜访了华盛顿市的纪念碑，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了会谈（包括与约翰·F.肯尼迪进行了交谈），以及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与宴会——赫鲁晓夫一行人乘坐早上8点22分的专列前往纽约，赫鲁晓夫发现纽约“是一个庞大而喧闹的城市，充斥着大量的霓虹灯和汽车，因此大量的废气让人感到窒息”。让妻子和女儿在沃尔多夫-亚斯托利亚饭店安顿下来后，赫鲁晓夫来到海军准将饭店与1600名市政领导人聚餐。他的助手向联合国人员亨利·卡波特·洛奇——美国指派全程陪同赫鲁晓夫的官员——反映说罗伯特·F.瓦格纳市长以及美国大使的讲话更具“挑衅性”。但是赫鲁晓夫冷静地解释说他“是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去信奉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因为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所有的捕猎者都会夸耀自己布设的陷阱”。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阿维利尔·哈里曼邀请了30人到他位于东81街的住所，这30个人每人都拥有或是控制着不下一亿美元的资产。约翰·J.麦克洛伊，纽约东区的无冕之王，出席了哈里曼的招待会，其他还包括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洛克菲勒基金会德高望重的总裁、RCA的大卫·萨诺夫以及都市生活、城市服务与第一波士顿公司的首脑。与这些商业界巨头相比，赫鲁晓夫这位贵宾显得很不协调。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吉尔布莱斯虽然其资产远不能跟这30位巨头相提并论，但他还是赢得了他的老朋友阿维利尔的邀请，他后来描述说赫鲁晓夫“是个穿得不成样子的十分怪异的人，顶着一个大大的粉红色脑袋，两条腿却很短”，坐在壁炉上方悬挂的毕加索大幅画作下。
在赫鲁晓夫看来，哈里曼的客人“看上去就是那种典型的资本家，与我们内战时期印刷的海报上的人物相仿——只是他们没有长着我们的艺术家通常在他们脸上安上的那种猪嘴”。赫鲁晓夫喜欢美国的那种鸡尾酒宴会风格：“不是让我们在桌子上固定的位子就座，哈里曼让我们自由走动，与自己感兴趣的人交谈”。他不喜欢“房间里到处笼罩的烟雾”，在这种烟雾中，“人们不停地走到我的跟前，说上一两句话，他们很显然是想试探我，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与赫鲁晓夫出席的其他场合不同，哈里曼为他提供了一个提问题的机会，而不是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与赫鲁晓夫内心的想法相矛盾，因为他决意不要显出对什么事都太感兴趣的样子。此外，这还会让到场的权贵显要有机会“教导”他。当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对他们发表演讲，他们也不愿意给华盛顿施加压力，增加与苏联的贸易时，赫鲁晓夫唐突地告退，回到了沃尔多夫，那里另一批商人正在为他举行宴会。
有将近两千人参加了在大舞厅举行的纽约博览会经济俱乐部宴会，旁边台球厅的阳台上都临时加上了桌子。赫鲁晓夫关于发展贸易与和平共处的讲话还是相当温和的，但第一个提问者、《视野》杂志的出版商加得纳·考利斯，还是对他提出了挑战，要求他解释和平共处如何才能与苏联人坚持的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说法统一起来。赫鲁晓夫向考利斯解释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要义，这时阳台上就有人喊道：“你还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当赫鲁晓夫试图岔开苏联公民为什么不能阅读美国报纸、不能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回答问题”的喊声。
“他们就像一群趴在篱笆上的雄猫。”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如果你们不想听，那就请自便。”当时他这么回答道：“我已是一只老麻雀，你们的叫喊是不会吓倒我的。如果你们不想听我的演讲，我可以走人。我不是来美国乞讨的。我代表着伟大的苏联。”
第二天的行程包括乘坐汽车去参观富兰克林·罗斯福位于海德公园的故居，参观帝国大厦，与尼尔森·洛克菲勒会谈，再到联合国总部去露一下面。在去海德公园的路上，赫鲁晓夫好像还在沉思。他对自己在经济俱乐部宴会上的表现“心存狐疑”，他对洛奇说：他的演讲是成功的，但那个晚宴总体上并非如此。
9月19日，赫鲁晓夫一行在纽约天不亮就起身了，为了能在去机场的途中看一看黑人居住区，并要在午饭前赶到洛杉矶。赫鲁晓夫于将近午夜时分开始的讲话才结束了这漫长而炎热的一天（洛奇回忆说，洛杉矶的天气“十分闷热，就跟撒哈拉大沙漠似的”）。那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情绪十分紧张了。
苏联代表团在机场受到了洛杉矶市长以及一群显要人物的欢迎。赫鲁晓夫后来说，被指派陪同他的副市长维克多·卡特是一位俄罗斯移民，但他的俄语“说得很蹩脚——带有浓重的犹太人口音”。卡特是在罗斯托夫长大的，1917年前那里只允许富裕的犹太人居住，因此他的父亲肯定是个富裕的商人。赫鲁晓夫告诉洛奇说，红军（赫鲁晓夫在红军服役时曾在罗斯托夫战斗过）“在革命期间肯定让卡特的父亲漏网了”。
在20世纪-福克斯摄影棚的巴黎餐厅举行的午餐会吸引了好莱坞社会所有的精英，包括克里克·道格拉斯、弗兰克·西娜特拉、加莱·古柏和伊丽莎白·泰勒。罗纳德·里根抵制了午餐会。玛丽莲·梦露被要求穿上“最紧身、最性感的服装”，并把她丈夫亚瑟·米勒留在了家里，她后来告诉她的女仆说：“我能看出赫鲁晓夫很喜欢我。当被介绍给我时，他露出了更多的笑容。……”
为了不让美国纳税人掏腰包，福克斯为此次午餐会买了单。这使得希腊出生的自学成才的电影奇人斯皮罗斯·斯科拉斯有了发挥的舞台，他努力想通过回顾自己从不名一文到腰缠万贯的成长经历来告诉苏联客人关于实现美国梦想的事情。“总之，”《与美国面对面》后来报道说：“他的那些话都是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地方事先编排好的计划——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驳倒赫鲁晓夫。”当赫鲁晓夫在午餐会后发表讲演时，洛奇回忆说：“照明灯的热量，加上闷热的天气以及屋顶很低，使得那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不过，赫鲁晓夫还是决心要盖过斯科拉斯的传奇经历。“当我学会走路时，我就开始干活了。一直到15岁，我都是在放牛，后来是放羊，然后是给地主照看奶牛。……我在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工作过，后来在法国人开的煤矿干过……现在我是伟大的苏联国家的总理。”
“这我们都知道。”有人喊道。
“你们知道又怎么样？”赫鲁晓夫回击道：“对于我的过去，我并不感到羞耻。”
在好莱坞的上层人士面前炫耀他卑微的出身即使能带给他满足感，肯定也会让他感到痛苦。他原本是想发表“一个简短而不带感情色彩的讲话”，他告诉听众们说，但是“如果有人触犯了我，那我就不能保持沉默，即使他是含沙射影也不行”。[20]
没有被同意进入迪斯尼乐园，赫鲁晓夫对此也感到不满意。他被告知不能进去，因为没有把整个公园的游客都清走，洛杉矶警察局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尽管苏联安全人员也认为应该取消这一计划，但赫鲁晓夫还是耿耿于怀。他为什么不能去？是霍乱流行了，还是迪斯尼乐园“被可能袭击我的匪徒占领了”？这时，弗兰克·西娜特拉低声对大卫·尼文说，当时尼娜·赫鲁晓娃就坐在尼文的旁边，“让那些警察滚到一边去吧！告诉那个老家伙，今天下午我和你会带他们去的。”[21]
在能俯瞰福克斯八号摄影棚的包厢里，赫鲁晓夫一家观看了西娜特拉、雪莉·麦克莱恩和诺里斯·谢瓦利埃拍摄“康康舞”电影。赫鲁晓夫从包厢里走下来，与舞蹈演员们一起跳舞，起初他还面带微笑，但不久就努力装出不太在意的样子。KTLA电视台摄像机记录的画面显示了他与身边的女演员们高兴互动的情景。但是他对叫喊让舞蹈演员们撩起裙子的摄影师进行谴责：“在苏联，我们的习惯是欣赏演员的脸，而不是她们的后背。”[22]第二天，在与旧金山工会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中，赫鲁晓夫站起来，转过身去，撩起外套，模仿了“康康舞”的动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自由——让女孩子露出后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这是色情，是资本主义制度让这些女孩子变成这样的。”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问道：“什么人会叫一个女孩子做出这种事情呢？他无非是要拍赫鲁晓夫站在一个那种打扮的姑娘旁边的荒唐照片。这些照片我仍然保留着。”如果他仍然保留着这些照片的话，那说明他也许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愤慨。国务院翻译亚历山大·阿卡洛夫斯基当时就在舞台上站在赫鲁晓夫的右后方，他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完全欣赏这种表演”。
由于去不了迪斯尼乐园，赫鲁晓夫的东道主就开始打发时间，至少在赫鲁晓夫看来是这样，他们乘坐封闭的防弹凯迪拉克轿车“在洛杉矶市区实际上是漫无目的的转悠了两个小时”。甚至洛奇对此也表示认同：“那真是个难熬的漫长下午。”他们乘坐的汽车曾停在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妇女旁边，她一手拿着一面黑旗，一手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去死吧，赫鲁晓夫，你这个匈牙利人的屠夫。”
“如果艾森豪威尔想让我受到羞辱，”赫鲁晓夫气愤地说：“那他为什么一开始还要邀请我到美国来？”
赫鲁晓夫真的认为是美国总统安排这种抗议示威活动吗？洛奇对此并不认同。
对此，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在苏联，如果没有我的命令，她是不可能站到那里的。”
盛怒之下，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对所看到的一切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来美国之前已经对美国的一切了如指掌了。他告诉洛奇说，他之所以如此消息灵通，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情报部门会定期向他提供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交流的机密信息。洛奇“很可能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给尼赫鲁关于中印边境争端的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赫鲁晓夫可以“提供给他一份复印件”。事实上，他获得了太多的“由艾伦·杜勒斯先生发出的”美国报告。他“宁愿读一些好的小说”。[23]
那天晚上，大使饭店的舞厅里挤满了洛杉矶的显要人物。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大家围坐在“装饰着非常华丽的”桌子边，“桌上灯光柔和得好似蜡烛一般”，“这一餐味美可口，菜肴丰盛：这些人是不吃酸菜汤的”。坐在他右手的那位中年妇女好像“十分富有；她一定拥有巨额的资产，否则她是不可能坐在那里的”。她对待他“彬彬有礼”，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她显然认为我们十分怪异。我能想到她心里在想：‘多么激动人心啊！一只真正的俄国熊就在这里！在俄国，满街都是熊在游逛。而这只熊却来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就坐在我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