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努力兑现他在戴维营会谈中所做的承诺。正如汤普森大使于1960年1月所总结的那样，“在戴维营，我们实际上是努力保证我们的盟友都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解决柏林这一具体问题”。起初，艾森豪威尔想在1959年12月举行首脑会晤。这位美国总统“好像有点着急”，麦克米伦后来回忆说，但是戴高乐和阿登纳并不着急。法国总统认为，他从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还没有看出急于举行首脑会晤所能取得的进展，在四国首脑会晤前，他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为了体现法国与其他西方盟国的平等，戴高乐想爆炸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让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就像他访问美国一样，在举行真正的首脑会晤前，西方国家举行一次“预先的首脑会晤”。如果这样能拖到春天，那再好不过了，因为在戴高乐看来，首脑会晤应“建立在双方都能保证释放善意、发表友好声明的基础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批评对方的政治制度，然后再提出一大堆每个国家都不怕的理由”。
阿登纳对于一个他甚至都不想参加的会议更加不着急。任何改变西柏林地位的协议都将意味着是对赫鲁晓夫要求的妥协。这位西德总理对会谈设置了很多障碍，以致艾森豪威尔到3月份时也开始抱怨阿登纳“已经真的显得老眼昏花了”，艾森豪威尔曾考虑支持西柏林成为“某种性质的自由市”的计划，并通过联合国或是四国首脑会晤的保证来取代盟国现行的司法权力。但是，尽管艾森豪威尔向麦克米伦抱怨过他“对事情的拖延已经感到厌烦”，但他“并没有做好进一步争吵的准备”。这证实了麦克米伦的感觉，他认为“只有我和赫鲁晓夫是真正支持举行一次具有成效的首脑会晤的”。但是，甚至他的这种热情也是有条件的。当戴高乐于1959年12月告诉麦克米伦说，他认为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的访问“特别不合时宜”时，英国首相所能得到的最好想法就是，戴高乐认为赫鲁晓夫已经变得“不那么讨人烦了，这可以成为见他的一个原因”[3]。
各国都在运用外交手腕，其结果是西方国家的谈判立场回复到了赫鲁晓夫美国之行以前的状态。签署有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前景看起来好像好一些。虽然在视察试验基地的数量、控制委员会的组成以及为了和平目的的核试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麦克米伦认为“所有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征兆还是好的”。到4月份，他相信世界“处于重大进步的前夕”。但是戴高乐认为“巴黎会谈能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不大”。
美国之行的余兴未尽，赫鲁晓夫认为在首脑会晤上达成关于柏林问题的协议几乎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对苏联的武装部队进行又一轮的重大削减，苏联又裁减了120万军队，其中包括25万名军官。他于12月8日送交主席团的备忘录中充满了乐观与热情。“我们现在有着很多型号的火箭，我们拥有的火箭数量能将整个世界炸得粉碎。”赫鲁晓夫吹嘘说。实际上苏联当时只有在俄罗斯北部的普列谢斯克拥有四枚具有实战能力的洲际导弹。尽管“有些同志”也许会反对这看起来好像是单方面的裁军，但赫鲁晓夫认为落入圈套的反而是西方国家；如果他们不仿效苏联的做法，那他们就会“背上国防预算的沉重负担，从而损害国民经济”，“从而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我们制度的优势”。赫鲁晓夫的内心充满着希望，他甚至设计有一天苏联红军可以发展成建立在“防卫领土原则之上的民兵武装，苏联公民可以在不离开他们所从事行业的情况下征召服役”。
赫鲁晓夫宣称他的每一步计划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许我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事情。”他谦虚地说。然而，他希望军队裁减能在“一月底或是二月进行”，他设计的时间表是这样的：主席团于12月14日表决通过，两个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表示同意，一月中旬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提交关于1924年以来苏联武装部队最大规模裁军的提议，历来只是起着“橡皮图章”作用的最高苏维埃肯定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他根本没有与华约组织国家或是处于斗争前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过协商。赫鲁晓夫私下里曾对汤普森大使说过：“他一直被迫运用他所有的权力来劝说苏联军方，不过所幸的是，他们现在也同意他的计划了。”
汤普森在新年前夜的晚会上又一次看到了赫鲁晓夫兴高采烈的样子。与以往一样，苏联的上流社会人士与各国使节在克里姆林宫里聚会，餐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和饮料，中间还有一棵巨大的新年树。宴会一直持续到将近凌晨两点钟才结束，之后成双成对的男女拥入舞池，这时赫鲁晓夫将汤普森大使与夫人、法国大使与夫人以及意大利共产党人留吉·伦哥带入了一个小一些的大厅里，厅里有一眼喷泉，周围放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石块。他本来想把英国与西德大使也一起叫过来的，但他们当时已经回去睡觉了，于是他就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来代替。尽管此时大家都已经颇有几分醉意，但赫鲁晓夫宣称（用汤普森第二天发送的加急电报中的话来说），“他对他的美国之行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好客感到特别的高兴”，他还说道：“只要美国总统能继续执政一届，我肯定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反复而严肃地”宣称战争就意味着自杀，因为“现代武器具有可怕的杀伤威力”后，赫鲁晓夫吹嘘说，他有30枚这样的炸弹瞄准法国，还有差不多50枚瞄准英国。那他瞄准美国的炸弹有多少枚？简·汤普森问道。赫鲁晓夫回答说，那是个秘密。赫鲁晓夫再次警告说，如果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能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那他就会单独与东德签署协议，从而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科兹洛夫和汤普森几次想离席。最后他们一直持续到将近早晨六点钟。
就在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汤普森夫妇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邀请：他们和孩子以及汤普森的助手伯里斯·科洛松和他的家人被邀请在下一个周末去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假。星期五晚上，长长的黑色轿车带着两家人来到了赫鲁晓夫的别墅。他们来到后，克格勃的安全人员拉着孩子们去雪道上滑雪橇。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也来了，戴着一顶皮帽，两边带有厚厚的护耳。那天的娱乐活动包括到附近的马场里骑阿拉伯马（“一定要挑性情比较温和的马”，热情的主人为了安全起见如此嘱咐道），接着是非正式的午宴，宴会持续的时间很长，米高扬充当敬酒的主人。在科洛松看来，葛罗米柯好像也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葛罗米柯夫人向美国客人保证说，他们有充裕的吃饭时间，因为赫鲁晓夫肯定“讲起话来就没完没了”。阿历克赛·阿朱别依负责在留声机上更换唱片。“如果斯大林看到我们在这里与美国大使在一起，”米高扬说：“他肯定会从坟墓里跳起来的。”
当亨利·卡波特·洛奇于二月初前来拜访时，赫鲁晓夫仍处于乐观的期待之中。这位苏联领导人捎话给艾森豪威尔说，他在苏联可以自由地到处旅行，甚至于秘密的军事基地也不例外；赫鲁晓夫希望总统的孙子孙女们也可以一同前来；苏联人对美国总统的接待将会是十分友好的，他大可不必采取什么安全方面的防范措施。当洛奇抱歉地说赫鲁晓夫对洛杉矶的访问并不是“十分顺利”时，赫鲁晓夫对那些事情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美国之行感到越来越欣慰”。
尽管表面上显露出乐观情绪，赫鲁晓夫肯定还是觉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首脑会晤也许不会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如果说，他的希望与忧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那就可以解释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为什么会有如此狂热的举动了。他好像已经对首脑会晤等不及了，然而他又不愿有如此的想法，好像他已经抱定主意，现在还不是过早高兴或是失望的时候。“就好像决堤一样，”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此时他父亲忙于进行各种各样的国防访问与会谈，“父亲转来转去，”谢尔盖比喻说：“就像笼子里的麻雀一样。”
在接见洛奇后不久，赫鲁晓夫启程前往亚洲（在谢尔盖、女儿拉达与尤莉娅以及孙女尤莉娅的陪同下）。他于2月11日到达印度，2月16日到达缅甸，2月18日访问印度尼西亚，3月2日来到阿富汗，然后于3月5日回到了莫斯科。此次访问巩固了苏联与发展中国家刚刚兴起的外交关系，但考虑到他在五年前已经访问过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而且他的日程中更多地充斥着集会与招待会，而不是严肃的会谈，因此可以说，他此次访问的主要收获可能就是在每一站受到的对他个人的恭维，另外还有观光游览的机会。差不多十年后，他“生动地”回顾起在加尔各答举行的那次盛大的集会，集会上放飞了“大量的鸽子”：“夜幕降临了。其中一只鸽子停在我的胳膊上。人们开始相互嬉戏，摄影师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对于所访问的每个国家，我都一直在为他们祈求和平，因此人们说现在就有了一只知道应该如何寻找自己栖身地的鸽子。”在印度尼西亚，“我们受到了人民的欢迎，盛况空前，与我们的身份很是相称”。[4]
在印度的比莱钢铁厂，该厂是苏联援建的，印度工业部长对赫鲁晓夫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认为他“对冶金有着深入的了解”。不想浪费任何一个表现机会，这位荣誉工程师［赫鲁晓夫］建议周围的观众“在建筑中以加强型混凝土替代钢铁结构”，并指导他们如何处理矿渣：“你得在矿渣高温时出炉，不能让它冷却，使之保持适当的温度，这样可以不浪费燃料，并立即将其铸造成制成品。”他还花时间对工厂住房建设发表意见，他认为工厂的现有住房反映了一种“农民心理”与“简单粗糙”。不要迎合每个想要“一处单独住房”的“农民个体”的需要，印度人应该建造四五层的公寓楼，就像他在苏联所做的那样——不过，苏联农民对这种公寓楼持反对态度，甚至在他的出生地卡里诺夫卡也是如此。
赫鲁晓夫的观光内容包括印度尼西亚袒胸露背的村妇；他后来说她们没有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读过的“海琳·库拉吉娜那迷人的身材与性感的胸脯”。印度尼西亚有一种叫做榴莲的水果，这种水果打开时会发出“那种特别恶臭、令人恶心的味道——就像腐烂的肉一样”，这肯定能给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赫鲁晓夫叫他的警卫人员空运了几箱这种水果回去。
当他的访问接近尾声时，一位西方记者问他关于在首脑会晤前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举行秘密会谈的谣传是否确有其事，赫鲁晓夫假装严肃地承认说：“我必须承认，是的，昨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刚刚举行了秘密会谈。他在印度尼西亚，我和他进行了长谈。我们的会谈十分友好。今天他将启程回华盛顿。”
这两件事情都有着更深一层的寓意：给他瞧不起的同事们带回臭味水果；进行了他所期望的那种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下会晤。行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闹剧。当飞机穿过赤道时，赫鲁晓夫的下属们穿着拼凑起来的服装在过道里跳舞，这是阿朱别依想出来的主意，赫鲁晓夫看了也确实很高兴：一向表情严肃的葛罗米柯身穿红黑两色的衣服，化装成魔鬼；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戴着假胡须；阿朱别依自己则戴着一顶高高的纸帽子。[5]
回到莫斯科一个小时后，赫鲁晓夫在卢日尼基体育馆向1.5万名莫斯科人报告了他的访问情况。十天后，他又启程前往法国，在法国呆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在大家看来，他差不多整个二三月份都没有呆在莫斯科。
法国当然不是缅甸。戴高乐是四巨头之一，他当时正在给他的盟友和苏联制造麻烦。如果赫鲁晓夫能让他和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一道赞同在首脑会晤中达成关于德国问题的协议，那就可以把阿登纳晾到一边。此外戴高乐具有个人魅力与政治魅力。“戴高乐的一些个性让赫鲁晓夫很是着迷。”阿朱别依记得。阿朱别依猜想戴高乐的这种“个性”就是“坚定的意志”。不过，赫鲁晓夫还看中了其他一些素质。想起斯大林的评价，他认为戴高乐“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政治家之一，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里是这样”。他对戴高乐的“自信与权威派头”也很是喜欢。这位法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时“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进行协商”，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这位身材高大、举止尊贵的法国人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与不慌不忙”，这与爱发脾气、不够冷静的赫鲁晓夫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出于对戴高乐的尊重，赫鲁晓夫不会对他给东道主留下的印象感到完全满意。除了“一次稍显粗暴的讲话”外，戴高乐后来告诉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先生还是很友好的。”他“对看到自己发言所产生的效果很是自豪”，不过他的发言并不总是能带来他所期望的效果。他是个“狡猾、聪明、自以为是的人”，不过，尽管十分清楚讨论的基本原则问题，但他“并不能时时对细节问题小心谨慎”，“对于不停地重复的每个问题，他都执固定不变的解决办法”。[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