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什塞娃医生很尴尬，但赫鲁晓夫则笑得颤了起来。“现在你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了吧，”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水。”
我们很难相信赫鲁晓夫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他整个生命都投入了为这一事业服务中去了。不过，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一生同时也目睹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经历了如此众多而巨大的损失。
在出院检查前，穆什塞娃医生在护士站发现了赫鲁晓夫，他正在和护士们开玩笑，讲故事，一名护士在门口站岗放哨。“啊，尊敬的穆什塞娃·尼古拉耶夫娜，”他笑着说：“我恳求你不要惩罚任何人。是我要求她们这么做的。请记住：这是我最后的要求。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回到家后，中间如果不停下来休息几次，他甚至都不能走到草地上。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他还是从2月初开始重新口述回忆录，不过他的心情又陷入了沮丧中。4月，他迎来了77岁生日，生日那天，他穿上了白色的衬衣，深色的西服，胸前佩戴了两枚勋章，但肩上很不协调地挂着他时常带在身边的袖珍收音机。他不能再侍弄花园了，但是在谢尔盖7月2日生日那天，他指导着客人们在花园里干活，将他们带到他的房间里，打开留声机，听乌克兰与俄罗斯民歌以及歌剧咏叹调，和每个人轮流照相，然后与他们围坐在一堆篝火旁。这是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最后一次聚会。
此后，他痛苦地抱怨说没有人需要他了。“我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即使我上吊自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赫鲁晓夫几次提到了自杀，于是他的医生提醒他的家人不要让他一个人单独呆着。贝左比克医生将赫鲁晓夫心情不好归咎于动脉硬化，但家人相信还远不止这些。不管如何，随着8月的过去，9月的来临，这段最为灰暗的日子好像就要过去了。
9月5日，一个星期天，赫鲁晓夫一家来到了阿朱别依位于莫斯科西北伊克萨附近的别墅里，这里靠近将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连接起来的运河（由犯有谋杀罪的劳改犯开凿）。赫鲁晓夫一家到达时已近中午时分，午饭他们喝了拉达用汤料包准备的汤。这是她父亲第一次品尝这样的东西，他很喜欢。“你母亲不让我吃这些东西，”他说：“所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都没有尝过。”
午饭后，大家出去散步。在到达树林前，赫鲁晓夫停了下来，叫他的外孙阿廖沙回去取一把折叠椅来。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他吃了一片药。阿历克赛·阿朱别依和一个在别墅里打零工的园艺工与赫鲁晓夫呆在一起，其他人都走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位园艺工捡了13个蘑菇，放在赫鲁晓夫的脚边。
“13个……”尼基塔·赫鲁晓夫嘴里嘀咕道：“这个数字不吉利。”
在园艺工去寻找第14个蘑菇后，赫鲁晓夫转向阿朱别依说：“在我去世后，他们对你的憎恨就会消失了。他们是因为我而对我们一家人采取报复措施的。你经历过艰难的时期，和我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不要对此感到后悔。人民是会记起我们的。”
阿朱别依一句话也没有说。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他如此和善过。就是在这时，赫鲁晓夫告诉了阿朱别依我们在本书开头所引述的那个故事，他在卡里诺夫卡的一块空地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告诉他：“小家伙，一个伟大的前程正在等待你。……”
在赫鲁晓夫一家回到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后不久，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吃了一片药，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几天后，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凌晨四点钟，赫鲁晓夫叫醒妻子，低声说：“陪我坐一会儿，我感觉很疼。”在服用了一粒硝化甘油后，疼痛有所缓解，于是他叫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去睡觉，但不要把他卧室的门关上，此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个半星期的时间了。“也许他此时害怕黑暗，”她想：“只是他不想承认。”
第二天早上，医生建议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去医院，但是并没有坚持。当天下午，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贝左比克这一次坚持让他去医院，但允许他可以坐车去，而不是叫来一辆救护车。“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的救护车，”赫鲁晓夫嚷道：“它让你感到已经死了一样。”当钻进贝左比克医生的“伏尔加”汽车时，赫鲁晓夫的精神状态好像不错，和在他别墅里工作的厨师与园艺工告别，还和司机开着玩笑。当汽车通过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时，他情绪激动地抱怨说附近的玉米种得“不得法”。他还注意到了卡利宁大街上的栗子树，吹嘘说这些树是30年代在他的坚持下种植的，他没有理睬其他市政府官员的反对。
赫鲁晓夫在不用人搀扶的情况下走进了医院，还与前几次住院时所认识的护士和勤务兵开玩笑。他叫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去，当天晚上他把谢尔盖也支走了：“在这里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意义。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做的吗？不要为我而分神，你没看见我很忙吗？现在我要吃药、量体温了。他们不会让你在这儿感到无聊的！你明天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些看的材料。”当天晚上，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
到了星期三，情况已经显得很严重了，但是赫鲁晓夫还能够抱怨叶勒娜带给他的剑兰，（“我要它们有什么用？还是你们拿走吧！”）他还假装对护士说这些花实际上是送给她的。星期四，情况更糟了。已经没有了玩笑话，尼娜·彼得罗夫娜吻着他的左手，他抚摸着尼娜的脸颊。星期五，赫鲁晓夫的情况好像好转了一些，星期六上午9点，当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拉达来的时候，情况更好。他要来一碟酸菜和一瓶啤酒，抱怨说啤酒不好，和医生开着玩笑，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自己去看医生时还相互道别。当她25分钟后回来时，他已经快不行了。情况怎么样？她问从赫鲁晓夫病房里出来的医生。“很糟，”医生回答说。“比星期四还糟吗？”尼娜·彼得罗夫娜问。得到的回答是“他已经去世了”。
性格一向坚忍的尼娜·彼得罗夫娜哭了起来。当谢尔盖终于被允许进入病房时，他父亲的脸色“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让人感到陌生：鼻子好像更瘦削了，下巴上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了他的脖子。血滴溅到了墙壁上，这是使用人工呼吸器造成的”。
当尼娜·彼得罗夫娜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后，她想着应该为赫鲁晓夫举行一个葬礼。举行正式的还是私下的葬礼，这取决于政府的决定。星期六一整天，他们得到的正式回复就是“等着听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