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组织了仔细的空中搜索，并派出了地面搜救人员，”库迪亚科夫将军写信给尼基塔·赫鲁晓夫说：“但还是没有找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还保持着希望……但是形势和时间的推移不得不让我们得出了痛苦的结论——您的儿子，列昂尼德·尼基蒂奇·赫鲁晓夫，在与德国侵略者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列昂尼德，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牺牲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就是战争，很多优秀的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每场战争都是如此。”在赫鲁晓夫长达2000多页的回忆录中只有两处提到了列昂尼德，这是其中的一处。他儿子的照片接下来悬挂在他家的起居室里，但是赫鲁晓夫很少提及他。他们没有对列昂尼德飞机击落的地方进行彻底的搜索，甚至在苏联军队重新占领那里后也没有。只是到了1960年才进行了一次劳民伤财的调查，但肯定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实列昂尼德的命运。
关于列昂尼德的命运有很多恶意的谣言：一种传言说列昂尼德在飞机坠落时幸存了下来，被德国人抓获，后来他投靠了德国人，直到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将他抓获并处死。有人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恳求留他儿子一命，但斯大林拒绝了他的恳求。根据那些传播此谣言的人的说法，这也就是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原因。莫洛托夫后来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儿子“是叛徒”，“斯大林不想原谅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怨恨……使他不惜一切手段毁坏斯大林的名声”。好像除此之外，赫鲁晓夫没有别的谴责斯大林的理由！如果德国人抓住了列昂尼德，他们肯定会对此大加渲染，就像他们抓住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Yakov）时一样。研究人员在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中没有找到列昂尼德的任何迹象。[8]查莫林中尉后来也承认他隐瞒了一个事实，就是他看见列昂尼德的飞机解体了，他这么做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躲避政治局成员的儿子的死亡可能给他带来的责任。[9]
那么为什么赫鲁晓夫对他儿子死亡的反应如此低调呢？也许是因为列昂尼德的死使他太痛苦了，难以承受，或者是因为他儿子在有生之年作孽太多，使他不堪回首。
列昂尼德的遗孀和她儿子的命运使他的悲剧雪上加霜。列昂尼德在战斗中殉难时，柳芭正在外国语学院里学习，当时学院已经从莫斯科撤离到了伏尔加河边上的斯塔夫罗波尔，这里地处古比雪夫下游大约40英里处。当她得知丈夫殉难的噩耗时，伏尔加河仍然封着冻。由于渡船是去古比雪夫的主要交通工具，她和一个朋友只好一直步行到了古比雪夫。一天以后，她和尼娜·彼得罗夫娜飞往莫斯科去和赫鲁晓夫见面。
维拉·切尔奈茨卡娅（Vera Chernetskaya），一位苏联作曲家与指挥的女儿，她的丈夫是在古比雪夫法国领事馆工作的法国人，她已经成功地劝说柳芭学习法语。切尔奈茨卡娅和她的丈夫居住在一家列昂尼德和柳芭经常招待苏联艺术家和音乐家的旅馆里。尽管当时俄罗斯人和西方人已经混杂在一起，对相互之间联系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但与外国人交往（更不用说和外国人结婚了）还是很危险的，甚至是在战争期间。在列昂尼德回到前线后，柳芭却敢陪同一位法国军事武官（她描述此人“是个具有非凡吸引力的人”）去剧院。
起初，柳芭将她的孩子们留在古比雪夫，托尔亚和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在一起，尤莉娅和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一起。1943年6月异常炎热的一天（当时天气的炎热程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托尔亚记得人都不能在柏油马路上走），她接走了她的儿子，乘轮船到了斯塔夫罗波尔，然后又步行几英里到了位于密林中的一个前疗养院所在地，不过当时已经变成了外国语学院的校址。托尔亚和柳芭的法语老师住在一起，而她则住在集体宿舍里。
不久以后，柳芭就被捕了。她认为是赫鲁晓夫家警卫队的头目告发了她，她和列昂尼德对此人都不以为然。另外两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乘火车将她带到了莫斯科。在没收了她的物品后，其中包括列昂尼德送给她的一块十分珍贵的手表，他们将她和两名其他的犯人关进了卢比安卡的一个牢房里，她记得那间牢房就像个鸽子笼似的。刚开始，她还认为是他们搞错了，但是在维克多·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本人亲自审讯了她后，她才明白是自己搞错了，阿巴库莫夫当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头目和被人称为特务死亡之地的反间谍机构SMERSH的头目。[10]
和他的主子贝利亚一样，阿巴库莫夫以擅长在肉体上折磨犯人而闻名。柳芭后来了解到，她是因为维拉·切尔奈茨卡娅的一位亲戚的告密而被捕的。不过，对待柳芭，身材高大、宽肩黑发的阿巴库莫夫却显得很友好，甚至有讨好之嫌。坐在一间宽大的卢比安卡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俊美的脸上挂着笑容，他没有指控柳芭任何罪名。“他没有说我是特务，”柳芭记得：“只是因为我和那位军事武官一起去了剧院，他交给了我一张纸条。”柳芭拒绝交代，“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阿巴库莫夫嘲讽地告诉她：“也许你现在不想说，不过如果你想说的时候，还是可以说的。”他威胁将她转到列夫尔托夫监狱。“那里的状况很差，”他警告她说：“可不比我们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耗子，到了那里你的牙齿也许都可能被打掉。”当柳芭拒绝供认这些她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罪状时，另一位审讯人员对她破口大骂，并威胁要对她用刑。最后在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里，她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除了必要的少量睡眠外（与其他所有关在卢比安卡“传送带”的犯人一样），后来又在莫斯科布蒂尔卡监狱被单独囚禁了两个月，最后才被判在莫尔多维亚劳改营里服刑五年。
柳芭在劳改营里的伐木组里劳动，直到后来她累倒了，被送往勉强可以称得上是劳改营诊所的地方。在身体恢复后，她被分配去干卫生员与护士的工作，后来她再一次病倒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身子也枯干了，体重下降到了70磅左右。有一次，她躺在木板床上，精神处于虚幻之中，她想象自己骑着一只天鹅，听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痛声彻呼：“柳芭必须重获自由！”后来她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里面有一双靴子、一件粗呢上衣、一顶带有护耳的冬帽，还有其他的一些衣服。她怀疑是赫鲁晓夫的姐姐寄的，因为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她寄过其他一些包裹，而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却从来没寄过。
1948年从劳改营释放出来后，柳芭在哈萨克斯坦度过了五年的流亡生活，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份地质方面的工作，并继续充当警察的线人以排解内心的压力。在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后，她还继续留在卡拉干达，这部分是缘于她1954年去莫斯科探访时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拒绝让她与尤莉娅见面，尤莉娅当时已经14岁，由尼娜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抚养，而尤莉娅也把他们当作她的父母。尼娜·彼得罗夫娜显然想让她们母女团圆，后来在尤莉娅填写大学入学申请表时，她向她透露了事情的真相。[11]1956年，尼娜·彼得罗夫娜在赫鲁晓夫外出时安排柳芭与尤莉娅见了面。“你长得简直与列昂尼德一模一样！”柳芭见到尤莉娅惊呼道。尼娜·彼得罗夫娜极力劝说她留下来，但柳芭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并非他们真正需要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下台后，赫鲁晓夫与他的儿媳交谈过，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家人问起过柳芭的情况，从1943年直到1971年去世，赫鲁晓夫只见过柳芭一次。
赫鲁晓夫也许担心他会失去尤莉娅。柳芭还怀疑他相信对她的间谍指控。“他们一定对他说过一些关于柳芭的很恶毒的话。”尤莉娅说。她还说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都没有像柳芭在1956年时那么热情地拥抱过她。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有拥抱过她。“尼娜·彼得罗夫娜就是那样。她总是冷冷的，她也没有教给我如何待人热情。”
在斯大林逮捕的政治局成员的亲戚当中，柳芭并非唯一的一个。莫洛托夫的妻子、卡利宁的妻子、卡冈诺维奇的兄弟、米高扬的儿子：权力显赫的亲戚也不可能保护他们于无虞。没有将柳芭从监狱里拯救出来，这并不能怪罪于赫鲁晓夫。但是为什么他对柳芭心怀怨恨呢？也许是与列昂尼德一样，柳芭不够检点谨慎的生活方式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虽然柳芭的儿子托尔亚并不是列昂尼德的孩子，托尔亚1943年时九岁，但他也许遗传有这方面的基因。
“我不是那种能对什么事情都集中精力的人。”托尔亚回忆说：“我总是处于活动之中，总是需要什么东西。列昂尼德来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特棒的头盔，我要了过来，我去滑冰时就戴着它。有一次我刮到了一辆汽车上，倒在冰冻的大街上。列昂尼德没有在意，但妈妈却急得快发疯了。列昂尼德有一箱子的左轮手枪和子弹。箱子是锁着的，但当妈妈和列昂尼德去剧院时，我能设法打开它，我拿出了一把手枪和我的朋友玩，他是赫鲁晓夫司机的儿子，他们就住在我们楼下的地下室里。他装上了一颗子弹，他坚持要打出去。子弹没有打中我，不过打碎了一扇窗户，房间里充满了烟雾。我们很害怕，藏在一个毯子下面，生怕有人来找我们。第二天，当列昂尼德问起此事时，我开始矢口否认，不过后来还是承认了。列昂尼德让我站在墙角，不过后来又放我走了。有一次我将一个瓶子扔到窗外，差点砸到从院子里走过的维辛斯基（Vyshinsky）。”
直接砸到斯大林宠幸的清洗审判人也许还可能在日后给托尔亚带来荣耀，但用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给他的丝巾试图勒死一条狗就另当别论了。更糟的是，那条狗最后还是设法逃走了。托尔亚个子虽高，但行动笨拙，连一年级的同学都无情地捉弄他，柳芭不得不雇了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位以异乎寻常的严格传统传授沙皇时期文化的老妇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很喜欢托尔亚，[12]但马林科夫一家经常告他的状。尼娜·库赫尔丘克回忆说，托尔亚曾对着洗手池撒尿，气得尼娜·彼得罗夫娜哇哇大叫。在柳芭和她的孩子们搬到一个独立的公寓后，托尔亚几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赫鲁晓夫家的其他人。“我觉得我好像断绝了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他如此说道。
在他母亲被捕时，他们告诉托尔亚的是她“走了”。那天早上，外国语学院的一位管理人员带着他走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将他放在孤儿院里。苏联的孤儿院在和平时期条件就很差，到了战争时期就更差了。没有人向他提起过关于柳芭或是他的妹妹与其他在古比雪夫的亲戚的情况。“他们把我给扔了。”托尔亚想。一个月后，他逃离了孤儿院，溜进了一艘开往古比雪夫的轮船，来到伊日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公寓时已经衣衫褴缕，身上都长了虱子。他以前的家庭教师从克里姆林宫的特别诊所里要来了药品。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久又把他送到了另外一家孤儿院里，只告诉他母亲到莫斯科出差去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了托尔亚两节香肠。孤儿院的食物太差了（每天的面包不到300克），孩子们就将奶牛角与蹄子做成的小块放在火炉上烤着嚼。有一段时间，孤儿院院长叫托尔亚偷偷地吃带来的香肠，院长的两个孩子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这让托尔亚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他就将剩下的香肠给了他们。
像托尔亚这种年龄的孩子可以上一个单独的学校。这使得他再次有机会逃跑。他在火车站偷过糕点，也有人看见他在市场里乞讨。他于1944年2月逃回了古比雪夫，结果发现赫鲁晓夫一家已经搬到莫斯科去了。为了得到买火车票的钱，他偷了一套餐具，想卖掉换钱，但是被抓住了，又被送回了孤儿院。又试图逃跑几次后，孤儿院将他开除了，把他送到了列宁格勒的一所海军候补军官学校里。
托尔亚的其他经历甚至更加令人惊奇。候补军官学校的体检发现他的心脏有问题，于是托尔亚被送到了克罗斯塔德海军基地的印刷厂里。在印刷厂里，未成年的工人呼吸着有毒的雾气，由于食物定量不足，他们只好吃粘墙纸的浆糊来充饥。托尔亚想逃到莫斯科，于是他在晚上穿过芬兰湾的冰面，在被人抓住送到皮斯科夫（Pskov）的孤儿院前爬上了一列火车。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到达了莫斯科，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再次被抓住后，他就前往乌克兰。在基辅，他“居住”在火车站的通风管里，后来被人抓住，送到了一个教养所里，他从教养所里逃跑过三次。最后，由于担心被逮捕判刑，他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于1952年参了军。
1955年，托尔亚设法在莫斯科找到了他的同母异父妹妹尤莉娅。她现在是一个尊贵的、享有特权的年轻女人，而他认为自己是个穷困潦倒的可怜虫，连鞋带都老是开着。于是托尔亚又回到了基辅，他母亲最后在那里找到了他。难道他从此就再也没有与赫鲁晓夫家人联系过吗？有人对托尔亚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苦涩地回答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我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根本引起不了我的兴趣。对于我来说，他们是否存在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把我扔到了孤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