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贝利亚和他曾试图“缓和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当斯大林不让他们参加他的别墅聚餐时，赫鲁晓夫和他的朋友们就悄悄地告诉他们斯大林的聚餐计划，这样他们可以酌情设法参加。但是过了一阵子，“事实证明再坚持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这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可能危及我们在斯大林眼里的地位。……我确信，如果斯大林能够活得再长一些，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下场可能就会是灾难性的”[13]。
如果老一辈的领导人都已作古，那谁来接替他们呢？战后，两派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就开始为了争夺地位而尔虞我诈。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领导着一派，另一派中包括日丹诺夫、维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这一派被称为是“列宁格勒派”。从表面上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打不倒的。自从1939年以来，他们两人就在莫斯科占据着重要职位（马林科夫主管党的人事，贝利亚领导着秘密警察部队），两人都在国防委员会中任过职，战后两人都担当过斯大林在部长委员会里的代理人，1946年两人都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两人都有缺点，他们的缺点给了对手打开缺口的机会。
虽然拥有巨大的权力，但马林科夫没有未雨绸缪，至少在他们的同事们看来是这样。莫洛托夫认为，马林科夫“是个好的任务执行者，一个‘接线员’，我们经常这么称呼他。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他知道如何查出事情的真相，如何摆平，这就是他能做的”。他“活跃、可爱、爱交际。对于重要的事情，他能守口如瓶。但是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党组织，相比较而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和乌克兰都是党委书记”。
安德烈·马林科夫描述他的父亲是个“富于启迪性的技术统治论者”，对于学术有着广泛的兴趣，而对于血腥的阴谋没有兴趣。长期担任马林科夫助手的德米特里·苏赫诺夫坚持认为，他的主人“没有很多思想上的教条”。不过，即使这些品质属实（很少有人对此作过保证），那也可能是有倾向性的。阿里露耶娃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政治局里最具理性和洞察力的成员”，但是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却认为他是个软弱的人。马林科夫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彼此很像：日丹诺夫的儿子（后来与阿里露耶娃结婚）是位化学家。阿里露耶娃写道，马林科夫的孩子们“是在与书香门第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不过，她补充说，日丹诺夫瞧不起马林科夫，经常称他是“马拉尼娅”（Malanya），因为他长着一张圆圆的像妇人一样的脸庞——马拉尼娅或马拉什卡（Malashka）是俄罗斯农村妇女中常见的名字。
说实话，贝利亚并不软弱。他精明、工于心计，还是那种彻底的愤世嫉俗的人。他在高加索地区有自己的地盘，他手里还控制着秘密警察，就连斯大林本人好像都在他的股掌之中。阿里露耶娃写道：“我谈到贝利亚对我父亲的影响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与我父亲相比较而言，贝利亚更加狡诈，在背信弃义与狡猾方面更加老练，也更加傲慢和自负。一句话，他是个更为强力的家伙。”
和斯大林的女儿一样，他的部属们后来也将贝利亚当成替罪羊。事实上，斯大林是苏联大恐怖的策源地，不是贝利亚，但贝利亚也是个魔王。不错，在他1939年接替叶佐夫后恐怖的气氛有所缓和，但他亲自在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里折磨囚犯。不错，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Nina Teimurazovna）是个漂亮的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化学家，她“扮演着妻子与主妇的角色，虽然她的这些品质很久以来已经消失殆尽了”。阿里露耶娃如此说道，他们唯一的儿子谢尔哥（Sergo）“懂得德语和英语，成为我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之一。……他和他的母亲一样性情温和、易于相处”[14]。然而，贝利亚本人却是个劫色劫财的恶棍。
“经常性的”玩弄女性是斯大林宫庭里一个喜爱的节目。除了帕斯克雷比谢夫和斯大林的护卫头目尼古拉·维拉西克（Nikolai Vlasik）外，这样的积极分子还包括已经上了年纪、长着一小撮胡须的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卡利宁（不清楚是在他的妻子被捕前还是被捕后）和布尔加宁。后者就让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居住在他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有一次他还将另外一位情妇介绍成他的妻子。至于贝利亚，他乘坐他的小轿车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转悠，看到年轻貌美的少妇与女孩就带到他位于卡查洛夫大街的房子里，灌她们喝含有安眠药成分的酒，然后再实施强奸。[15]
米洛万·迪伊拉斯描述贝利亚“微胖，脸色白中带绿，双手柔软而潮湿。他的嘴巴棱角分明，夹鼻眼镜后的双眼向外凸出，他突然让我想起了乌伊科维奇（Vujkovic），那个特别擅长于折磨共产党人的贝尔格莱德皇家警察头子”。甚至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对贝利亚心存疑惧。他有一次在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的房子里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大声咒骂着喊道：“马上回来！我不相信贝利亚！”“斯大林意识到，”赫鲁晓夫写道：“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任何斯大林手指向的人，那他也会消灭他自己选择的对象。……斯大林担心他也许是贝利亚的首选目标。当然斯大林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出他的这种想法，但我能感觉出来。”[16]
尽管具有邪恶的天赋，但贝利亚也有致命的缺陷。他1918年曾有一段时间被派去在反布尔什维克的阿塞拜疆政府担当间谍，这就可以被说成是叛国罪，后来也的确如此。他昭然若揭的野心让他的同事们感到很恐慌。贝利亚“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傲慢”，赫鲁晓夫说：“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向斯大林呈送报告，而事先没有跟他通气的话，那他肯定会当着斯大林的面将你的报告说得一文不值，他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之处。”
贝利亚的污点让日丹诺夫有了可乘之机。1934年，日丹诺夫已经接替被谋杀的基洛夫，成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目，列宁格勒在声望与重要性上仅次于莫斯科。1939年，他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比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还要早六年。和赫鲁晓夫一样，日丹诺夫没有在国防委员会任过职，而是担任过监督列宁格勒防御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战争末期，他被派往芬兰，他在赫尔辛基的联盟控制委员会里任苏联代表。不过他无尽的忠诚与顺从，以及他工作上所追求的完美主义，帮助他重新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
日丹诺夫在知识界也颇为自负，他对俄罗斯文学和钢琴音乐的欣赏颇具水准。他在见风使舵方面也不逊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1946年，马林科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而贝利亚也失去了对秘密警察部门的直接控制权。[17]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号人物库兹涅佐夫取代马林科夫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主管人事，而沃兹纳什斯基取代马林科夫的一个门生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并于1947年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18]
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两人都颇具野心，劲头也很足，但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手上沾的鲜血也少一些。有一段时间，斯大林让沃兹涅先斯基在他不在的时候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他曾经提及沃兹涅先斯基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政府首脑，库兹涅佐夫可能成为潜在的党的总书记。[19]不过，如果斯大林提拔日丹诺夫是因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权力太大的话，那他的这种做法则事与愿违。日丹诺夫糟糕的健康状况对他的计划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到1948年时，日丹诺夫已经变得很肥胖，脸色苍白，还患有哮喘病，而且经常喝得烂醉），贝利亚显然相信斯大林会恢复马林科夫的职位。[20]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去世，死因至今仍不是很清楚，在马林科夫于1949年初访问列宁格勒后，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列宁格勒的最高领导人被指控犯有帮派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其他的罪行。库兹涅佐夫于1948年8月被捕（就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沃兹涅先斯基于10月份被捕。库兹涅佐夫被解除职务的当天，他家里正在庆贺他女儿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哥的订婚仪式。卡冈诺维奇提醒谢尔哥的父亲：“你准备同意这桩婚姻吗？你是不是昏了头？难道你看不出库兹涅佐夫要完蛋吗？”他说得没错。1950年9月，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政治局成员签署了对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死刑命令。几个星期后，他们被秘密“审判”，定罪；紧接着，刽子手在他们的头上蒙上白布，拖出审判庭，开枪打死了他们。库兹涅佐夫的妻子也被逮捕，被送到了劳改营里，受到同样遭遇的还有沃兹纳什斯基的兄弟（他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校长）和他的姐姐玛丽娅。[21]
列宁格勒事件令人痛恨的结局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得到了更好的权力。马林科夫被指派在1952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作主报告，这好像使他被看成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不过贝利亚的地位则不是那么稳固。1951年末，斯大林下令逮捕明格雷利亚（Mingrelia）的官员，贝利亚就来自格鲁吉亚的这一地区。斯大林指示该地区的警察头目谢姆扬·伊格纳捷夫（Semyon Ignatiev）不要忘记“大明格雷利亚主义”。贝利亚为了躲避此次打击，急忙跑到格鲁吉亚，对他的族人大肆加以逮捕，但是在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事件中，他就找不到这样的脱身之术了。斯大林听信了一种疯狂的指控，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正在策划暗杀行动，《真理报》宣布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机构“没有适时揭露出医生们中间极具破坏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多年后在被问到斯大林是否真的需要“医生阴谋”事件来搞倒贝利亚时，莫洛托夫回答说：“不，没有必要。但这是让其他人相信贝利亚有过失而必需的。如果没有此事，他们也许会保持沉默，但他们不会相信。”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于1953年1月被捕。米高扬担心会回到30年代末期的大恐怖时代。如果像谣言所传的那样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都流放到远东地区，那么新一波的恐怖也许会降临到整个最高领导层，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内。
赫鲁晓夫在所有这些内部争斗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清楚。他否认自己知道关于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被捕的“详情”：“斯大林从来不和我讨论列宁格勒事件”。不过他的确知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自从1946年开始就在阴谋策划反对他们的对手。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刚开始对搞掉沃兹涅先斯基还犹豫不决，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赫鲁晓夫承认，当列宁格勒事件的卷宗在政治局里传阅时他在“调查材料”上签了字，但是当斯大林要求他调查莫斯科的一个类似事件时，他设法阻止了这种“瘟疫”扩散到首都。
“事情并不妙，”斯大林在1949年12月告诉赫鲁晓夫：“阴谋已经被揭露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揭露了列宁格勒的阴谋活动，莫斯科也有大量的反党分子。我们想使首都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堡垒。”他交给赫鲁晓夫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所列的反叛者包括莫斯科党委书记格里高里·波波夫和其他莫斯科官员。赫鲁晓夫说他“将这份文件锁在他的保险柜里，决定不再提起它，除非斯大林自己再提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拖的时间越长，结果可能会越好”。
无视斯大林的指示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当斯大林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声称他告诉斯大林这份文件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坚持说：“对于我来说，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很容易，我只要对这些捏造的指控表示同意就可以了。……我需要做的就是说：‘是的，斯大林同志，这看起来很严重。我们最好还是进行调查。’……波波夫和所有其他的人最后当然会供认，我们会在莫斯科对他们的阴谋进行审判，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像列宁格勒一样。这样我就会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说，为了挽救波波夫，他安排将波波夫调出莫斯科，这样如果健忘的斯大林偶尔记得问起来的时候，“波波夫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他在古比雪夫”[22]。
在第十九届党代会后，斯大林突然对政治局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一个扩大的25人主席团，里面包括一些年轻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显然是准备对老一代的领导人进行最后的清洗。“我再一次对他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怎么能这样？”他声称他对逮捕克里姆林宫医生同样感到很恐惧；他确信他们是无辜的，并责备自己没有如实说出情况：“为此，我深感自责。我们应该更加坚决一些；我们不应该允许发生如此疯狂的运动。……我责怪自己没有自始至终过问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