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降落在普拉机场，从那里转乘小艇前往布里俄尼。“马林科夫脸色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平坦的道路上也晕车。我们刚刚经过令人难以想象的颠簸飞行后落地，现在又乘坐小艇驶向汹涌的大海。马林科夫躺在船上，闭上了双眼。”
米库诺维奇大使和铁托正在登陆点等着。“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偶尔还有鸣叫的夜莺飞过。”他记得：“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看上去非常疲惫，特别是马林科夫，他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两位俄罗斯人吻了我们的双颊。”四天后，米库诺维奇仍能感觉出“马林科夫胖胖的圆脸，当我意料不到地被他揽入怀抱时，我的鼻子好似碰到了充了一半空气的气球”。
他们的会议于半个小时后开始，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这已经是赫鲁晓夫连续四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他不是在乞求铁托的支持（不过他最后还是得到了）；不管南斯拉夫的反应如何，苏联军队第二天早上会再次开进布达佩斯。不过，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米库诺维奇说在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情绪都很激动，这表明赫鲁晓夫已经感觉到自己进退维谷的处境了。
会议结束后是一段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于11月3日上午从普拉乘飞机前往莫斯科。根据米库诺维奇的说法，飞行状况仍是“意想不到的差”。两天后，苏联坦克和部队碾碎了匈牙利革命，代价是匈牙利伤亡大约2万人，苏联为1500人左右。
[1]虽然在会议厅里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反斯大林主义的暗示当时没有什么直接的正面或负面反映，但党代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位低层官员的电报，对米高扬的评论提出质疑。还有两封电报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一封来自巴黎的第四国际；另一封来自身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遗孀纳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娃。第三封支持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提法的电报据称来自斯大林任性的儿子瓦西里。
[2]多年来，在西方对斯大林是背叛了列宁，还是实际上继承了他的政治遗产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苏联，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到后苏联时期也有类似的公开争论，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得出了结论，除了共产党人，苏联人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否定的。
[3]诺莫夫在他的文章中推测，1956年赫鲁晓夫认为可以放心谴责斯大林的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安排销毁了大多数包含他在斯大林时期不法行为的文件。诺莫夫引用德米特里·沃尔科冈诺夫的话说，销毁了从贝利亚保险柜里搜出的“满满11纸袋文件”，并指使谢罗夫“对档案材料进行详细清理”。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提供什么决定性的证据，也没有说明1956年被销毁的重要文件，或是这对赫鲁晓夫讲话的时间选择和内容有什么影响。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在1956年前，他父亲还没有权力销毁这些敏感的文件，克格勃头子伊凡·谢罗夫虽然与赫鲁晓夫关系很密切，但如果没有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授权，他是不敢这么做的。这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1996年3月6日写给作者的信件里谈到的。
[4]波斯彼诺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中央委员会秘书阿里斯托夫（Aristov）、商业联合会主席尼古拉·谢夫尼克（Nikolai Shvernik）以及党控委员会副主席科马罗夫（Komarov）。米高扬回忆说，他推荐自己和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起参加这个调查委员会，但赫鲁晓夫认为调查委员会成员不应包括和斯大林关系特别亲密的主席团成员。
[5]1956年底，罗德斯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6]赫鲁晓夫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收录于1956年2月13日全体会议的逐字速记报告中，作者曾亲眼看过这份报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建议由波斯彼诺夫发言，但其他的主席团成员坚持由他本人作此次讲话。米高扬声称他提议由波斯彼诺夫发言，但赫鲁晓夫不同意，赫鲁晓夫说：“如果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其他人来作此发言的话，人们会认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推脱责任。”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米高扬说赫鲁晓夫“证明是正确的”。
[7]根据文件和与会者的回忆录所显示的时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叙述中含有可疑成分。根据与会者的回忆录，对发言的授权是在发言开始前不长的时间里作出的。赫鲁晓夫回忆说，他曾威胁向党代会通报调查的结果，而不管主席团是否同意（利用党章的规定。党章规定，一旦党代会开始，中央委员会总报告作完后，党员可以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才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卡冈诺维奇记得代表们已经就座，主席团成员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赫鲁晓夫突然拿出一份红皮文件在成员们中间传阅，内容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他要求大家马上签字表示同意。事实上，两人提到的冲突并非是授权发言的决定，而是发言内容本身。
[8]诺莫夫曾经看到了其他没有在讲话中体现出来的速记内容。根据他的说法，其中提到了一次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之间的见面，他们两人中间有一大堆高高的文件。“你想干什么？想躲起来吗？”斯大林开玩笑地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不会把你抓起来的。”
[9]在1956年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有79人在1952年就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或候补委员，而有41人是新当选的。在1956年选举的候补委员中，有71人是新当选的，而在第十九届党代会上已经当选的为122人。
[10]根据萨哈罗夫的说法，他的同事，物理学家伊格尔·塔曼（Igor Tamm）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并不是完全的：“是的，我喜欢赫鲁晓夫，他不是斯大林。但如果他与斯大林的差别再大一些，那就更好了。”
[11]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当马林科夫第一次提出要在列宁山下建造一些新住宅时，赫鲁晓夫“犹豫了一下——会不会太过昂贵了？——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了”。
[12]赫鲁晓夫一家起初住在列宁山别墅区的中央，三年后他们搬到了最左边，可以俯瞰莫斯科市区。我后来访问以及本文中描述的都是后来的那座别墅。不过，由于所有的别墅规格都一样，甚至国家配发的家具都一样，因此对后来这座别墅的描述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第一座。
[13]赫鲁晓夫想将这份“秘密报告”一直保密下去，直到他说出来为止，他确实做到了。很少有人知道将要发表这一秘密讲话，那些知道此事的人也没有敢说出来，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份“秘密报告”最后不能真正宣读。赫鲁晓夫只告诉了亚历山大·阿朱别依真相。
[14]据称，这份经过编辑的文本体现了报告里的哪些内容是没有经过赫鲁晓夫修改的，哪些内容太过尖锐。前者包括指责斯大林依靠地球仪计划作战行动，这一夸张的说法后来被很多将军用来反对赫鲁晓夫自己，以及他与布尔加宁之间的谈话，说到斯大林那里做客，不知道最后能够回家，还是被投入监狱。后者包括赫鲁晓夫的说法，认为战争时期斯大林的领导导致苏联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编辑者在最后补充了一句话“不要在承受伤痛的同时为敌人提供反对我们的弹药”，以强调对“秘密报告”保密的重要性。
[15]以色列人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份讲话稿的不是很清楚。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一位31岁的有犹太血统的波兰记者在他女朋友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份讲话稿，他的女朋友也是犹太人，只是没有公开，她在波兰共产党总部里工作。这位记者于是将她女朋友的这本小册子借出来，想办法复印了一份，转交给以色列大使馆。
[16]普通群众称赞对压迫他们的当地官员的清洗的思维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
[17]虽然没有公开出版，但这份决议被下发至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里，与决议一同下发的还有一份严厉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指示。
[18]7月，中央委员会命令所有的党组织行动起来，反对那些“不正确地”理解第二十届党代会上所发生事情的人。
[19]米高扬主持中央平反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斯纳哥夫（Snegov）的提议下倡导成立了三驾马车，他们的任务是解放犯人，而不是惩罚他们。
[20]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外，这个委员会还包括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和鲁登科。
[21]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夕，南斯拉夫大使馆听到了无数对赫鲁晓夫粗俗个人风格的批评：“人们都说他为人粗鲁、精神错乱、太过直率、没有礼貌，这样的人是不配成为苏联这样伟大国家的领导人的。”根据南斯拉夫曾经进行的一次非正式“民意调查”判断，俄罗斯人“还是倾向于像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在苏联人眼里显得既高大又遥远，不像赫鲁晓夫，苏联人对他都很了解，他和一般的苏联人没有什么两样”。
[22]赫鲁晓夫说他和同事们在得知毛泽东的建议前就已经决定进行干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