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火箭威胁主张，他更是极力鼓吹。他对米库诺维奇说，于11月6日签署的停火协议就是苏联两天前发出的警告的“直接结果”。“父亲对他的胜利感到特别的自豪。”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从中学到的并在后来的危机中应用的经验教训是，核武器是万能的，并且不需要很多。
事实上，迫使埃及的进攻者停火的是来自美国，而不是苏联的压力。苏联只是在结果已经确定无疑后才发出威胁警告的。不过，虽然埃及人对此很清楚，但赫鲁晓夫的看法并非如此：“我被告知，当法国总理盖伊·穆勒（Guy Mollet）收到我们的照会时，他穿着睡衣就奔向了电话机，给艾登打电话。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不管他有没有穿裤子，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在我们的照会发出24小时后，侵略行动停止了。”至于美国人，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对其盟国的帮助最终证明是“给上吊者准备了一根绳子”。几年之后，赫鲁晓夫告诉埃及记者穆罕穆德·海卡尔说，杜勒斯常常吹嘘他的边缘政策，但是当“我们向伦敦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时，杜勒斯的神经崩溃了”。那些“具有最坚强意志的人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赫鲁晓夫总结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强权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意志薄弱的人只会撞倒于南墙前。”
[1]这段叙述来自阿默斯特大学前政治学教授厄尔·莱瑟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对外交政策着了迷”。
[2]他十分喜欢捷克人，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吃果酱，作为回报，他们教给他机械制图，“这正是我做钳工所需要的，是我做梦都想学的”。
[3]乌克兰的同事们肯定比赫鲁晓夫对科西奥尔的民族有着更高的警惕性，特别是到30年代初，当时斯大林开始发动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运动。
[4]这种处境让赫鲁晓夫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从矿工们那里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牧师走上布道坛，拿出一本巨著让大家看。‘你们读过这本书吗？’他问。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好，’他说：‘那么我也就用不着读了。’”
[5]斯大林颇有理由喜欢艾森豪威尔。当英美阵营里的很多人想让他抢在俄罗斯人前面占领柏林时，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当他的同事们敦促他留在划定的苏联占领区时，艾森豪威尔将部队撤了出来。艾森豪威尔作出这些决定有其军事、政治，甚至是法律上的考虑，这后来成为冷战批评者攻击他的理由：为了避免他的部队的伤亡；履行战时协定。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为了显示对俄罗斯人的信任，以期望得到他们的信任与善意的回报。
[6]当然，中国出兵对美国人的干预最终挽救了当时的形势。CWIHPBB第六卷（1995-1996年冬）中包含一些关键的文件记录节选，其中有苏联与北朝鲜和中国当时的联系情况，以及这些文件的翻译材料。这些文件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叙述，斯大林在中国人出兵干预前已经做好了北朝鲜输掉战争的准备。然而一旦战局稳定进入相持阶段后，斯大林又倾向于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不是像他的接班人1953年所做的那样，鼓励各方进行停战谈判。
[7]弗拉基米尔·诺莫夫从苏联档案里了解到斯大林长期以来隐藏在心里的秘密。他在1999年9月耶鲁大学的“斯大林与冷战”研讨会上承认，斯大林在阿拉斯加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可能是为对美国的核打击做准备。诺莫夫的证词不能作为事实真相，特别是因为他不能直接说出所见的档案来源。如果真有这种军事集结，如果能算是超出了应急计划的范畴，那也只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太害怕美国的进攻了。持后一种观点的还有列夫·佩特罗夫——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后来的丈夫，他当时就是集结在那里的10万军队中的一员。作者对谢尔盖·赫鲁晓夫的采访。
[8]关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此时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参照Zubok和Pleshakov的著作《克里姆林宫冷战内幕》一书。
[9]虽然工党倾向于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好感，但实际上该代表团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着迷。当被问及愿意和哪一个进行谈判时，疲惫的克莱蒙特·阿特利回答道：“谁都不愿意。”帕罗特试图让阿特利和马林科夫多聊聊，于是说垂钓是马林科夫喜爱的休闲活动。马林科夫问：“阿特利先生喜欢钓鱼吗？”阿特利回答：“不，我不钓鱼。”“那阿特利先生节假日做些什么呢？”马林科夫经过长时间痛苦的停顿后问道。“开着汽车去兜风。”马林科夫继续说道：“啊，那么说，阿特利先生喜欢驾驶了？”阿特利：“不，我妻子喜欢。”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10]为了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对日作战作出回报，蒋介石默许外蒙古独立，并同意苏联使用大连港，将旅顺口海军基地交给莫斯科，放弃满洲里铁路的部分所有权。现在斯大林让毛泽东在满洲里铁路上有更大的所有权，但并没有将其归还中国。至于对苏联贷款的回报，毛泽东坚持建立中苏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由于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毛泽东没有寻求苏联归还大连港和旅顺口基地。毛泽东对他苏联之行受到冷遇的叙述在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但是毛泽东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却受到了他在访苏期间的苏联翻译尼古拉·费德仁科（Federenko）的质疑，不过费德仁科的说法又与伊万·科瓦列夫将军的看法相左，科瓦列夫将军是1948年至50年代初斯大林在中国的全权代表。
[11]这是基尔比和阎明复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12]主席团采取投票决定的方式这本身是有益的。由于离代表团启程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投了赞成票，然后派科瓦尔到各主席团委员家里分别征求意见。除了伏罗希洛夫外，其他委员都很快同意了，伏罗希洛夫穿着睡衣接待了科瓦尔，他用了一个小时阅读文件，然后表示了反对意见。这迫使赫鲁晓夫在第二天早上召集了一次主席团紧急会议。
[13]我们在第11章中已经讨论过中国人的建议的性质与时机。
[14]阎明复在1997年10月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叙述了伏罗希洛夫的访问与彭德怀的话。
[15]铁托普拉镇讲话的要点是：苏共二十大在谴责斯大林主义上还做得不够；不光是斯大林个人应该受到谴责，而是整个斯大林主义制度；苏联人长期以来支持拉科西，后来又以吉罗取代他，这造成了匈牙利局势的动荡；尽管南斯拉夫并不是太赞同，但苏联对匈牙利局势的第二次决定性干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几天前的错误干涉已经酿成了苦果。
[16]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铁托已经明显表露出了退却的迹象，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但铁托没有。由于召开此次会议的宗旨是重整共产主义阵营，这让贝尔格莱德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南斯拉夫重新加入由苏联“领导”的阵营，那他们就会失去他们极其珍视的独立性；如果不加入，那他们就会被再次孤立。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他们大使馆狭窄、没有灯光的过道里进行了商量，这里是这座建筑内唯一没有发现“窃听装置”的地方，他们拒绝接受会议的正式宣言，但是他们确实签署了《和平宣言》，这份宣言认同苏联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不久，南斯拉夫甚至答应了苏联长期以来的请求，承认东德。参见米库诺维奇的《莫斯科日记》，第320页。
[17]由于未能将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与战术融入苏联的防务条令，以及他对战争“永久发挥作用因素”的坚持，斯大林关于核武器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识并非十分明确。不过，他推动开发此类武器的激进计划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他采取公开对核武器重要性不予重视的政策（为了隐藏他对美国核武库的恐惧），甚至1949年苏联已经打破美国原子弹的垄断地位都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当然更不用说对他们的技艺进行吹嘘了。
[18]美国于1952年11月对苏联核武器数量进行了估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也进行了估计。谢尔盖·赫鲁晓夫也说过，到1956年时，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还不具备到达美国本土后再回到苏联的性能。
[19]美国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事务主管罗伯特·鲍维对杜勒斯是否真的向约翰逊表达过如此强烈的怀疑表示质疑。这是根据作者对罗伯特·鲍维的采访。
[20]根据多布利宁的说法，虽然如此，出于战术上的考虑，赫鲁晓夫也倾向于接受开放领空计划。赫鲁晓夫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讹诈，即使不是讹诈，美国国会也不会允许苏联飞机飞越美国领空，因此他推测华盛顿最终会被迫放弃自己提出的方案。但是，主席团拒绝了赫鲁晓夫的策略。
[21]事实上，莫洛托夫在柏林外长会议上就曾提出过苏联加入北约的大胆想法。对于苏联加入北约的提议，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认为，即使苏联加入北约，那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对北约具有良好用心。
[22]考虑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的快速沦陷，赫鲁晓夫认为“没有必要对法国代表团给予太多的重视”。他给埃德加·福尔“起了个绰号，叫埃德加·菲奥多罗维奇”，并认为他“对我们很热情友好”。如果赫鲁晓夫得知福尔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肯定会感到很伤自尊。
[23]在罗伯特·伯维看来，艾森豪威尔没有期望在日内瓦会晤上取得突破，不过他确实想尝试能否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英国人和苏联人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虽然杜勒斯担心首脑会晤的气氛可能会“蒙蔽”西方人，但艾森豪威尔相信，在一场长期的冷战中，让持不确定立场的国家支持美国的办法就是要表现出他已经尝试了其他的途径。艾森豪威尔还努力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使用核武器是自杀性的。
[24]尽管阿登纳私下里承认两个德国长期共存的前景，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表示了致力于德国统一的愿望。
[25]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反对从芬兰撤军。
[26]艾登邀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英，“以从容讨论很多困扰世界的问题”，“使苏联客人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尽管赫鲁晓夫在亚洲访问期间以及在回到莫斯科后发表了措词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讲话，但这并没有让艾登收回他的邀请。“赫鲁晓夫先生讲话的激烈程度，”艾登后来解释说：“说明他对我们国家还缺乏了解，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拒绝他来访的理由，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让他了解我们。”
[27]尽管马林科夫受到了符合礼节的接待，但同样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打前站的苏联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却受到了人们的示威抗议。虽然英国大使海特也发现图-104客机的外观“很流畅，很现代化”，但他认为其内部“却装饰得像座别墅一样，就像南希·米特福特女士提到另一架苏联飞机时所说的那样，里面有很多的红色长毛绒和装在玻璃罩子里的瓷器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