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在上，赫鲁晓夫简直拥有无以复加的权力，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而相互矛盾的是，与此同时，他好像对自己的弱点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失去了抵制能力。没有了像莫洛托夫这样强有力的批评者的制约，他可以自由地对他一无所知的领域发表意见，是否征求他人的意见完全取决于他的喜好，心血来潮地制定最高政策，也只有心情高兴时才会偶尔作出自我批评。作为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操纵着苏联庞大的官僚机构，其触角遍及苏联社会的所有角落。但是这些机构有着他们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他的贴身随从人数很少。与斯大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大林这位独裁者都是通过私人秘书来操纵秘密警察以及党和国家事务的，而赫鲁晓夫的贴身随从由四人组成［外交政策方面的特亚诺夫斯基、农业方面的谢甫琴科、主管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弗拉基米尔·列别焦夫以及掌管总务的格里高里·苏伊斯基（Shuisky）］，加上一帮办事员与速记员。此外，“媒体集团”包括阿朱别依、《真理报》主编帕维尔·萨蒂尤科夫（Satiukov）、塔斯社社长德米特里·高里尤诺夫（Goriunov）、中央委员会官员列昂尼德·伊利切夫（Ilychev）以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米哈伊尔·哈尔拉莫夫（Kharlamov），他们为赫鲁晓夫起草发言稿，不过，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写，不如说是编辑，因为赫鲁晓夫总是会口授他的意见，然后他们就将这些内容变成通顺的文字，赫鲁晓夫在口授意见时不时总会偏离主题。虽然赫鲁晓夫的助手们变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权力中心，经常与其他的机构产生冲突，但他们还是难以控制庞大的党与国家系统。[15]党和政府职能部门不敢公开批评赫鲁晓夫，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不必如此。由于没有了斯大林主义那样的清洗，他们可以歪曲赫鲁晓夫所依赖的信息，拖延执行他的决定（或者干脆无视他的决定），或是以过分的做法执行他的决定，显得是无意中歪曲了他的初衷。特别是在1957年6月间曾支持他的党的政治组织，现在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并对此抱有坚定的决心。
1958年秋天，一批党的高级官员拜访了赫鲁晓夫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别墅。曾帮助粉碎“反党集团”的主席团委员尼古拉·伊格纳捷夫与谢尔盖·赫鲁晓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伊格纳捷夫谈到了“他们如何采取行动，不致使父亲受到侮辱的”。谢尔盖对“他谈到父亲时那种俨然以恩人自居的口气感到很惊奇”。
那年夏天的早些时候，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觉察出了针对赫鲁晓夫的“自发的不满与敌意迹象”。米库诺维奇说，“还没有有组织的反对，但已经有了不满的自发表现”，因为他“总是突然变卦”，“改变路线立场”。在斯大林销声匿迹几年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意见太多了，以致“人们发现难以执行他的主张，即使他们有这种想法”。
1958年初，在“反党集团”的阴谋者失去了他们原来的职务后，紧接着尼古拉·布尔加宁也失去了他的总理宝座，赫鲁晓夫自己担任总理。1964年当同事们谴责这是他个人主义自我膨胀时，赫鲁晓夫坚持说是他们让他同时担任党和政府的双重职务的。但是他在回忆录中承认，“曾批评过斯大林一人担任两个职务”，从这种角度来看，“接受总理职务说明我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种有害的思想吞噬了我，削弱了我抵御权力的意志”。
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不算坏，只可惜这种自知之明太少了，也太迟了。
在挫败针对他的政变后，赫鲁晓夫开始对对手进行清算。他们被解除党和政府的最高职务并不奇怪。与斯大林的受害者的命运相比，他们被下放到省里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结局。但是他们对赫鲁晓夫所造成的个人伤害会让他内心的复仇情结难以磨灭。马林科夫相信赫鲁晓夫憎恨他。在谢皮洛夫看来，赫鲁晓夫证明自己是个“睚眦必报、不懂原谅的人”。即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加害他们，他的下属们也会认为他实际上做了。不过，由于日常送达赫鲁晓夫办公桌上的都是些不甚重要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可以确定，赫鲁晓夫本人对他的挑战者们的报复并没有采取极端过分的措施。
在所有的政变策划者中，莫洛托夫受到的惩罚最轻，这也许是因为尽管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赫鲁晓夫对他仍很尊重。与其他的失败者一样，莫洛托夫担心被逮捕。然而，他只是很快被迫搬出了他位于莫斯科的公寓与别墅，被放逐到外蒙古担任苏联大使。他后来抱怨说，他被迫放弃了大量的图书，后来这些图书都在外交部地下室的渗水中被毁掉了。由于在乌兰巴托无所事事，莫洛托夫老是给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赫鲁晓夫。他两次打电话给苏斯洛夫，抱怨说赫鲁晓夫正在损害与中国的关系。1959年5月，他建议成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以拯救局势。[16]在一封写给党控委员会的信中，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所说的话提出质疑，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曾反对签署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协议》：“我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提出抗议，我是一名共产党人，而他诬蔑我实际上是一个与‘西方国家’进行战争的鼓吹者，我必须宣布，他的声明与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有着某种相同之处。”1960年初，莫洛托夫给几家苏联报纸发去了一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4月22日）的文章。当然，文章没有发表，只有一位编辑给他回了信，但是通过回忆他与列宁本人的谈话（赫鲁晓夫从来没有与列宁见过面），莫洛托夫强调他代表着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念。[17]
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莫洛托夫的信件并没有采取正面进攻的姿态，但赫鲁晓夫还是被激怒了。党控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报告，驳斥莫洛托夫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描述。去参加蒙古党代会的苏联代表团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他既没有被允许迎接代表团的到来，也没有被允许参加代表团与蒙古政府的会谈；他被禁止参加蒙古党代会（在那里，他遭到了代表团团长尼古拉·伊格纳捷夫的严厉痛斥），欢迎招待会上也没有他的座位（他只得一直站着）。“每天都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参加此次党代会的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回忆说。米库诺维奇当然不是莫洛托夫的崇拜者，但“处理这种局面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其他的任何方式都比他们这样要强一些，对苏联和赫鲁晓夫本人都是如此。”
米库诺维奇拜访过莫洛托夫，发现他神情沮丧，周围尽是些流浪者与牦牛。“即使是外交部长，到了这里也会变成兽医。”莫洛托夫嘟哝说。虽然莫洛托夫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但伊格纳捷夫还是对他很不放心，在旁边的房间里偷听他与米库诺维奇的谈话，然后在他下次碰到米库诺维奇时粗暴地说，他与莫洛托夫的谈话是“矫揉造作的”，不像米库诺维奇与赫鲁晓夫的谈话那么自然、发自内心。
1960年，莫洛托夫被调往维也纳，担任苏联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很显然，这是为了让他远离中国事务，由于他的反赫鲁晓夫立场，当时莫洛托夫对中国越来越有了亲善感。在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前夕，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内容详细的批评文章，批评赫鲁晓夫颇感自豪的党的新规划。此后，他与其他“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新的攻击，并被开除出党。
1957年，马林科夫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北部，指导位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附近的水电站建设。他和他的家人有十天的时间搬出他们位于列宁山的别墅以及近郊的别墅，由于得到明确指令不准帮忙，原来的佣人和警卫人员在他们搬家时只能作为旁观者；和莫洛托夫一样，马林科夫声称他也只好扔掉了大量的藏书。他和妻子在离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以西25英里处就被赶下了火车（以防他在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受到热烈的欢迎），直接被送到了阿尔巴克特卡一个小小的住处，他们在那里的一间小黑屋里一直生活到1958年夏天。由于被选举为参加省党代会的代表，赫鲁晓夫进一步将他流放到了埃斯巴斯图兹镇，在那里警察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孩子们来看望时警察也尾随着，他们甚至偷了他的党证，然后指责他丢失了党证，并威胁要将他开除出党。有一段时间，马林科夫被召回莫斯科，面对党控委员会对他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指控。在审讯当中，他确信有几次听到赫鲁晓夫在旁边的房间里愤怒地谴责他。[18]
1957年6月全体会议后的两天，卡冈诺维奇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保全他的性命：“我与你相识多年。我恳求你不要让他们像在斯大林时期那样对待我。”据称，赫鲁晓夫奚落他原来的指导者说：“我们会考虑考虑。”[19]卡冈诺维奇被发配到彼尔姆省的索利卡姆斯克去管理乌拉尔碳酸钾工厂。在1962年被开除出党前，他回到了莫斯科，靠普通养老金过着退休生活。
谢皮洛夫被发配到了中亚地区，他在那里管理着吉尔吉斯亚经济学院。当他于1959年被提名作为代表参加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党代会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急忙赶到了伏龙芝，痛斥当地领导人“讨好谢皮洛夫”，并将他降职。谢皮洛夫的妻子继续留在他们的莫斯科公寓里，他们从30年代开始就一直生活在这所公寓里。当1959年谢皮洛夫得知他的公寓被腾空时，他急忙离开了他等待做手术的医院，赶回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他发现他的几千册图书（斯大林下令苏联出版的所有书籍都要提供给他的政治局同事，很显然，他是希望他们能帮助监控苏联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正统思想）散落在门外的楼梯与地上。“我什么都不知道。”当谢皮洛夫向他求援时，米高扬说。他还说：“你没有给我打电话。”谢皮洛夫想到了用捆书的带子上吊，他妻子向尼娜·彼得罗夫娜求救。不管是否得到了她的帮助，他们被允许留在莫斯科一个有着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公寓门外是一个昏暗的院子，窗外的一个食品加工厂的废气都排到了这个院子里。1959年，谢皮洛夫被开除出苏联科学院（从而失去了额外的津贴与优待），并于1962年被开除出党。[20]
日益衰弱的伏罗希洛夫在国家元首这个有名无实的位置上一直呆到了1960年，此后，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在1958年前一直领导着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此后他被派往东德担任苏联大使；1958年前他的助手马克西姆·萨布罗夫被派往古比雪夫附近的一个重型机械制造厂。至于布尔加宁，他被降职到了国家银行，后来又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经济委员会。他是个“傻瓜”，赫鲁晓夫后来说，“他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是”，“苏联总理的职位不是为这样的白痴预备的”。
还有一个1957年6月权力斗争的重要参与者于1958年底被解除了职务。在谢尔哥·米高扬的记忆里，伊万·谢罗夫“身材矮小，头上没有几根头发，总是不停地开玩笑”，看起来好像是个“好人”，但他有着特别肮脏的历史：他曾帮助组织过对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大屠杀，帮助推行过乌克兰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斯大林化，驱逐过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人，平息过苏占东德地区，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他是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头号助手。正是由于他双手沾有如此多的鲜血，他成为忠实服务于赫鲁晓夫的克格勃头子。当米高扬敦促解除谢罗夫的职务时，赫鲁晓夫起初为他进行了辩护（“他并不是很过分，他做事还是比较谨慎的”），不过后来还是同意由亚历山大·谢列平取代他。“这就好像，”阿朱别依说：“他对那些过去曾倚仗过的人过河拆桥。他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威，于是对那些他在清除权力之路上的障碍时倚仗过的人都采取了驱逐下放的做法。”
一旦赫鲁晓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威，农业也许就成了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听起来他不时就像个再生的自由市场的商人一样。“原谅我对你们说话尖刻，”他在一次国营农场工人集会上说：“但是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农场工人需要用八倍的谷子才能生产出一倍的食肉，那他就得把裤子都典当出去了。但是在我们这里，像这样的国营农场负责人，他的裤子还很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不用对自己的糟糕表现负责，甚至没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质问。”[21]不过，赫鲁晓夫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总体上是有害的：“毕竟，在那里人们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致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型农场主将人力看成是“利润的源泉。如果工人失去了健康，如果他不能带来最大的利润，那资本家就会将他踢出门。在我们国家则完全不同。”
赫鲁晓夫曾在1953年9月为集体农庄农户的自留地以及他们拥有家畜的权利进行了辩护：“只有那些不了解党的政策的人才会认为私人拥有多产的家畜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害的。……”不过，他本人就曾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危害。他紧接着坚持说，“实现牲畜的公共管理是主要方式”，“公共产出”不久就会达到新的高度，那时集体农庄里的农户就不想，也不用拥有自己的牲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