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取悦于他们的主子，地方官员当然也有将这项改革做得过头的地方，但是当来自底层的报告说改革进展很顺利时，赫鲁晓夫的部属们是在告诉他他想听到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说，底层官员比赫鲁晓夫本人更了解他自己。梁赞党委书记阿历克赛·拉利奥诺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狂妄而轻率地想努力超过赫鲁晓夫本已不切实际的期望，结果是给自己带来了悲剧，同时也玷污了赫鲁晓夫的声誉。
拉利奥诺夫的故事（我们参照果戈理“死魂灵”的模式给其取名叫“死奶牛”）开始于1958年底，当时苏联的总体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肉类产量只增长了5%。拉利奥诺夫抵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承诺1959年要使梁赞的肉产量增长两倍。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记得曾提醒过他的主人，这种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他的提醒，赫鲁晓夫的反应是摔下了电话，下次他们见面时，赫鲁晓夫脸色阴沉、气恼。报纸编辑也抵制发表拉利奥诺夫的誓言，但是赫鲁晓夫却坚持要发表，他在一年后回忆说：“梁赞人民已经作出了承诺，他们会实现诺言的。我知道拉利奥诺夫同志是个严谨、有思想的人。他从来不会作出不切实际的保证，炫耀自己，然后再食言的。……他不会作出那样的事情。”[25]但是他做了。
《真理报》于1959年1月7日刊登了拉利奥诺夫的誓言，并大加称赞。在当月晚些时候的党的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也对拉利奥诺夫进行了表扬，后来他还亲自到位于莫斯科西南的梁赞地区，授予这位梁赞省委书记列宁勋章。“我由衷地喜欢那些知道如何体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人。”他在授勋仪式上说。同年10月，赫鲁晓夫对梁赞省表示祝贺，并激励他们做得更好，不过他的这次讲话在四年后出版的演讲集中被删除了。按照这种速度，“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肉产量上赶上美国，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抓住上帝的胡子’（会场内出现一阵骚动，然后是热烈的鼓掌）”。一个月后，他又说：“当然，人都有诺言没有兑现的时候，就像吉普赛人惯常的那样。但是梁赞人民不会，他们已经作出了承诺，他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一诺言。这很好，同志们！（雷鸣般的掌声）”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使拉利奥诺夫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英雄。就在那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拉利奥诺夫颂扬赫鲁晓夫引进玉米种植，给国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赫鲁晓夫斥责乌克兰党委书记波德戈尔尼让拉利奥诺夫“抢了先”，并指责白俄罗斯领导人马祖罗夫让梁赞地区“给你们上了一课，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努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梁赞省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里，实际上所有的牲畜都被宰杀掉了，包括产奶的奶牛与正在繁殖的牲畜，而农户家里饲养的奶牛与猪都被征集上来进行公开展示。当这些非同寻常的措施也不能完成任务时，梁赞省的“采购员”就蜂拥跑到了其他的省份，甚至最远跑到了乌拉尔地区购买肉牛。由于这些省份也有需要完成的肉产量指标，因此他们设立了警察路卡，梁赞人于是在夜间通过很少有人走的小路将牛偷偷地运回来。急红了眼的拉利奥诺夫开始征税用来购买肉产品，不只是对农庄和农户征税，而且学校和其他机构也未能幸免。这样，梁赞人就从国营商店里购买肉产品，再送到集体的站点上，然后集体站点再将这些肉卖回国营商店。
最后，梁赞省向国营商店上交了三万吨肉产品，只有其承诺的18万吨的六分之一。拉利奥诺夫想极力掩饰，但最终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调查组还是来到了他们省，证实了那里糟糕的事实。就在此时，拉利奥诺夫在他的党委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
“我们怎么能够不对我们工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欢欣鼓舞呢，同志们？”赫鲁晓夫在1958年时问道：“有哪个国家是在这样的规模上建设起来的？从来没有。只有我们国家和她优秀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是斗士，是先锋——才可以使这样的事情变为可能。（雷鸣般的掌声）”苏联经济在那些年里的增长速度究竟有多快，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足以让赫鲁晓夫兴高采烈了。[26]更让他感到满意的是苏联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突破，其代表就是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当消息传来时，赫鲁晓夫正在基辅的马林斯基宫与地方和军队官员开会。根据他儿子的说法，当他向与会代表通报这一消息时，他的脸上“放出了光芒”。“美国人向全世界宣称他们准备发射一颗地球卫星，但他们的卫星只有橘子那么大，而我们默默无闻，但我们现在有了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不是小卫星，而是一颗重达80公斤的卫星。”1958年1月，他得意地宣布，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超过了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4月份他又补充说：“现在是美国想赶上苏联的时候了。……”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震惊了世界，特别是美国。不过，赫鲁晓夫内心的喜悦并不像他所表现的那样。其后美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卫星，虽然只有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重量的三十分之一，然而，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发现赫鲁晓夫“变得神情沮丧，喜怒无常”。他儿子回忆说，在苏联进行了数次后续发射后，他“感到了一丝高兴”，好像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慰藉”。1957年8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拥有了能到达“地球任何角落”的洲际火箭。一些美国人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他于10月对《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说：“现在只有对技术无知的人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赫鲁晓夫当然是在讹诈。将苏联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的“谢苗尔卡”火箭并非可以作战使用的武器。由于火箭发射需要装载可燃性极强的燃料，因此在每个发射点都必须建造一个燃料工厂。为了使火箭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必须“在沿途每隔500公里”就设置一个无线电制导装置。此外，每个发射点的花费是5亿卢布，这大大超出了赫鲁晓夫的费用预算。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种新式武器“只是代表着对美国的象征性反击措施”。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第一批洲际弹道导弹才真正具有了实战能力，数量一共是四枚。
赫鲁晓夫认为，即使没有实际意义的核威胁也可以产生巨大的战略红利。然而，苏联的军方对此却没有绝对的把握——不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赫鲁晓夫是在讹诈，而且还因为他将大多数还属于想象中的导弹作为削减各种常规武器的依据。[27]
计划中的远程轰炸机是当时苏联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之一，而飞机制造厂却转而生产导弹或民航客机。战斗机的生产也放慢了下来。军事航空基地，例如莫斯科外的舍雷曼蒂耶夫与基辅附近的勃罗瓦里，变成了民用机场。炮兵部队也遭受了打击，海军同样如此。赫鲁晓夫向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描述说，海军只是“鲨鱼嘴里的肥肉”。当然，潜艇不在削减之列，特别是那些装备有核导弹的潜艇，但是水面舰艇在美国的攻击下会变得很脆弱。“美国人有着一支庞大的航空母舰舰队”，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觉得我们自己的海军也迫切需要一些航空母舰，但是我们无力支付航空母舰的建造费用”。对于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兵力运输没有必要（赫鲁晓夫好像这么说过），而且不久就会被“航空运输所取代”。
苏联刚刚花巨资建造了几艘巡洋舰。赫鲁晓夫考虑将它们封存起来，但是这也需要不菲的花费。经过“长时间痛苦的考虑”，他们曾考虑将这些巡洋舰改装成渔船、客轮或是海上流动旅馆，赫鲁晓夫“终于放弃了，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除了销毁这些‘盒子’（这是我们现在对这些巡洋舰的称呼）外，我们别无选择”。后来他同意开始售卖驱逐舰与海岸警卫队的切割工具。作为对海军的让步，他最后同意完成四艘巡洋舰的建造工作，尽管它们“只能装饰门面而已，而且是昂贵的装饰”。海军指挥官们“认为这些巡洋舰看上去很壮观，喜欢向外国人炫耀。军官们喜欢听到所有年轻的水兵们大声欢呼，迎接他们的指挥官”。
1955-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1月，又裁减了30万人。1960年1月，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军队，其中包括25万名军官。让军方感到特别恼火的是，由于没有为数以千计的军官准备住房与工作，很多退役军官实际上流落到了街头。不久，几乎在武装部队的所有部门都能听到抱怨声。1960年春天，一位海军上校去看望年轻的外交人员阿卡迪·谢甫琴科，向他描述了他的军官同事们“在看到根据赫鲁晓夫的命令将几乎建造完工的巡洋舰与驱逐舰切割成碎片时放声痛哭的情景”。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被指责“无知，缺乏长远眼光，引起了军方的恐怖，大敌当前裁减军队”。谢尔盖认为这些反对声音“并没有传到最高领导层”，不过他说他父亲“知道军官们的心情，但他还是坚定地执行他的路线。他的观点是，如果你将自由控制权交给军方，那他们就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然后宣布，‘你们还是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资源’”。
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父亲大约在1958年已经认定“他比最高军事指挥官们更清楚地了解战争爆发时会使用什么样的新技术”。由于事情无论巨细，都要通过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因此难怪赫鲁晓夫会头脑发胀。取悦赫鲁晓夫会得到好处，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并不需要你是火箭方面的科学家（虽然他身边的很多游说者确实是火箭科学家）。不过，在某些场合，赫鲁晓夫还是值得称赞的。苏联第一代导弹是从地面发射架发射的，在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下，这些发射架会变得很脆弱。赫鲁晓夫就想出了将这些导弹发射装置放到采取保护措施的地下发射井里的办法。1958年夏天，他正在克里米亚度假，附近就是著名的下奥利恩达疗养胜地，当时的高级官员们——部长、党委书记，包括“谢苗尔卡”火箭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在内的科学家——都在那里休养。由于想找人聊天，赫鲁晓夫经常到疗养院去。只要他一踏进疗养院的大门，所有的客人就会都围拢过来。就是在这里，他把自己灵机一动的想法告诉了科罗廖夫。这位火箭设计师表示反对，认为火箭发动机喷射出的白色炽热气体会将安装在地下发射井内的火箭烧毁，但是赫鲁晓夫反击说，如果将导弹装在钢筒内，那么火箭释放的气体将会处于钢筒和发射井的墙壁之间。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复述这件事时，向火箭专家作了很大的让步：“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强迫他们接受我的这一想法。我认为这些人对他们自身从事的领域很了解，于是我就把此事搁置了下来。”但是当科罗廖夫反对他的想法时，赫鲁晓夫就去寻找其他不会反对他的人。他邀请弗拉基米尔·巴尔明，科罗廖夫火箭发射架的设计师，以及米哈伊尔·扬格尔，科罗廖夫的死对头，到他海边宽敞的白石疗养院去，但是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想法也不是很感兴趣。当时在场的谢尔盖·赫鲁晓夫都为他父亲感到难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本美国技术杂志上看到了一种保护导弹的新方式：就是用安置在地下发射井的钢筒。当赫鲁晓夫看到那篇文章里配发的图片时，他“像个孩子似的欢呼雀跃”，不久，那些犯了错误的科学家就得到指令，继续跟踪这本技术杂志上有关导弹技术的信息。1959年9月，苏联从发射井中发射了第一枚导弹，赫鲁晓夫将此次成功看做他“个人的胜利”。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决定让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以及承担相关军事职责的党和政府官员熟悉现代武器的巨大威力。于是他们聚集到了苏联主要的导弹试验基地卡普斯丁亚，这里位于斯大林格勒东南60英里。一系列的火箭被发射升空，扬声器里广播着发射结果，赫鲁晓夫“开怀地笑着。他完全沉浸在眼前看到的景象而产生的狂喜之中”。
在发射试验后，最重要的客人（包括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与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试验基地附近一节经过特别改装的火车车厢里开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了即席布道。“父亲已经确定，”谢尔盖说（他当时就坐在这帮人的旁边）：“他毫不怀疑，如果爆发下一场战争的话，那将是一场导弹战。”赫鲁晓夫神采飞扬地发表了长篇讲话，甚至都来不及喘口气或是喝一口茶，他坚持认为应该抛弃过时的武器，将武装部队发展的重点集中于导弹。在他的发言过程中，他的听众们“怀着戒备的心理，一直一言不发。你所能听到的只有他们勺子在茶杯里搅动的声音。……父亲越往下说，马利诺夫斯基越是直盯着桌子，鼻子里大声地喘着气。当父亲终于结束了他拖沓冗长的讲话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也没有人表示支持。感觉到会议上笼罩的这种痛苦而沉闷的气氛，父亲补充说道：‘当然，这一切都必须经过计算和仔细的考虑，然后才能作出决定。’”但是对他意见的正式批准决定还是很快就作出了。[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