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现代的伊斯兰教
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对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剥削和掠夺不断扩张。奥斯曼帝国极端虚弱的军事专制政体和腐败透顶的封建官僚制度，为资本主义的侵入开了方便之门。法国（1535年）、英国（1580年）、荷兰（1672年）及其他殖民主义国家相继在帝国取得了“治外法权”。伊斯兰世界的外围地区，也陆续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侵略和奴役的对象。1798年，拿破仑率法军占领埃及，这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继十字军之后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入侵。它作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起点，揭开了伊斯兰世界近代史的序幕。从此以后，伊斯兰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种来自西方的“冲击”，摧毁了伊斯兰社会的传统结构，就其引起的深刻危机和广泛影响来说，在伊斯兰教史上是无先例的。
继荷兰和英国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以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尔为开端，北非各国先后沦为殖民地，以后又扩展到西非和东非。沙皇俄国则吞并了中亚各汗国。到2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各国大多处于殖民统治的桎梏之下，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也只是保留着名义上的独立，陷于随时都可能被瓜分的半殖民地境地。在经济上，伊斯兰世界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发展了单一的经济作物，加深了对宗主国的依附。
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冲击作出了适当的反应。为配合殖民主义侵略而进行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遭到了穆斯林的抵制，几乎毫无进展。只有他们兴办的现代教育，就传播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政治哲学思想方面，在部分开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影响。这种反应无论怎样强烈，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依附封建统治阶级，借助传统的宗教语言才得以表现。
最早的现代主义改良运动，开始于奥斯曼帝国。在深刻的统治危机面前，统治者被迫按照西方模式进行某些政治、军事改革，企图以变法来维护封建制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终于在1924年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产生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并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但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里，民族主义思想刚刚得到传播，出现了以赛义德·阿赫默德汗（1817—1898年）、加马尔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穆罕默德·阿布杜（1849—1905年）、伊克巴尔（1873—1938年）等人为代表的种种现代主义思潮。他们的主张不是世俗主义，而是伊斯兰教适应现代条件的改革。
现代主义的这种面目是由它的社会基础决定的。一般说来，西方的冲击在社会领域中还停留在表面，真正的社会基础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原来的社会大致分成两个阶级：地主、商人、封建王公和官吏构成统治阶级，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城市贫民是被统治阶级。尽管殖民统治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并初步造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仍旧掌握着实际的统治权。在殖民统治的扶助下，统治阶级基本上原封不动，参与对本国人民的掠夺，贫富悬殊日益扩大。他们坚持中世纪的信条和特权，只是借用西方的议会、政党等形式，作为粉饰和加强统治的手段。加之资本主义的不发展，阶级界限尚不分明，代表新阶级的“知识界”还不成熟，传统的宗教观念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那些仍保存氏族部落关系的地区，乌里玛是唯一具有宣传和组织能力的阶层，宗教语言也是群众唯一能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因此，在历次反帝反殖运动中，伊斯兰教作为民族独立和光荣传统的象征，都起着联合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纽带作用。
从17世纪起，在奥斯曼帝国、南亚、北非等地的宗教学者和苏非中逐渐形成新的改革和复兴思潮。他们从各地汇聚麦加、麦地那、开罗等地，组成非官方学术团体，致力于研究《古兰经》、“圣训”和教法，并结合苏非主义的沉思和苦行，探索和倡导伊斯兰教的真正精神。他们更加重视早期流传的“圣训”，以先知为穆斯林的理想人格和仿效榜样。他们确信，穆斯林社会的衰落是背离真主意志而招致的惩罚，因而主张禁止圣徒崇拜及民间流行的习俗和仪式，清除迷信和异端，甚至反对国家政权对非穆斯林民族和文化的宽容。如有必要，他们便号召圣战，以军事行动摧毁腐败统治，根除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重建伊斯兰教社团，恢复早期的信仰和实践。这就是伊斯兰教复兴思潮的近代渊源，始于穆斯林内部关于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争论，以及对于流行的苏非习俗和崇拜的批判；其特征是宗教内部产生的改革运动。18世纪中叶的瓦哈比运动，是这种传统主义的改革和复兴倾向的第一次重大成功。在其影响下，南亚、东南亚、西非等地都产生复兴运动。与此同时，近代的新苏非主义哺育出一批新苏非教团，以提加尼教团和赛努西教团为代表，成为近代改革和复兴的另一支主流。
18世纪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复兴运动，以净化宗教和振兴社会为出发点，而后大多与殖民主义发生冲突。这种改革和复兴的过程，又由民间流行的“复兴者”和马赫迪信仰予以强化。各地的运动因社会背景和领导者的差异而各具特色，既无共同的纲领，也无统一的政治行动，但在政教关系和意识形态诸方面，他们为当代伊斯兰教遗留一些显著的影响。首先，他们把社会衰落和政治解体作为伊斯兰世界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而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之于穆斯林在信仰和实践上背离了正道。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复归早期的伊斯兰教。其次，他们重申真主独一的信仰，强调真主的意志是对穆斯林个人和伊斯兰社团的完整而又统一的诫命。因此，包括政治、社会和道德在内的全部生活领域应由宗教占据支配地位。再次，在形式上他们面向传统，要求复归早期的原旨教义，而在实际上是托古改制，主张以伊斯兰教为纯真精神改革现状，拒绝盲从中世纪的宗教传统，因为即使在教法著作中综合阐述的行为规范，也包含了非伊斯兰教的因素。为了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需要个人根据《古兰经》、圣训、早期社团奉行的惯例重新作出解释。最后，他们强调伊斯兰世界的道德振兴，必须采取政治行动。这一主张的集中体现就是号召“圣战”，既有自我的道德约束，也需必要的军事斗争以实现真主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