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循环中的中兴阶段
在抵制制度变化方面，中国文明一直是独一无二的。在史书记载中占据大量篇幅的战争、起义和朝代更迭，看起来就像是在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内部循环往复，而不是一个不断前进变化着的社会的里程碑。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从这种千年积累起来的证据中得出以下结论：在人、事方面存在一个自然的盛衰循环，在此循环中的支配力量是人的才能（人才）。就其哲学层面而言，这种学说是支配19世纪中国人思想的宋代新儒家学说的一部分。倭仁是19世纪中叶的一位主要哲学家兼官吏，在他选辑并呈给皇帝的文集中，把人类事务的循环比喻成阴与阳的交替。在其内部，每一个阶段都蕴含着另一个阶段。当一个阶段到达顶点时，另一个阶段已发展起来并即将取代它了。在此过程中“心为万事之主，而用人行政得失因之，即天下之治乱安危系之此”[1]。
不太抽象地说，这种关于盛衰循环不可避免的概念乃是由于人们的天赋并通过人们的努力来加以改变。这一概念贯穿于整个19世纪中国人对于政治和社会事物的思考之中，无论其属于哪个学派。梅曾亮（卒于1856年）写道：“天下之患非事势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力不足之为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2]大臣左宗棠说：“窃维治乱安危虽系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要则，必人事有以致之。”[3]
恰恰是抱有这种宇宙观的人，系统地提出朝代循环的理论。概括地讲，其理论是：最初一个新的朝代经历了充满巨大活力的时期，生机勃勃、富有才干的新官吏把帝国的行政与军务处理得秩序井然。在世代的历史进程中，继朝气蓬勃的新时期之后便出现一个黄金时代。虽然控制住了早期获取的领土，但没有征服新的土地。学术和艺术在优雅的气氛中得到繁荣。通过维持和平、注重公共建筑工程及限制税收以支持农业生产和确保百姓福祉。然而，这个黄金时代的内部孕育着它自身衰败的种子。先是统治阶级丧失了热情，之后便失去了符合儒家政府的高标准的才干。他们日益奢侈造成国库匮乏。计划用来发展灌溉、控制水患、修造粮仓、发展交通、支付军饷的基金被中饱私囊。由于道德风尚遭到破坏，因此腐败公行。
虽然受到儒家社会哲学强化训练的官吏和百姓延缓了这一衰落进程，但是仍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统治阶级对惟一能够拯救其命运的那些改革视而不见，迟早会向农民征收超过其承受能力的赋税，不顾民众的福利。各地分散的起义应运而生，这就必须加征税赋，并从日益不满的民众中招募部队。百姓与现有秩序已无利害关系，便以声势浩大的起义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4]。如果起义成功，那么从历史的观点看，“蜂起的土匪”就会成为“正义的力量”。
通常这种声势浩大的起义会成功。起义首领之一会慢慢地巩固他的权力，其途径是：（1）保证军事上的优势。（2）保证来自文人学士的支持，他向文人学士提供一个将由他们管理的恢复儒教的国家。（3）保证来自农民的支持，至少是默认的支持，他给农民和平、土地，薄赋低税，以及一份保护农业经济的公共事业计划。因此新朝代始于它的前代起步的地点，而其命运同其前代如出一辙。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未能完成其使命便遭到镇压，旧的王朝在有限时间里恢复了它原有的地位。有关此问题的这种变化是由两种并存的情况引起的：（1）任何起义的领导者都不能采取使起义成功所必需的三个步骤。（2）现政府恢复活力，它通过显示军事上的优势，重新赢得知识界的支持，并稳定农业经济，来支持其暂时重新获得天命的企图。
这种重生的例外情况便被称作中兴。它不是一场武装政变，也不是一场革命或一个新时代，而是一种晚期的兴旺。在此期间，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由于整个贵族官僚们的才干和努力而被延缓了一段时期。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和谐得以重建，但这不是由于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是由于紧急注入了和谐的关键成分，即受到儒家学说灌输的官员们竭诚尽职。
因为确切地讲，同治中兴是发生于1860年以后的数年中的事情，所以同治帝的统治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稀有中兴现象的一个范例。薛福成在《中兴叙略》中指出中兴的实质：“数年之间，区宇奠定如故，独非人事耶？《传》曰：‘得人者昌，岂不信哉？’”[5]
应该强调的是：中兴的概念是一个晚期繁盛的概念。在中国人看来，它是继“内乱和外患”时期之后的一个暂时稳定阶段。当然同治时期的官吏按常规宣称：中兴将是永恒的，太平盛世有了保证。然而，这仅仅是官样文章。忠诚的官方学者显然不会在他们的奏折中，甚至也许不会对他们自己，道出该朝代注定的厄运。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时代看作是中兴，他们正确地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开创时期归为一类，而是把它归入成功地克服危机和最后的大灾难之间的时期之列。
中国的这种社会政治思想导向是类似思想在整个中国史的类似条件下一再明显出现的原因。同治时期的官方学者致力于这一历史的研究。当他们把自己所处的时代比喻成周宣王、汉光武、唐肃宗时代时，他们肯定了解其含义。所以对这些早期中兴进行一番考察应当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次中兴的目的，并评价同治中兴时期政治家们的努力。
中国历史上的早期中兴
公元前827—782年周宣王的中兴。《诗经》中第一次对周宣王统治时期明确地使用了中兴这一术语。[6]19世纪的学者把同治时代比作同中国历史上前三次伟大中兴一样的中兴，而周宣王的统治时期是三次中兴的第一次。西周统治的衰落始于周穆王在位期间（传统年代是公元前1001—947年）的西北起义。在疏理国政的继任者统治时期，这种王室的衰败在继续。但宣王是一位有才干的统治者，他把敌对的蛮族——戎族人逐出中国从而阻止了外患，并通过检讨其前辈们的错误改善了国内条件，还找到一些有经验的官吏为自己出谋划策。经济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帝国疆域的南部扩展至长江。但是到了宣王统治的末期，戎人再次劫掠了陕西和山西。在他死后，西周很快就灭亡了。
在述及周宣王统治时，奥托·弗兰克概括了整个中兴的特点：“周王朝新的盛世持续时间很短，宣王留给他儿子即继承人的是一个不能阻止其衰落的王国，它再也战胜不了威胁其统治的内外危险。”[7]
公元25—57年东汉光武帝的中兴。东汉开国帝——光武帝的中兴，也许是中国四个伟大中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兴。在中兴的过程中，汉朝国家得以在王莽篡权后的废墟上重建。这一晚期的繁荣一直继续到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
正值赤眉起义军与其他义军的皇帝们在长安和帝国其他地区称孤道寡时，光武帝于公元24年在洛阳建都。由于光武帝有计划、有步骤地击败了赤眉军，因此他才能在自己军队的成员中成为最有才干和能力的人物。随后他用慷慨的饷金打发了许多与他并肩战斗过的人，并且着手实施一项复兴计划。在三年之内，他降低赋税达三分之二，这便是而且仍然是消灭中国人起义的典型模式。
继镇压与肃清国内起义之后是重申中国对远方属国的统治权。安南暴动在公元42年遭到马援的镇压。汉朝收复了兴安地区。迄至光武帝末年，中国在远东的霸权已得以恢复，丧失的疆土不仅已被重新征服，而且已被汉化。
汉代中兴最重要的方面是巩固了儒家学说的体制与意识形态。公元25年之后的数年中，该朝曾显露出相当惊人的政治活力，很快便又衰落下去。由于中央权力为穷奢极欲、宦官专权及诸侯王子的无能所削弱，因此知识界人士的势力得以伸张。他们坚定地树立了儒家学说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并利用它去推迟不可避免的倾覆。直到20世纪，这一正统始终是中国保守主义力量的存储地。
东汉由于黄巾起义，更确切地说是公元184年的太平起义而告终结。黄巾起义在一个难以战胜的军事组织、公社生活以及通过当众认罪来维持纪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平等口号。起义本身被封建贵族和文人学士的联合力量镇压了下去，但是时间太迟了。起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有利于军阀的崛起，而不利于儒家政府的复活。
汉光武的中兴在恢复军事力量、官僚政治的政府和艺术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功，然而它仍然是一种晚年的兴旺，一个延缓衰落的时期而非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王符（约公元90—165年）在其《潜夫论》里哀悼了东汉的灭亡。他对强生弱、富生贫、中兴在王朝循环圈内的终极命运作了典型的描述。他大声斥责炫耀浮华奢侈和增加使用奇异珍品的风气。随着中间势力的兴起，农业衰败了；朝廷表现出的迟缓和尔虞我诈，证明它缺乏德治，需要严峻的法律控制。
这个时代被《后汉书》的编纂者正式分类为一次中兴。它始终为后来的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在失败的起义和随后成功的起义之间的短期内能否恢复其王朝的典范。
公元756—762年唐肃宗的中兴。唐肃宗的中兴是早期几次中兴中与19世纪这场艰难的努力最为密切相关的一次中兴。在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走下坡路的数年间，起义已遍布各地。税收、徭役和兵役变得更加沉重，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于负债累累而被迫出售土地。戍边通常由少数民族充任，东北省份（当时的直隶和山西）主张独立的情绪日益高涨。
已经遭到削弱的唐代财政机构随着安史之乱而垮台了。恰恰是在总动乱发生而需要增加军费时，国库空虚。由于税率上涨，所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通过捐购头衔或进入寺院而逃避税收。而压在其余人口身上的重负变得不堪忍受。在肃宗的有生之年，收复大部分被起义者攻占的城镇，在他去世后的那年，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然而，帝国军事上的胜利是由于起义者内部出现分裂以及借用了外国（回纥）军队，并非根本恢复。在外部，中国丧失了除安南和东京湾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在国内，地租仍然极为高昂，至少占农民收获物的一半，自耕农的状况也未得到改善。财富和人口日益减少，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消失。在大约持续了30年的内战中，物价上涨了3倍。连年的干旱及粮食歉收于公元785—786年酿成巨大的灾难。
至8世纪末叶，拥有土地的人仅仅占全国人口的5%。政府看出了不祥的预兆，给参加公元806年殿试的科举士人出的策试题目便是建议如何能制止这种衰落，恢复帝国以前的繁荣。伟大的诗人白居易用一直回响到19世纪后的言辞答复说：百姓贫困是由于沉重的税收，沉重的税收是由于兵力的日益扩充，兵力的扩充是由于起义的不断增多，而起义的增多则是由于政府的腐败。[8]
另一位科举士子兼诗人所作的具有更多独到见解的答复，预言了从冯桂芬到康有为这些19世纪伟大的改良主义者的观点。元稹建议，为了从社会各个阶层延揽具有更高的实际治国本领的人才，就要改革科举制度。[9]但是，这种衰落未能得到遏止。作为传统国家基础的自耕农已变成农业无产者，公元874年一次成功的起义摧垮了唐朝。
“中兴”一词对于同治时期的适用性
就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家而言，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看上去可以同汉代镇压王莽和唐代平定安史之乱相媲美。像唐朝利用回纥人的援助一样，清朝利用了欧洲人的援助，借师助剿实属援引前例。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之举使人联想到周宣王远征戎族之业。胡林翼的成功可以与周朝中兴的业绩相匹敌。曾国藩指出：唐朝中兴时期的势力未扩展到黄河以北地区；宋代中兴（1127—1161年）的势力未扩展到长江以北地区；但是同治中兴囊括了整个帝国。[10]
随着同治帝的统治行将结束，历史记载作了这样的定论：同治统治时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四个伟大中兴之一。“中兴”不是一个政府在日常事务中轻率谈论的词，首先对此时代引用这个词是慎重的。到1869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已能够论及“中兴精神”，并三度拔高了中兴所具备的特征，这一事实表明这一专有名词具有庄严的意味。[11]1872年，接替马新贻职位的李宗羲在谈到“中兴”仍是一种未被世人充分认识的思想时，再次拔高了这个术语的含义。[12]这位总督写道：因为同治时期的混乱已超过了唐末时期，所以能够控制这种混乱是一次更伟大的成功。此时期的奏折汇纂作为中兴奏议而公布于世，收入了中兴名臣传记。编纂者之一陈弢于1875年把同治时期比作周宣王统治时期。
帝国大百科全书最后一部的编纂者站在1921年的高度，自鸣得意地回顾了作为一个“内乱与外患已被逐渐消灭”时代的同治时期。正确地说，穆宗——同治帝似乎已经效法了清朝的奠基人清世祖，更像汉代中兴皇帝——光武帝。因为无论是汉代还是清代，“一个时代是开创，而另一个时代便是中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