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什么力量让父亲一下子镇静下来，他一步一步走下校车，目光直盯着那个青筋暴涨的瘦翻译：“你告诉日本人，坐在车上的，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先生！”
“校长算个屁，死人也得给我抬下来！”
几个日本兵与父亲撕扯着要冲上去。
突然，一个日本军官喝止了他的部下。他目光冷峻地询问翻译，瘦翻译立刻向他说了阵日语。那军官听罢沉思片刻，将瘦翻译轻蔑地推开，径直走到校车前，四周的空气似乎凝成一条极细的丝线。而此刻的吴雷川却仪态岿然，神情平和，一双手紧拄着那把紫檀手杖，双眼平静地目视前方。
接下来的事情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只见那日本军官军靴一磕仰起下巴，给吴雷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让您受惊了，请多多原谅。”他向拦在车前的日本兵挥了挥手，瘦翻译立刻扯着嗓子：“放行！”
父亲身体一晃，霎时大汗淋漓。
一九三九年七月，徐维廉的妹妹徐美丽在吴雷川家找到父亲。徐美丽给父亲带来徐校长一封亲笔信，同时跟父亲谈了一年多来，校长在大后方所做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长沙大火之后，徐维廉偕夫人子女辗转来到衡阳。满街流散的伤兵，给徐维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经在抗日前线与强敌苦战，终而负伤后失去战斗能力的将士们，如今像狗一样被遗弃在异乡客土。他们返乡无路，前途茫然，很多人甚至得不到微薄的救济，只得沿街乞讨。面对如此下场，许多伤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商铺，殴打行人，以泄心头之恨。伤兵问题成了当时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
不久，徐维廉开始联络已到南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杨扶青、石志仁等，发起了一个旨在吸引社会各界目光，关怀和帮助这一无助群体的“伤兵之友”运动。
抗战爆发以来，以支援抗战为宗旨的爱国群众运动此起彼伏。诸如文化劳军运动、募捐寒衣运动、节约献金运动，等等，而“伤兵之友”运动正是这些民众爱国行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运动之一，它不仅唤起了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拥军爱国热情，激发了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更增长了抗战军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徐维廉盼望父亲尽快南下，协助他把“伤兵之友”运动推向全国。
不久，在宋美龄的提议下，“伤兵之友”运动被国民政府纳入其新生活运动隶属之下，成为战时家喻户晓的国家行为。日前读张紫葛先生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其中提及“伤兵之友”运动的最初构想者为宋美龄的说法，值得商榷。
一九三九年七月，父亲在吴雷川、周学章的帮助下，终以“燕京大学战地工作者”的身份，带薪离开燕大。临行前，吴老将一块瑞士怀表赠与父亲，并语重心长地说：“想了很长时间，还是送你一块表吧。这怀表随我多年，时刻提醒着我人生苦短若白驹过隙。表上拴着的这条线绳，是我用故乡钱塘的灰丝线亲手编系的，望你带在身边，佑你远行。”说着，老人的眼睛湿润了：“我已年将垂暮，不胜身体力行，儿时就熟诵过的陆游的那首诗，想不到竟成了今天千头万绪的别言。”
吴老转过身去，望着朗润园中一泓映着月光的池水，目光低垂，语音苍凉：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一九四四年吴雷川于北平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四岁。
父亲和徐美丽是一九三九年七月离开北平的。因江汉一带战事趋紧，两人不得不改从天津乘船，经上海、广州、香港及越南的海防、河内，于是年八月中旬从镇南关过境，进入广西。
徐美丽是徐维廉的嫡妹，长父亲十一岁，之前一直在北平协和医院护理部工作，所以大家都叫她徐护士。此次南下，徐护士是受贵阳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之邀前往的。在桂林，父亲见到了两年未见的徐维廉，在他的安排下，父亲很快就以“伤兵之友”总社巡视员的身份从柳州直接北上桂东湘西一带，视察那里伤兵分布情况及生存状况。
刚从沦陷区进入大后方的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望着阳光下迎风舒展的国旗，听着同仇敌忾的抗日歌声，望着一队队开赴抗日前线的国军战士，父亲踌躇满志，热情高涨。但随着工作的深入，父亲开始被所到之处见到的许多真实情景震惊了。在沅陵，父亲看见大批南昌战役留下的伤兵，像饿鬼一样流散在城乡街头及水陆码头。他们大都身上长满疥疮，甚至伤口爬满蛆虫。更有些倒在路边奄奄一息的伤兵，血染的军装上缝着肮脏的布条，布条上写着自己的姓名及故乡的地址……
二十四日，父亲始到邵阳。当晚，邵阳县政府出面即为父亲接风洗尘。
在邵阳最体面的一家饭店里，父亲一推门，就被眼前的场面激怒了。但见邵阳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地方驻军的长官、商会会长、盐帮老大等一群所谓地方名流，足足坐了两大桌。
“来来来，”县长满脸堆笑，“诸位认识一下，这位就是燕京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干事，重庆‘伤兵之友’运动特派员唐子清先生。”
吃客们立刻纷纷递上名片：“唐先生如此年轻有为，今后邵阳的事情还需多多关照。”
父亲一直站在那里，待众人落座后，父亲终于说话了：“鄙人乃一介书生，刚刚步入社会，尚不知官场习俗和地方上的规矩，说起话来，难免逆耳，望在座诸君多多包涵。”之后，父亲以他一路的所见所闻，痛斥地方官员无视伤兵悲惨境遇，国难当头贪污腐败的丑行。在座官员无不如坐针毡，万分尴尬。
父亲自斟一杯白酒持于手中：“子清此行，实为千万伤兵的死活而来，实望地方贤达高抬贵手，用你们的真情实意帮帮这些血将流尽的兄弟们。在此，我将这杯酒敬与为国捐躯的所有英灵，为那些死在敌人面前的，也为那些死在国人面前的。”
说罢，父亲将酒撒于地上，拂袖而去。
第二天，在邵阳基督教军人服务队建队仪式上，父亲又慷慨陈词，历数抗战以来，因国家与军队重大决策的失误，给民族及百姓带来的苦难与耻辱。坐在主席台上的地方官员，无不面色铁青，引颈悻然。
几天之后，父亲接到徐维廉从重庆发来的急电，命其火速离开邵阳前往重庆。事后得知，父亲湘桂之行所发表的言论，惹怒了许多地方的军政官员。其中宝庆警备司令岳森、国民党邵阳县党部书记长刘长娥和军医署驻湘办事处主任蔡善德，竟以“异党嫌疑罪”联名上书中央，建议查办。
这年冬天，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单独召见徐维廉，询问有关“伤兵之友”运动进展事宜。当徐维廉谈到一些地方军政官员漠视伤兵生死贪污腐败成风时，蒋介石的脸色变得阴郁了，他突然问道：“徐校长，听说‘伤兵之友’社里有共产党，是真的吗？”徐维廉心头一惊，面对蒋介石的质问，徐维廉当即表示不知道，但心里却感到十分压抑与寒凉。
“伤兵之友”运动被政府接管后，徐维廉被委任为总干事兼服务人员训练班主任，并对上级负责。父亲则被总社任命为服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负责招募及培训战地服务人员。
当时受训的服务人员大多是来自成都各大院校，自愿参加抗战工作的爱国学生，还有一部分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年龄稍微大一些的保育生（难童）。
“伤兵之友”的服务工作十分具体，其间体现了徐维廉一贯的工作作风，即强调实效反对空谈。服务人员培训班要指导服务人员学会四种服务技能，即（一）灭虱治疥；（二）特别营养；（三）洗衣缝补；（四）供给开水（先要学会搭老虎灶）。
培训结束后，父亲亲自将一批批服务人员安置在长江沿岸的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县、云阳一带的伤兵驻地，“伤兵之友”运动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新高潮。截止到一九四四年，全国各地共创建分社一百四十一处，拥军扶伤蔚然成风。
一九三九年秋，杨扶青在桂林自己创办的中华营造厂请客。席间，徐维廉在杨扶青的引荐下，与到会的周恩来亲切交谈。当徐维廉向周恩来提出，计划把“伤兵之友”服务项目开展到延安时，周恩来很高兴，他向徐维廉索要了有关“伤兵之友”的宣传材料，并答应送转延安参考。不久，《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热烈参加“伤兵之友”运动》的社论，予以支持和表扬。
返回重庆后，徐维廉感慨地对父亲说：“周先生为人谦和，心胸坦荡，思维敏捷。看来共产党里也有十分优秀的人才。”
在“伤兵之友”总社期间，父亲结识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祁子晋，我一直叫他祁伯伯。
祁子晋，字云山，山西太原人。一九三三年昌黎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取中央政法大学。一九三七年大学毕业后，曾回山西协助阎锡山政府推行土地村有制的土地改革计划。太原失陷后，祁子晋新婚不久的妻子被日军残杀，祁遂毅然南下抗日，并在“伤兵之友”总社负责《残不废》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
祁子晋个头不高，性格内向，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做起事来脚踏实地。他与父亲性格相悖，但志向相同，两人一张一弛，刚柔相济，很快成为徐维廉的左膀右臂。为纪念亡妻，祁子晋曾多年鳏居，不思再娶。直到三十年之后，方在重庆续弦。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一九四〇年四月的一天。刚上班，父亲和祁子晋就被徐维廉叫到办公室：“马上准备一下，刚接军医署的电话，三位夫人一小时之后视察‘伤兵之友’社及总医院。你俩立刻到院里看看，尽量将外来人员清出院外。但谁也不要走漏消息。”他看了一下手表：“九点半，通知所有能腾出手的工作人员到院前集合。”徐维廉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红晕。
四十年代初，“伤兵之友”社与其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同在歌乐山合署办公。将近十点的时候，在军警的严密护卫下，三位夫人款款走下车来，人群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陪同视察的国防部军医署的一位官员，像仪仗队的教官一样涨红着脸，扯着嗓子向大家介绍这些尊贵的来宾。
“这位是国母！”他脚跟一磕，一个标准军礼。
“这位是蒋夫人！”他脚跟一磕，又一个标准军礼。
“这位是孔夫人！”他脚跟一磕，再一个标准军礼。
父亲觉得挺滑稽，却也一直在鼓掌。
宋美玲优雅且平易近人。在视察过程中，她一直将自己置于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对伤兵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宋庆玲美丽且举止端宁，视察过程中她一直寡言少语。较之两位妹妹，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玲却多了些雍容，少了些清雅。然三位夫人常用客家话细语轻声，很难看出她们之间有什么芥蒂。
徐维廉却一直被一群目中无人的陪同人员排挤在圈外。
“伤兵之友”运动自从被国民政府收纳之后，组织上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孔祥熙、宋美玲、陈立夫、谷正纲、黄仁霖等进入“伤兵之友”领导层之后，一些将领的夫人及社会名流也相继介入，徐维廉等人遂被逐渐架空了。
到一九四〇年七月底，父亲燕京大学战地工作者的身份已满一年了。按当初的约定，燕京大学停发了他的工资，父亲一度陷入困境。
重新回燕大教书，是父亲最大的夙愿。但一年来大后方的抗战经历，早已让他心如奔马，重回沦陷后的北平已断不可能。然而，继续留在“伤兵之友”总社，前途也开始变得扑朔迷离。父亲不仅接受不了总社内部一些同仁莫名其妙的怀疑和排挤，更看不惯社会上弥漫着的整日空谈的官场作风。他经常独自一人徘徊在嘉陵江边，任风雨吹淋，痛苦万分。几个月下来，一头浓密的黑发竟脱成秃顶，成了后来人们说的列宁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