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新接受的工作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当年晏阳初在定县搞乡村建设规划时，野外调查就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作为一级地方政府，陈官营公社必须清楚地了解所辖土地的基本情况，从这一点看来，陈官营公社的父母官们，确实是一群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调查工作是从全公社正北方向的古松庄大队开始的。所有的调查工作，都要徒步进行，每到一个村庄，当地的生产队长便引着我们走遍该队的所有地块。我则用我的速写本，将所走过的自然地块凭以往积累的透视及目测经验一一画出来。同时标明其面积、土质、垄向、水浇及水土流失情况等。在长达两个月的野外徒步调查中，我们头顶烈日，走遍了全公社四万零七百二十亩的所有自然地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八月下旬，当我们在郎庄调查到最西地界时，我发现两个月前去过的古松庄的那片土地已近在咫尺。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独自一人，在公社礼堂的大会议桌上，依照速写本上所绘的各村素材，绘制了一幅巨大的《陈官营公社土地现状图》。让我都感到意外的是，一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幅国家正式出版的《迁安县行政地图》，对比其中的陈官营部分，我那山寨版竟惊人地准确。
五年之后，在我的工作单位，大连市结核医院人事科的两位同志，到陈官营公社外调时，负责接待的朱秘书还特意把他们带到会议室，并指着墙上的土地现状图说；“看，这就是唐浩画的大地图。地震后，我一直把它保存在家里，直到新楼盖好之后，才又重新挂出来。”说着，他伸出大拇指对两位外调的同志说：“是个好人呐，唐浩。”
在一九七五年深秋将近的日子里，唐庄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在连续三次的县文艺会演和批林批孔文艺汇报演出中，唐庄大队宣传队的演出节目，几乎占了整场演出的半壁江山。由于上场太频，演员们几乎没有换衣服的时间。我创作的小歌剧《一条扁担》被评为全县一等奖。一时间宣传队员精神振奋，这些不曾见过市面的庄稼后生，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登上了县礼堂灯火辉煌的大舞台，赢得了台下观众暴风雨般的掌声。唐华一直是唐庄宣传队的台柱子，无论是小合唱，表演唱，还是歌剧和舞蹈，唐华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以至于日后赶集时，无论在夏官营，还是在县城里都时常被人认出而受到赞扬。
唐桂本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然而，在公开场合下，我始终不便抛头露面，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作为一个前科累累的四类分子子弟，我一直保持低调，更有自知之明。望着舞台上那些充满活力的背影，躲在幕后的我，从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和慰藉。
立春一直是唐庄文艺宣传队的组织者，也是我工作中最坚强的支持者，有立春在身旁，我才能够如此尊严地活着。
在小歌剧《一条扁担》获大奖之后不久，村子里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人。那天上午，村团支书唐桂善将立春与我找到大队。他拿着那年轻人的介绍信：“这位是县委宣传部派来的周文彬同志。”那年轻人站起身来，与我和立春握了握手，那人的手绵软得像个女人。
“周文彬同志是下来对咱宣传队工作搞调研的，周老师说了，县里不但要认真总结唐庄文艺宣传队的经验，还责成他写一篇稿子作为内参，上报到省委宣传部去。”
我和立春立刻诚惶诚恐。
“下去走走吧。”唐桂善说：“中午和晚上在大队吃饭，周老师今晚就住下了，看看你们的排练。”
立春受宠若惊地望着我。
“周老师请。”我恭恭敬敬地陪他走出大队，身后传来唐桂善的叮嘱：“谦虚点儿，人家见过大世面！”
周文彬与我一见如故，他与我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当他知道我爱读书，并有一些藏书后，恳切地提出要到我家坐坐。
父亲和母亲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下地回来的唐桂本大哥听到招呼后也赶了过来，周文彬十分认真地翻阅着我的藏书。临走前，他懦懦地提出，想借我三本书回去看看，其中包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文学分类的基础知识》，我当即让他将书拿走。
“两个月悉数奉还。”周文彬兴奋得满脸通红。
当天晚上，周文彬观看了我们的排练。他一直沉默地坐在那里，神情却特别专注认真。
半个月之后，唐桂义从县文化馆赶回唐庄：“那周文彬写的调研报告我看了，他说长期以来，唐庄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一直被一个神秘人物暗中操纵着。村里的党团支部都对他言听计从，这个表面上战功显赫的农村基层文化阵地，正面临着被阶级敌人夺走战旗的危险！”
“婊子养的，呸！”立春非常的愤怒。我与唐桂本大哥大骇。
然而，担心追查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初冬时节，公社团委书记高少良找到我，向我布置了新的任务，即在郎庄组织一个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
几天之后，高少良带我进驻青龙河西岸的郎庄大队。在这里，见到了从任庄调来的业余美术爱好者任凤楼，以及在寺前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郭廉旭。
任凤楼长我九岁，是一个十分自负的民间艺人。他善于绘制山水镜画以及刻制“花盆儿”与皮影，在城东地面上很有威望。
小郭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青年美术爱好者，他聪明好学，见面之后就要拜我为师，搞得我一时受宠若惊。
高少良是公社一名年轻干部。据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在迁安高中当过红卫兵的小头目。高少良待人亲和，办事认真。他希望我们深入采访，早些拿出布展的方案来。“唐浩是筹办这个展览的负责人。”高少良明白无误地向大家宣布。
郎庄大队是陈官营公社最大的自然村。由于地处丘陵，可耕地较少，土改前贫苦农民相对集中。因此，在世代荣辱贵贱的不断分化中，阶级矛盾相对尖锐些。导致“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陈年往事，在忆苦思甜的主题下被不断戏剧化、极致化。采访中，一些当年的贫苦农民，依然会声泪俱下地诉说着当年的屈辱与仇恨。
我想起父亲对我的告诫：“你不了解旧中国贫苦农民的境遇，你没有资格对今天的现实妄加评论。”我知道，父亲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临摹了一幅巨大的画家王式廊的素描名作《血衣》，放在展览入口的墙壁上。当年土改斗争时，控诉恶霸地主激烈的场面，将郎庄大队阶级教育展览，推到了极致。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全公社小队以上的干部集体参观了这一展览之后，县里也闻风组织了许多基层干部分批前往郎庄，接受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
这一年年底，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政治运动”又席卷全国，父亲的病，开始明显地加重了。
二〇〇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我被迁安市政府正式聘请为经济顾问。在受聘仪式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姚自敏，市长刘桂东及市五大班子的领导，在一家装修讲究的酒店里请我吃饭。席间，姚书记再次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我介绍了迁安这些年来的进步与成就。
“中等城市，钢铁迁安”，姚书记解释了他对迁安长远发展的构想。姚自敏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十分务实的迁安父母官。
秘书听见有人在敲门，他起身迎了上去，一个满面酒红的中年人出现在门口。
“听说唐浩老师来了……”走进门来，那中年人很快就认出了我，他急着走过来和我握手，那手依然绵软得像个女人。
“不认识了呀？唐老师，我是周文彬呀。”说着，他急着从西装口袋里摸出名片。“哎呀，一晃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您了。”
我向姚书记介绍说，这是我当年认识的一位朋友。姚书记坐在那里，接受了周文彬的敬酒。
“幸会，姚书记。我现在在唐山经济开发区工作，今后少不了要请姚书记多多关照。”
临走时，周文彬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哎呀，唐老师还有两本书在我那儿呢。”
“三本。”我认真地更正了他。
回到座位上，我谈起了一九七五年深秋时节的那件往事。
“早知道这样，刚才就不该让他进来。”姚书记狠狠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