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还在砖厂干活，球磨厂开工后不久，问题一时太多，股东们就把我找去了。你也知道，对于工业上的事，你兄弟从来没接触过，可我在厂子里一连观察了四五天，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不久，我就向厂方建议，将进厂拉球磨矿石的车价压低。原因是当初定得太高了，从成本分配上看，实在不合理。但这一下子，车主们都不干了，要知道，他们大都是东牛山附近的庄稼人。车价压低后，他们都撤了。一时磨好的矿粉运不出厂，厂方一下子急了。我连夜到坎下各庄招募新车主，很快，生产正常了，运输成本也降下来了。不久我又提议裁减工人，狠抓三班交接过程中的工作效率。工厂每天出矿粉从原先的十吨，猛增到后来的六十吨。股东们所投的九十万元资金，当年就挣回来了。大伙儿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在唐庄的那些年里，唐桂岩一直还把我当城里人，可如今离开唐庄三十年了，每次见面谈起往事，唐桂岩还一直把我当成是农民。
“咱庄稼院里的事情，你也不是不知道。”唐桂岩继续往下说：“从小到大没见过钱，这一回球磨厂可见着钱了。一些股东就进舞厅下饭店，心思都放在了吃喝玩乐上。厂子很快就被搅散了，大家一场空欢喜，到头来还欠了六万多块钱饥荒。”
铁矿散伙了，砖厂也因缺少后续资金最终兑给了别人。唐桂岩凭自己仅剩下的最后一副精赤白条的筋骨，远走北京房山煤矿，钻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矿井里。
二〇〇〇年，迁安的采矿业，赢来了万马奔腾的黄金时代。不久，河西菜园镇一家矿粉球磨厂的老板，派人来请唐桂岩出山。在那里，他埋头苦干了八年，直到媳妇因脑溢血瘫在炕上，这个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冀东汉子，才不得不重新回到唐庄的土地上，这一年，唐桂岩已经五十九岁了。
“晚了。”回忆起往事，唐桂岩无限感慨地说：“要是中国早十年走上正道，大哥，即便是白手起家，我不干成个企业才怪呢。”
唐桂岩的这话，我坚信不疑。
和唐桂岩不同的是，同样是农民，唐华的丈夫张凡却尝试着走了另一条路。这条路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即走进城市。
初中毕业之后，张凡一直以四类分子子弟的身份在乡务农。在四照各庄的村民当中，张凡素以能吃大苦耐大劳而赢得赞誉。不仅如此，自幼深受孔孟礼教影响的张凡，又因诚实守信、热心聪慧深得父老乡亲的信任。
改革开放后不久，自幼就对摄影感兴趣的张凡，凭一架海鸥牌135照相机，成了远近闻名的乡村照相师。在近十年的苦心经营中，张凡的足迹遍及抚宁、昌黎、北戴河、山海关，成了当地学校及企事业机关甚至包括乡村农民在内的备受欢迎的游走行商。
一九九三年，张凡受其姐夫的委托，在北京珠市口东大街做了三年的饭店经理。其间，一直关注资本运营的张凡，先后在秦皇岛市投资买下四个大小不同的门市店面及一套住宅，唐华和两个孩子遂离开四照各庄搬进城里。
一九九六年春天，张凡在秦皇岛市郊从当地人手里租下十亩闲置土地，租期为二十年。随后，他与弟弟张颖以惊人的毅力与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自己动手亲力亲为，办起了一座私人奶牛场。这期间，由于刻苦钻研，张凡从选择良种奶牛到饲养奶牛、销售牛奶，样样精通，成了业内专家。
当然，养殖业的高风险也很难保证张凡的事业一帆风顺。二〇〇七年河北省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民营奶牛场遭受了灭顶之灾。在许多牛场相继破产的情况下，张凡率先加入伊利集团的集体化养殖的序列里，使原本无章可循的养殖私企变成了现代化养殖集团的一部分。当然，始终低迷的牛奶市场，也让张凡饱受了入不敷出的煎熬。
“唐华跟我这辈子太不容易了，我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在昌黎的黄金海岸买一处院落。眼下在城里也住了二十多年了，如今都这把年纪了，我还希望能把日子过得更安逸、更清净一些。”
张凡的太爷张策安，自幼家境贫寒。他十三岁独闯奉天，从底层做起，因超人的聪慧与练达的气魄，最终成了奉系金融机构官银号的财务总监。张凡的爷爷即仰山伯伯的父亲张占臣子承父业，遂在北洋政府开办的兴业银行中独当一面主持工作。张凡投身实业和资本运营是必然的。
“假如再早十年，假如再让我多读几年书，我还会在资本运营方面，干得更大些更好些。”张凡不无遗憾地说。
张凡的这句话，我也坚信不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我与唐桂本大哥沿唐庄街头写大标语字的时候，一个学龄前的孩子，曾长时间跟在我们身后羡慕不已。他问爷爷写在他家门口的那些大字怎样念，爷爷唐明伦一字一顿地念给他听：“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他问爷爷这话是什么意思，爷爷挥了挥手：“扯淡！”
回到家里，唐明伦万分感慨：“让唐子清这样一家文化人回乡种地，天理难容呀！”在唐明伦的心里，父亲是冀东学子的骄傲，是唐庄年轻人学习的楷模。特别是父亲通过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并把叔叔也带出农村的那些故事，曾深深激励着这个逐渐长大的孩子。一九八四年，这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工业大学无机化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与恋人一起自愿报名去了新疆克拉玛依独山子石油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
一九九九年，唐恒然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人才引进的人事档案里，同年，唐恒然被任命中科院下属大连凯飞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研发高效低毒农药。
二〇〇三年，三十七岁的唐恒然离开中科院，自己创建大连瑞克科技有限公司，主持国家新能源催化剂工程实验室工作，承担国家战略科研项目，成为新时代国家科技发展的领军人物。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受人尊重的人。我一直把我大爷当做自己人生奋斗的榜样，我坚信知识改变命运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我更感谢这一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
唐恒然如是说。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困难与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中国人能走下去，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百姓能如此忍辱负重坚韧不拔。
南尖知青点的拖拉机手刘树仁，回城后，几经辗转去了海港劳动服务公司道路队机械工区当主任，面对每月33元的微薄工资，三个不大的孩子，刘树仁十分坦然地找人订做了一个烤地瓜炉，并利用工余和假期，在友好广场电影院门前，卖起了烤地瓜。那一年腊月，我和淑玲正逛街时，远远看见他正吆喝着招揽行人。我正想回避，身后却传来刘树仁大声的召唤：“老唐，往哪儿走，快过来，刚出炉的烤地瓜。”刘树仁掀开地瓜炉的盖子，炉膛里那彤红的炭火，将他那张胖乎乎的脸，涂上一层幸福的光彩。
今天，刘树仁的三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他们有的在省外贸公司当会计，有的在北良码头当调度，有的在大窑湾港区当业务员。刘树仁家养了一台出租车：“也别说，南尖下乡时学的这点技术，让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运输机械。”刘树仁郎朗地说。
20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学生模样的年青人，溜进大连电视台公共频道编辑部的办公室：“对不起，我这里有一本书，不知……”
一位女编辑立刻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去去！你是怎么钻进来的？再不走我喊保安了！”
“什么书？”我迎了过去。
“我想你们会喜欢这本书。”说着，他将一部图文并茂的大书摊在我面前。
这是一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最新修订出版的《阶梯新世界百科全书》。应该承认，这真是一部传媒人得心应手的百科全书。我当即买了一部，并从此结识了这个推销图书的小伙子。
王斌，22岁，黑龙江七台河人，专科毕业后独闯大连。从游商做起，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
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友好广场15路车站附近的一个图书橱窗引起我的注意，在不到四平米的橱窗里，摆放了许多高品位的文学、社科、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很快，大连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们，便有了一个共同的去处。只是空间太小了，似乎还缺一个喝茶聊天的地方，大家奢侈地想。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今天，大连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们，早已有了一个十分优雅且规模得体的去处——木文堂书店。在一条小巷的深处，在书香与茶香之中。
“十年了，有一个现象很值得令人欣慰，那就是很多事业有成的富人们，如今也开始喜欢阅读了。”木文堂主王斌告诉我。
“他们愿意读什么样的书？”我问。
“开始是经济类的、管理类的。现在大多爱看生活类的、社科类的。”王斌示意茶几上那杯刚刚沏好的香茗：“几天前，朋友刚刚送来的马边云雾茶，请。”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经历了两次不幸婚姻之后，姐姐从辽宁银行学校病退，带着十岁的女儿，不远万里闯到深圳，在大学同学王兆秀开办的会计师事务所，做了一名注册会计师。由于长时间疾病和婚姻家庭的困扰，姐姐此时已身心疲惫不堪。
两年之后，王兆秀因经济问题铛入狱，姐姐仍坚持工作并于一九九四年，通过国家评审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证书，同时取得高级会计师职称。
二〇〇八年，姐姐与合伙人创办深圳诚至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该所所长。这一年，姐姐已年过六十五岁，从电话里，我仍能感到她无所畏惧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
在简易房蜗居的日子里，我和淑玲一直过得很艰苦。简易房里没有上下水和卫生间，全部生活空间在一个巨大的工业垃圾场上。在医院里，淑玲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的白衣天使，但一墙之隔回到家里，她就必须立刻抖擞精神，在蜂窝煤、劈柴、煤油炉、酸菜缸、脏衣服、肥皂水、漫天的风沙、遍地的泥泞、对门儿老太豢养的鸡群及无处摆放的锅碗瓢盆间博弈。几乎所有的家务劳动，她都当仁不让地独揽在身，因为她始终认为，这一切都是她应尽的责任与家庭主妇的本分。
八十年代，我们的收入很微薄，那时淑玲的工资略高于我，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不足百元。记得一年初夏，西瓜上市了，一天下班后，淑玲买回来一牙儿西瓜。她给儿子洗了手和脸，换了干净衣服之后，将那一牙儿西瓜递给了小呢喃，简易房里顿时安静下来，空气里飘散着一股袭人的清香。
“甜不？”淑玲问儿子。
“……”儿子兴奋在饕餮之中，顾不上回答。
“妈妈问你话呢！”我提醒儿子。
“甜……”儿子的脸上沾着好几粒西瓜籽。
终于，那牙儿西瓜被儿子吃光了，那船儿一样的西瓜皮被儿子轻轻放在了盘子里。望着瓜皮上残留的红色，淑玲说：“你啃了吧。”
我说：“你啃了吧。”两人争执了半天，最终还是我啃了，啃得瓜皮像纸一样薄。
一九九〇年，大连电视台在解放广场附近给我分了一套五十六平方米的新房，我安装了一部电话，换了一台金凤牌彩色电视机，还买了一台将军牌电冰箱，一台三菱空调机，买了一套罗马尼亚进口家具。这是回城十一年来，第一次住进楼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那一年我四十五岁，淑玲三十九岁，儿子唐天石上小学三年级。
一九九一年仲秋时节，一直住在唐宛家的母亲已明显衰弱了。因长年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她每天都必须服用大量的药物，这位虔诚的基督徒的生命已渐近尾声。尽管如此，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母亲照例每天坐在钢琴旁，一边弹琴一边唱她童年在燕郊时，美国传教士包姑娘教她的那首歌：
好大的西北风啊，吹到一个村庄里。
看见人家的窗户，一个个都关上了。
大的大，小的小，围着火炉讲故事，
推开门来走进去，它说我也讲一个。
从性格上说，母亲应该是一个懦弱的人，但由于她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才能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在十年浩劫的灾难中，以超乎常人的隐忍和坚韧，呵护着一家老小破碎的心灵。
在唐庄最困难的日子里，我曾怀疑过她的信仰。
“您不是常说，上帝是万能的吗？可为什么上帝不睁开眼睛，替天下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伸张正义呢？”
母亲却平静地说：“上帝不会去制止罪恶，因为上帝迟早要惩罚罪恶。”话语中充满哲理和审判者的尊严。
自从重新回到城市后，母亲每天睡觉前，都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祈祷。她在为她的孩子们祈祷，她在为中国的未来祈祷。
十月十四日深夜，母亲在平静中睡去了。在最后的日子里，母亲曾担心地问过我：“我和你姥姥姥爷，已经快七十年没见面了，不知在天堂的路上，我还能不能找到他们。”
我想，母亲一定会找到姥姥姥爷的。在天堂的入口处，姥姥和姥爷正站在云端，盼着见到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二女儿，他们最值得心疼的二女儿，他们的上帝的女儿。
一九九七年元旦的那天晚上，北京降下了小雪。一位九十七岁高龄的养老金领取者，在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之后，躺在沙发上继续饶有兴致地收看着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
“那边走过来的人是谁呀？”老人指着电视荧屏眯着眼睛问身旁一位护理人员。
“那是您啊。”护理人员大声地说：“您看清楚了吗？”
因为听力差，那位护理人员便贴着老人的耳朵，按照电视里的解说词，一句一句地大声重复着。在这部纪录片里，人们称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一国两制”理论的创始人，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践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元宵节的前两天，老人与世长辞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驶上长安街时，在十里长街送行的人群当中，一群年轻人眼含热泪地擎起一个条幅：“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