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式焦虑”
在今日之中国，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或者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1]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蚁族、裸婚族、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垄二代……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短短10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入“错”行业，没赶上好机遇，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2]“老不信”[3]不假思索地怀疑权力和财富，同时热衷于追逐权力和财富。我们生活在互不信任中，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不断地饮鸩止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2011年6月出现的“郭美美事件”；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及铁道部的善后处理，几乎彻底粉碎了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对现实的幻想与改良的梦想。[4]“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5]2011年10月广东佛山发生的两岁女童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位路人无一施救的惨案再次拷问我们：“道德冷漠”[6]和“道德盲视”[7]究竟如何产生并蔓延？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如同一架飞速运转的马达，因缺乏足够的润滑剂，到处是冲突与不安。当前中国社会集体焦虑症呼唤关怀。面对纷乱而残酷的社会事实，一方面，新政策和措施不断出台，党和政府就像消防队，四处灭火和补救；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以及那些良知尚存的独立知识分子们一遍遍地追问：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幼弱？道德沦丧？问题很严峻，良药有待寻，叫我们如何不焦虑？
徒劳的焦虑于事无补，我们希望剖析这种“中国式焦虑”。深陷于这种“中国式焦虑”的人中，有一些“中国式父母”。“谁来娶我的女儿”是上海某公园相亲角很多父母失望而无助的呼号。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同样是“中国式焦虑”。这是“城市病”？还是现代性难以承受的后果？抑或是个体化的后果？
二问题的缘起
我是一个道地的“乡下人”：来上海工作之前，我从未涉足此地，相关“地方性知识”几乎为零。为了迅速适应并融入当地生活，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2007年9月8日，周六，我来到位于闹市区的某公园。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上海市HP区NJ路附近某公园的北角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如同集市。一群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着。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纸牌或者站在自己的摊位前面。这种特殊的聚会似乎暗示这里是某种市场，其商品既非古玩又非汽车。事实上，这是一个婚姻市场：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聚会。
他们为人父母，面容疲惫，心事重重，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沐雨栉风，却气节不倒，口风强硬，绝不让步。为了帮助儿女们挑选合适的“结婚候选人”，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搭乘公共交通或驾车聚集到这个公园的一角。
这里被分为两块：一块是“自由挂牌区”，印有择偶者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等信息以及择偶要求的广告纸，被整整齐齐地贴在长达十几米长的广告栏上，广告栏被安置在蓝色的遮阳走廊上。由于广告位有限，有些父母干脆将上述信息写在纸板上，平铺在地面上或者用木夹把纸板夹在树枝上供人浏览。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纸还配发择偶者的照片，甚至是大幅艺术照片。[8]广告分60后版、70后版、80后版、涉外版、“新上海人”版、二婚版等，号称另类“儿女交易市场”。另一块是“业余红娘区”，父母们挤在婚介周围，翻看记录册上登记的相亲者信息。
这里是相亲角。
这里正在上演“白发相亲”的街头剧。
什么是相亲角？指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的某些公众场所（如公园等）出现的免费相亲场所。2005年6月起，上海某公园一角由父母自发组织并形成了以摆摊挂牌的方式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一个免费平台。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现象在国内其他大中城市也屡见不鲜。[9]什么是“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指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新型的择偶模式。
来到相亲角“摆摊”的多数是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也有一些私人婚介，还有少数为自己找伴侣的大龄，甚至中老年男女。总体来说，待婚青年[10]以女性白领为主，年龄从20多岁到40多岁不等，[11]待婚者中才貌双全、儒雅多金的优秀人士很多，让人难以相信他们会遭遇结婚障碍。
相亲角男少女多，女方的父母远远多过男方的亲友。“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则一幅施施然待价而沽的模样。在中介费用方面，标准更是“男女有别”。有个中介的摊档前摆放着这样的广告：“业余红娘：几百位优秀男女等你选择，男方免费报名、介绍，大龄女勿扰。”男方父母只需在这里留下孩子的基本资料，即可免费入会，而女方则需支付90元方能成为会员。
令人不解的是：就老一辈而言，“白发相亲”的父母们具有哪些群体特征？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深度地介入子女的婚姻？他们如何看待相亲角？在相亲角上演的“白发相亲”这种择偶模式的效率如何？至于新一代，青年人为什么会同意父母帮助自己相亲？相亲这种在人们的印象中封建又传统的择偶方式，为何在崇尚自由、标榜爱情、时尚前卫的都市白领身上重新复活？
三谁在“白发相亲”？
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这段田野研究中，我们访问了43位父母，其中男性17人，女性26人；被访者的年龄从48岁到73岁不等（其中只有一位年仅36岁，他是为妻子的姐姐寻找结婚对象）。他们主要以上海本地人为主（83.7%），只有7位来自外地（江西、湖北、黑龙江和天津四地），占16.3%。
有学者将1947—1957年出生的人口划为“知青一代”，[12]这主要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划分；也有人认为“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1647多万人。[13]有学者认为“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大体上指同一个代。[14]事实上，在中国，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时这已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数不多，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但性质已大不相同，且规模更大。[15]就参加者来看，三次浪潮的主题分别是：1967年末—1972年，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生和1969—1972届的初中生；1973—1977年，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1978—1979年，生于1950年代末的青年刚走出高中校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也去了农村。[16]“下过乡”和经历过“文革”是这一代人共同拥有的经历。
自20世纪中期起，上海市曾经有110余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支援外地建设。[17]在相亲角的43位被访者中，按照年龄，1947—1959年出生的有30人；1942—1946年出生的有10人；1935年、1960年和1972年出生各1人。1998年，“上山下乡运动”爆发30周年的时候，这些被访者大都年过不惑，有的已达知天命的年纪。2008年他们在相亲角接受笔者访问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是五六十岁的年纪。总体看来，他们都是1949年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而且70%的人（30人）属于“知青一代”。由此可见，本样本群体中的“白发相亲”者的人员构成以上海知青这一代人为主。
他们的教育背景：小学及以下有2人，占4.65%；初中有12人，占27.91%；高中（包括中专）有12人，占27.91%；大学有17人，占39.53%。由此可见，受访的“白发相亲”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到整体的67.44%。
这里的管理人员指企业主、企业培训主管、财务主管、销售主管和总经理秘书等。国家干部指公务员、国企管理层、街道干部和工会干部等。技术专家指教师、研究人员、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等。普通职员指普通工人和普通白领。“其他”指农民和家庭妇女。包括管理人员、国家干部和技术专家在内的三类人员占“白发相亲”者的6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