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央的决定与警告，陈独秀并不接受，并拒绝中央分配的工作。10月26日，他和彭述之一起再次给中央写信，公开打出了反对国际、反对党的“六大”、反对中央路线的旗帜，公开称呼托洛茨基为同志。
陈独秀的这些言行当然为党所不容。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王明自调到《红旗》报以来，工作是积极的。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积极参加过反对托派分子的斗争。党中央发起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后，王明利用在《红旗》报工作的条件，连续在《红旗》报上发表了《反对派还是反动派！？》（1929年11月20日）、《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1929年11月23日）、《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1929年11月23日）、《论陈独秀》（1929年11月27日）、《调和倾向与调和派》（1929年11月30日）、《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1929年12月11日）、《军阀战争与取消派》（1930年12月18日）、《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1930年1月8日）、《为什么反对派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1930年1月11日）等9篇反对取消派和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文章。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王明这9篇文章是在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发表的，平均5天左右就发表一文，难怪邵珍在回忆中说王明这期间废寝忘食了。
王明在这些文章中，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比较正确地对取消派做了一些批判。
（一）批判了取消派的政纲
王明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一文中指出：“在现在中国革命阶段中有两种原则不同的政纲”，一个是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即十大纲领）；另一个是取消派陈独秀、彭述之最近提出的“四大要求”：1.在反帝任务问题上，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代替“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没收外国资本”；2.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以“没收土地”代替“没收一切地主土地”；3.在国家政权问题上，以“召集国民会议”代替“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4.在工人运动问题上，抄袭了十大纲领中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三项。而他们却把十大纲领中的“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的三大要求完全抛弃了。
王明又指出，这两个政纲的根本策略路线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策略中心口号；另一个是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策略中心口号。“前一个政纲的根本路线是：中国革命中的一切根本矛盾，只有以工农兵武装暴动的方法，推翻现存政权而代以苏维埃政权才能解决；后一个的根本路线是：在国民会议的政权方式之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矛盾问题”。
王明对两个政纲进行比较后做出结论：党的六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十大要求，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现在阶段中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纲，取消派的‘四大要求’是目前中国状况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
（二）驳斥取消派“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王明在几乎所有论及取消派的文章中，都谈到取消派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问题。
王明说：“‘国民会议’是什么东西？它是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用‘全民政府’的名义来产生资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工具。这是过去一切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的。”（《反对派还是反动派！？》）
他认为：“在中国现状之下，就连普及一般资产阶级式国民会议也召集不成”。（《反对派还是反动派！？》）“在不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条件下，在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的条件下，来‘召集国民会议’，更其是荒天下之大唐”。（《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
他认为，取消派之所以“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他们唯一目的，就是想转移和蒙蔽工农劳苦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斗争”（《反对派还是反动派！？）》。
（三）驳斥取消派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错误认识
在纪念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时候，取消派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广州暴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
针对取消派的这种论调，王明发表了《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一文，予以驳斥。
1.取消派以广州暴动的革命动力没有资产阶级而来否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王明则首先引用了列宁关于“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是按其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的，并非是按其动力”的论述，然后指出：“革命动力与革命性质有密切的联系，但革命性质并不直接由革命动力来决定，而是由革命客观任务来决定，即是由革命直接所希望达到并且用自己力量所能直接达到的目的的各种社会经济内容来决定。”因此，广州暴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取消派认为广州暴动政纲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的。王明对广州暴动的政纲分析后得出，这些政纲并没有超出民主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内容。
3.取消派借口考茨基、列宁说过1905年的俄国“也是资产阶级性的，也是无产阶级性的”，从而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的。王明引用了考茨基和列宁的原话，然后指出：“考茨基仅仅是以俄国革命动力这一点比较来说”，“列宁只是从革命领导力量及斗争方法这两点上，指出俄国革命含有无产阶级性的特点，但是，列宁无论何时何地，绝对未说过俄国1905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
王明在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按照中共中央精神发表的上述看法，对于反对取消派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宣传的另一些观点，则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左”倾调子积极加以发挥，散布严重的“左”倾错误观点。
（一）全面否定陈独秀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一直担任党内最高职务。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又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影响了一代人的发展方向，这其中也包括王明。他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沉重的损失，在大革命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之后，他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提出了某些值得考虑的主张。比如，在中东路问题上曾给中央提出过某些合理主张，但因与中央意见不一致发展到成立反对派，与党中央公开分裂。
对于这样一位复杂人物的评价，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可是，王明1929年11月27日在《红旗》第98期上发表的《论陈独秀》一文，却全面否定了陈独秀，把陈独秀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中国革命的变节者”、“反动的”、“反革命作用的工具”、“反革命”等等。
王明完全否定陈独秀曾为党和革命做出的成绩，从根本上否定了陈独秀，认为“陈独秀自始自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说：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成绩，只是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指导的列宁主义路线变成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的斗争变成资产阶级尾巴主义的服役。”
王明全面否定陈独秀，采取一棍子打死人的作法，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二）把取消派看成主要敌人
取消派与党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与党的路线不同，政纲不同。他们从党的队伍中分裂出去，走上与党对抗的道路，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他们毕竟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同，他们仍然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也是历史事实。
当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之后的第5天，王明就发表了《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反对派……变成公开的反动派。”
当时，党内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反对派：1.历史较短；2.有一部分误入歧途可挽救分子；3.刚开除的机会主义者。他批评这些看法时说：“有人认为中国的反对派，还不能算作公开的反动派，以为反对派或者还不致就有反动的作用。事实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的观察不正确；反对派所以成为反动派，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公开的走向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联合以进攻共产党的道路”！因此，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从此以后，王明在发表的文章中，差不多每篇都要批取消派，说他们是“反动派”、“敌人”、“反革命”、“国民党忠实走狗”、“反革命有力工具”。王明甚至大骂他们“向第三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新中国国民党等等吊膀子”，是“跟着改组派尾巴后面闻香的一条小狗”。
无产阶级政党，对公开反对党的路线的反对派进行斗争这是必要的。而开除党籍只是证明其不合乎共产党的标准，说明其已不是党内分子，并不说明不是党的成员就一定是阶级敌人，就一定是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说明，从共产党分裂出去的反对派情况是复杂的。不作具体分析，一律把反对派当成反动派是不科学的。
王明不仅积极反对取消派，还热衷于反对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为此，他专门写了《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一文，发表在《红旗》报上。
他说：“在整个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中，都同时严重的指出要反对调和派。”“调和派是在党内正确路线与不正确路线或倾向作斗争时采取调和态度的一般人。”
事实证明，王明把那些有不同认识或不同意见的同志看作为调和派加以激烈反对，也是错误的。
（三）错误地认为右倾是党的主要危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左”倾思想开始滋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就为“左”倾错误的滋长开辟了道路，以至发展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党的“六大”虽然批判了“左”倾错误，但并没有能够清算“左”倾错误。在李立三领导下，“左”倾错误愈来愈发展。1929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反右倾的方针。此后，中共中央在李立三领导之下，“左”倾错误愈来愈成为党的主要危险。
而王明却本着中央反右倾的方针，在《红旗》上发表了《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一文，阐述并发挥了他的反右倾主张。
王明认为，党的政治危险是武装暴动工作落后，忽视武装暴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作。“对于武装暴动的根本观念的认识模糊，对于武装暴动的实际意义的了解欠缺，对于武装暴动的必要技术的准备忽略，是普遍现象”，“这才是非常大的政治危险的倾向”！
王明明确提出“党非常认识党的目前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思想”，应该“反对右倾倾向和一切不正确倾向”！
把党内实际上存在的危险“左”倾，硬当成右倾，这正是当时王明的错误主张。
六、号召工人武装暴动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而取得全国胜利。是否认识到这条革命道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当时的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主张以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为中心，争取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和建立全国政权，促进世界革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王明一贯主张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是典型的城市中心论者。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写过《〈武装暴动〉序言》、《广州暴动纪实》两文，鼓吹工人武装暴动和“城市中心论”。在《红旗》报工作期间，关于工人运动与武装暴动问题，王明在《红旗》报和《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1929年11月10日）、《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1929年11月13—16日）、《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1929年11月20日）、《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1929年11月30日）、《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1929年12月15日）、《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1929年12月11日）、《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1929年12月20日）、《欢迎朝鲜的“五卅”》（1929年12月25日）等8篇文章。
1929年8月1日，在苏联海参崴召开了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这是太平洋地区工人阶级的大聚会。王明为此写了《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一文，对太平洋工人的斗争表示支持，对这次会议加以赞扬。
1929年11月，朝鲜人民爆发了反日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基督教、天道教、教育协会、实业家、社会名流等都卷入了这场斗争，形成大规模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王明为此写了《欢迎朝鲜的“五卅”》一文，认为这场运动是朝鲜的“五卅”，大加称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