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是王明右倾错误严重发展及中共中央纠正王明右倾错误的时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再次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不过，时过境迁，王明离开国内的这六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惨痛的失败而逐步走向成熟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能够独立自主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王明所宣扬的右倾主张也逐渐被事实证明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这一年来王明的右倾错误虽然严重发展，而且一度在党的领导层中被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中国共产党终究以六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王明政治生涯的高峰也走到了尽头。
从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进入准备期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特别是使全体党员和干部从王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延安整风运动的最直接成果是从思想上肃清了王明“左”右倾错误在党内的严重影响。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特殊角色，王明先是打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继而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最后采取反守为攻，指责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犯了“左”的错误。
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大规模的开展和广大党员与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的大大提高，以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错误的被揭露，王明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只得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示同意。
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党的七大，王明长期患病，工作时间不多。虽然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但他对于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一直采取两面派的态度。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孟庆树夫妇与康生、陈云、曾山等一行乘坐苏联飞机回国。
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之一，王明回国肯定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他此行回国的直接缘由，据王明自己讲，是“蒋介石派人请回来的”。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曾经写了一首《不胜今昔之感》的诗，他在这首诗的注释中写到：“1937年冬，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功，蒋介石派人请我们乘苏联飞机回国。”
王明一行回国的航线是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和兰州飞抵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坐镇新疆的盛世才一度同中共实现合作，对苏联也采取友好政策。当时八路军在迪化有办事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一部也在这里整训。为了护送王明一行回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从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中抽了一个警卫班，班长张怀礼，战士巴方廷、鲜克德、陈永禄、汪振中、徐名德、尚成初、魏清泉、小梁等人担任保卫工作。到延安后，由于张怀礼曾任过总部参谋，就给王明当了随身副官，巴方廷任王明警卫员。
巴方廷回忆说：“1937年11月左右，王明、康生、陈云、曾山等从共产国际回延安，途经迪化。当时我也正好在迪化，是随四方面军西路军来此的。他们住了一个礼拜后回延安的。”“为护送他们回延安临时抽了9人，有我一个。”
鲜克德回忆说：“王明等11月回国以后，张怀礼带领我们一个班到迪化的公馆去看他。”“他个子不高，只有一米五几左右，三十五六岁。”“康生跟我们谈了话，对每个人的历史都进行了考察。问我们当了多少年兵，会使什么枪。”“又问我们是否愿意坐飞机。那时，我们都是小孩，当然想坐飞机。”
陈永禄回忆说：“大约是11月上旬，我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天飞机起飞了。坐飞机的有：王明夫妇、康生夫妇、陈云、龙明，还有一个姓李的。随机的警卫人员有：尚成初、鲜克德、我、汪振忠、张怀礼、巴方廷，还有两个四川人，一个叫魏清泉，一个姓梁的，一共16人，坐的是一个大型飞机。”
同王明一行坐飞机去延安的还有苏联顾问。飞机先在甘肃永昌短暂停留后飞往兰州，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住一晚上。国民党的官员曾设宴招待苏联顾问和飞行员。第二天，大家到了机场，飞机也开始发动，苏联顾问说天气不好，不让起飞，这样在兰州又住一天，第二天才飞往延安。11月29日，飞机抵达延安。
鲜克德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到延安时，飞机飞得很低，可以看清下面写的标语，飞机落下时，看到许多老百姓围了过来，于是飞机又起飞了，在天空中盘旋了两周，最后才降在机场上。”
王明去苏联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还在繁华的大上海。虽然在闽、浙、赣等地已经建立了广阔的农村根据地，但王明并没有在那些简陋的苏维埃政权的茅屋中生活过。在莫斯科住洋楼、吃面包、喝啤酒的六年生活使年仅33岁的王明有些发胖。当王明步下飞机，面对黄土高坡上身着黑、蓝粗布衣，头扎白毛巾的欢迎人群时，又矮、又白、又胖的王明与迎上来的又高、又黑、又瘦的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反差。作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派回来的王明与实际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仅从外表上也体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王明等回国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1月29日飞机抵达延安时，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抗大学员、延安各界群众来到机场欢迎王明一行。
毛泽东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在机场上，王明讲了话，苏联派来专门护送王明的顾问也讲了话”。
“回到延安那天晚上，毛主席请王明、康生吃饭”。
以后在陕北公学大院，毛泽东、张闻天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据参加这次欢迎大会的李光灿回忆说：“毛泽东、张闻天主持会议，欢迎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陈云回国。王明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首先讲，他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康生、陈云也讲了话，讲得很短。张闻天讲完话后，毛泽东才讲话，他讲得很热烈、很兴奋。毛泽东很高兴，好像喝了点酒。”
二、十二月会议上提出“新方针”
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的表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满意的。派王明回国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因为共产国际在此时虽然已经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但对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很担心。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压力，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支持，但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系于国民党身上。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怒蒋介石，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由此可能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拖不住日本，致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王明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一意图是了解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于王明无条件地服从这一政策也是放心的。因此，派王明回来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不使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影响蒋介石的抗战，就成为王明回国的重要任务。
王明回国前夕，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会见了王明。当时在苏联治疗弹伤的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见。
王明到达延安10天之后，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在延安举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等出席了会议。
刚刚回国的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错误主张。
王明的报告分三个部分：1.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2.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3.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在论述第一个问题时，王明认为，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形势出现了三个新优点：（1）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的开始；（2）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的开始建立；（3）政治制度的开始民主化和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日益增长。因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确实出现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但是，在国共两党坚持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把“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规定为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不指出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危害，是不全面，也是与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不符的。
在王明回国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决定还提出：“今天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绝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洛川会议通过的毛泽东所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也尖锐地提出，“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
洛川会议通过的决定表明，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却乐观地认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充分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民主化”。至于中国抗战的弱点，王明在《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这篇中，竟然以超脱的态度认为：“国共两方及地方与中央相互态度的批评”，是“北方及上海战线上部分军事失利和领土损失的重要原因。”
王明在报告中不讲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不讲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而是宣扬国共两党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王明认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提出，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
王明还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他还说：“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
洛川会议以后，毛泽东也一直坚持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937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强调“‘独立自主’多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的方针，而且认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等方面也适当做了一些让步。
王明的主张之所以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多数同志的同意，是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坚持的我军应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不同认识连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