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转折
从王明1937年11月回国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是党的领导机关内十分复杂、微妙的时期。盛气凌人的王明一回国，似乎就以其特殊的身份、雄辩的口才和流畅的文笔，征服了一些人的意志。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连续“胜利”，使王明自己也感到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稳稳的成为党的总书记。
不过，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的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的太低。
无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是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及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会上有不同意见的表述，但并没有发生直接争论，毛泽东甚至还在这两个会议上做了一些让步，对王明提出的一些主张也表示了同意。但是，作为“胜利”者的王明都没有在这两次会议上形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经感叹地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作个结论就好了。可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
在实践上，王明的右倾错误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人的意向作为一种观念，是会随着客观实践的发展而改变的，最靠得住的是非标准还是实践。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中日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持久战，国民党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限制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意义；毛泽东这期间的巨大理论工作也进一步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共产国际也进一步明确了只有坚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才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才有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才能进行持久战争。
因此，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而且六届六中全会就要结束其右倾错误对全党的影响。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曾举行了三次会议。
在9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刚刚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1938年9月作出决定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据王稼祥写的《国际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电告王明等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回延安参加会议。
9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由武汉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以及延安各界代表前往欢迎。
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王明在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除继续坚持一些右倾主张外，也提到了应当坚持持久抗战，承认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有重要意义的。
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
会议首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提出：“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
王明在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委员。他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王明在发言中讲了五个大问题：1.日本***军阀是中华民族的死仇，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2.中华民族处在空前灾难的时期，同时也正处在无上光荣的时代；3.目前的抗战形势正处在严重困难的阶段；4.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几个问题；5.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国共产党。
他在长篇大论中，一方面表示对毛泽东的报告“我都同意”，并且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另一方面，他又仍然强调“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工作方法和方式”。
11月5日，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突出地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针对王明一贯坚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的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指出：“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同时一致指出党在这时期的进步与成绩。”
全会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党内右倾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的分裂活动发展到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明确规定：
“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会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和文件。”“各政治局委员除在政治局内部及向国际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意见，并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各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之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
六届六中全会还只是主要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思想观点的分歧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王明在会上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右倾错误，与会者也没有公开对王明的错误进行点名批评。不过，毛泽东与王明在会上的论述分歧是明显的。
除了在统一战线中是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之外，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还专门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同时，毛泽东强调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王明在发言中虽然表示毛泽东报告的论述是对的，但王明又提出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要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政治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因此，必须加紧学习马、恩、列、斯学说。
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
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
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
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
不过，不管王明怎样辩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抛弃教条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了。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还决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处理是对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以来推行右倾错误的纠正，但并不等于对长江局工作的全盘否定。也不是说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一无是处。
长江局自1937年12月成立以后，担负起了指导长江流域诸省市党的建设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重要工作。长江局在恢复和发展长江流域各省市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改编红军游击队和组建新四军，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培养输送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中国共产党在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之后，与国民党以及社会各界进行了公开的接触，有效地传播了党的政策和主张，社会各界以及国际各种政治势力也通过中共代表团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且，中共代表团通过与国民党多次谈判、协商，解决了国共两党合作中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一时期的国共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对于推动抗战起了积极作用。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国民党官员和将领以及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人士、国际友人的广泛接触，也积极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当然，长江局的工作在王明领导下，也存在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对于建立华中地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广泛地发展人民武装抓得不力。
王明的右倾错误不在于力图搞好国共两党关系和强调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巩固，而是在于强调搞好国共两党关系时忽视党的独立性，强调统一战线的坚持和巩固时，忽视发展和壮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
王明在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的一个重要错误是破坏党的纪律，与中共中央闹独立性。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了六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六年期间王明基本上是以中共最高决策人的姿态发号施令。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代表以后，王明不顾驻武汉代表团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原则不同，竟然沿用习惯的方法擅自要中共中央服从他作出的主张，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的纪律所不能允许的。王明1941年10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说：“这个作风是我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毛主席那样慎重。”可悲的是，王明并没有真心反省自己的错误，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明也没有认真总结错误的教训，而是越来越走向与党离心离德的道路。
二、负责妇女工作
1938年10月下旬，六届六中全会还在进行中，王明即和博古、林伯渠、吴玉章等赴西安飞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结束后，王明还于11月8日，在重庆青年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这次国民参政会的成绩及抗战形势的演说。12月12日，王明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一直到1938年底，王明才从重庆回到延安。
回延安以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了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1940年1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同年2月20日，当选为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
此时，他的远房弟弟陈一新，担任了他的机要秘书和统战部的行政秘书。廖鲁言为政治秘书。张怀礼走后，警卫员是巴方廷、杨怀玉、王尚知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