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战争年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向上级提建议，同样的内容，只准提3次。粟裕连续3次上书，最后一次，甚至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辞。
现在战机果然出现了，粟裕急电报告：“此乃一良机也，不可错过。”
毛泽东随即指示：“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指苏中战场）。”
谁都明白，日本战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1944年年底，华中局决定在坚守苏中的同时，挺进江浙。
粟裕请命先遣。这已是他第三次担任先锋重任，第一次的抗日先遣队是北上；第二次的先遣支队是东进，这一次是南下。
4年前，粟裕北渡，那时随其渡江的人员只有2000，4年后重返故地，规模和气象均大为不同。
粟裕把苏中经营成了中央所希望的“汉高祖的关中”，所控制和储备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华中均居首位。在第三旅主力南下先遣后，苏中仍能留下足够兵力，与此同时，军工部还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赶造出500门迫击炮、5000发迫击炮弹，使得南下部队从连到营到团，都得以配置了不同级别的迫击炮。
1944年12月27日，粟裕率第三旅近万人马，分两路行动，出其不意地渡过长江。过江后，近万人马迅速穿过封锁线，到达浙江长兴，与苏南的新四军第十六旅合兵一处。
1945年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东部队。
抗战前，江浙是国民党统治中心，这时候又成了日伪的心腹区域，新四军向江浙发展，便构成了三种力量对这一区域的激烈争夺，争夺焦点集中在杭州西北的天目山。
日军日薄西山，虽仍占有城池，却已无能力出来主动作战，真正可以跟新四军一争的，是顾祝同的三战区。
粟裕一入天目山，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马上调集重兵，抢先对新四军发动了进攻。
在抗战大局已定的前提下，国共终究还是要一争高下，这是历史的宿命。
投石问路
南下之前，粟裕做了各种心理准备，但有一点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顾祝同在天目山集中兵力之强，超出了他先前的预计。除此之外，顾祝同还有众多的后备部队，而当时的粟裕立足未稳，且手中只握有一、三两个纵队，处于明显劣势。
粟裕为“天目山计划”设计了两计策。
第一计策，直接进入天目山，优点是快，第一时间可达到目标，缺点是敌情不明，掰手腕时能不能一下子就扳倒顾祝同，心里还没底。
第二计策，暂时先进天目山的支脉莫干山，缺点是慢，进占天目山还得等待时机，优点是比较稳妥，可以投石问路，弄清顾祝同的虚实。
粟裕最后决定先采用第二计策，他把两个纵队摆成掎角阵形，一纵队在莫干山内，三纵队在莫干山外。
第二计策其实也是在为第一计策做准备，不过需要顾祝同配合。粟裕相信，顾祝同一定会予以配合。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莫干山就在天目山旁边，站在三战区的角度，又岂肯让新四军待在他们的“卧榻之侧”？
顾祝同等人果然没有逃过这个思维轨迹。查知苏浙军区一纵队全部进入莫干山，“浙苏皖边区挺进军”副总司令陶广下达了动员令：“迅将该匪歼灭，务使坐大。”
陶广为湘军老将，早年曾给蔡锷做过参谋，其嫡系的第二十八军为三战区骨干部队，顾祝同即以陶广为将，给新四军下了战书。
1945年2月12日，陶广从第二十八军等部中抽出5个团，突然向三纵的第七支队发动进攻。
支队相当于团，陶广认为凭5∶1的数量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第七支队，从而切断一纵队的后路，然而他其实并没有把账算清楚。
首先遭其攻击的三纵，由南下的第三旅改编而成，第七支队的主体即为“老虎团”第七团，要吃它岂是件容易的事。
从局部来看，双方兵力之比确实是5∶1，但在整体上，粟裕拥有两纵六个支队，兵员数不比陶广少。
很快，粟裕将三纵的其他部队也投入正面作战，同时下令山里的一纵队越过莫干山，由东向西切断陶广的退路。
1945年2月16日，三纵发起反击，陶广抵挡不住，又获悉一纵从背后摸了过来，当即全线溃退。
打了胜仗的新四军尚有追击能力，不过粟裕适可而止，没让部队继续穷追下去。
逃敌是进天目山的，天目山易守难攻，国民党部队又有纵深配备，若是强攻，必会遭受较大伤亡。
粟裕不追，他在山外等着，并且预计顾祝同还会二度派兵来袭，因为此君在第一战中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很大，伤不深就不会长记性。
如粟裕所料，顾祝同真的拿着旧船票，又登上了老客船。他没敢再犯轻敌的毛病，这次集中12个团来攻。
数量上，顾祝同首次超过了粟裕，但打仗不能光看量，还得看质。
第一次天目山反击战对粟裕来说，是一次试探性作战，通过此战，粟裕基本摸清了三战区几支部队的脾性和特点，他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十八军和忠救军。
在国民党各大战区中，三战区被称为是杂牌军的大本营，没有多少纯正的“中央军”，但是杂牌里面也有能打仗的，比如陶广的第二十八军。
第二十八军属于湘军，素来无湘不成军，湘军有霸蛮之气，第二十八军对新四军不服，曾经说如果他们和新四军交手，“两天解决，绰绰有余”。
三战区还有一支特务部队不能不提，它也参加了第一次天目山之战，这就是“忠义救国军”，简称忠救军，其成员大多是江南本地人，有地利之便，动作灵活，惯于爬山，因此又称“猴子军”。
陈、粟在苏南抗战时，多次与忠救军发生“摩擦”，双方各有输赢。在新四军北渡后，忠救军还曾试图闯入苏中，与新四军进行争夺，只是当时粟裕已抢得先机，才不得不作罢。
天目山首次交锋，第二十八军所属第六十二师出了3个团，忠救军出了1个团，他们让新四军付出了不少代价。
此次顾祝同任命第二十八军军长，陶柳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四路，但在粟裕的眼里，只有两路值得他一看。首先，左中路最为瞩目，包括第二十八军所属第五十二师和第一九二师各一团，其中第五十二师训练有素，装备也相对好一些，配备了苏式轻重机枪，是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粟裕初步估算了一下，第五十二师一个团的战力，大致与他的一个支队相等，当然还要是比较强一些的支队才行。
其次，就要数左路的忠救军了。忠救军主要装备轻武器，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不及第二十八军，而且喜欢打滑头仗，但是一旦得势，也非常有攻击力。
只要狠打这两路，其他几路不难对付。
以战教战
与第一次相比，顾祝同增加了7个团，粟裕应战，在原来的两个纵队之外，仅仅多了一个独立第二团。
粟裕只能挖掘现有部队的潜力。
两个纵队中，一纵系由第十六旅改编而成，已在江南打了好几年仗，对山地不陌生，唯有三纵来自苏北，长期在平原和水网稻田地区生活作战，绝大多数人过去从未爬过山，甚至有人在南下前还不知道山是什么样。
俗话说得好，“望山跑死马”，因对地形不熟，官兵们看着山不远，真走时要走好半天才能走到山脚下。另外，浙江的山虽普遍不高，但山势陡峭，越往上爬越费力，有时爬了好一阵，以为到山顶了，其实才刚到半山腰。
第一次反击战临近结束时，三纵因不擅爬山，又缺乏山地搜索经验，使得敌军大多在钻入山林后夺路而逃。
粟裕在南方打了三年游击战，完全是个山地战的行家里手。他“以战教战”，亲自给三纵连以上干部讲授山地战术，而且从最基本的爬山要领讲起：“你们上山要用脚尖，下山侧身用脚跟，这样不但速度快，而且不会喘大气。”
粟裕告诉众人，山地战跟平原战不一样，攻时，要特别注意左右两面的搜索，以防敌人打埋伏，守时，要把部队放在半山腰，同时派战斗组在山下警戒。
1945年3月3日，陶柳率四路兵马杀到，其间，战斗十分激烈，双方围绕山头阵地反复争夺。已经具备一定山地战经验的新四军顶住了压力，连以擅长山地战著称的“猴子军”都没能取得突破。
3月7日，粟裕下令一、三纵队主力全线出击，向左路忠救军当头打来。
忠救军既是“猴子军”，又是“滑头军”，势头好时，可以冲在最前面，势头不好时，也会首先开溜。
忠救军往旁边一闪一逃，让第五十二师和一九二师相继失去了侧翼掩护，结果被新四军打个正着。
关键的两路一失，其他几路连上都不敢上，就回缩逃遁了。
粟裕大破陶柳四路兵马，乘胜攻入并控制了天目山，第二计策完美地过渡到第一计策，“天目山计划”实现了。
粟裕有的不光是喜悦，还有担忧。
两次天目山反击战，其实打得都很窘迫，战果也不多，症结就在于兵力不足。
运动战不是游击战，没有足够的可用之兵，主帅连排兵布阵都会感到困难。实战时粟裕没有预备队，只能将两个纵队靠在一起，“一根扁担挑两头”，把敌军击溃算数，也因此丧失了围歼的机会。
试想一下，如果手里面有三个纵队，两个正面突击，一个后面堵截，大兵团的作战效能就可以完全发挥出来。
粟裕的苏浙军区本有三个纵队的编制，但二纵队系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一直孤悬于浙东，没办法过来。
经过粟裕的再三请求，一个月后，叶飞率第四纵队渡过长江，南下天目山，使得粟裕的机动兵力达到了三个纵队。
天目山是三战区的门户，这一重要战略点的丢失，令国民党阵营大为震动，不过蒋介石还不太相信新四军已拥有如此强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是很多人“夸大了中共力量”。
1945年5月23日，蒋介石下令给顾祝同，要他抢在盟军登陆东南沿海之前，将江南新四军予以全部肃清，时间限定为7月底之前。
顾祝同不敢怠慢，随即任命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为总指挥，向江南新四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上官云相与**是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但也正是他通过“皖南事变”，把自己的同学及其皖南新四军主力推入了陷阱。
上官云相参加过对苏区的“围剿”，又在“皖南事变”中亲自指挥了对新四军的围攻，因此自认对新四军的作战特点有所了解。他曾经特地嘱咐自己的幕僚说：“和共产党军队打仗，做计划，拟命令，不能完全照在军校学的那一套。他们的很多惯用打法，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顾祝同再次以上官云相为帅，当然有希望他借助以往的经验和运气，“再铸辉煌”的意思。
上官云相知道新四军无论行动还是作战，都非常灵动高效，因此主张“以快制快”，用他的话来说是，“判断敌情就得当机立断，下了决心立即行动”。
敌军来势很快，以至于粟裕一开始并没有发觉，直到上官云相设重兵于富春江一线，苏浙军区对他的具体进攻部署仍不十分清楚。
第四种可能
在富春江一线督战的，是顾祝同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
李觉是湘军名将，军界公认的山地战专家，早在武汉会战时即星光闪耀，他曾在金官桥防守战中挡住日军第一○六师团的进攻，其构筑的山地工事令日本工兵专家也惊叹不已。
李觉在短时间内便筑成大批碉堡群，并切断了浙东与浙西的枢纽。
这是一枚分量不轻的棋子，粟裕与二纵队联系的渠道也因此被断开，粟裕急忙兵进富春江，一场激战过后，两军伤亡都很大，一纵队还战死了一名支队长，气得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嗷嗷直叫。
不过也正是在这一战中，粟裕通过缴获的文件和俘虏口供，掌握了对方的整个进攻部署：在切断浙东、浙西的联系后，占领天目山，直至将新四军歼灭于江南或驱逐回江北。
上官云相的兵力配备也水落石出，共有14个师，42个团，6万多兵力，其中有许多是三战区主力，除第五十二师外，还有第七十九师，这两个师都是“皖南事变”中向新四军进攻的主角，有一定战斗力。
为确保胜机，顾祝同此次还专门从江西调来了一支非常神秘的部队——国际突击纵队（突击纵队），是上官云相和李觉手中所掌握的最精锐武装。
富春江一带狭窄多山，又筑有大量碉堡，加之上官云相的兵力又如此雄厚，粟裕估计，如继续在富春江与之作战，至少还需付出2000人以上的伤亡，其中干部伤亡将占很大比重，初次交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最好的结果，能在富春江击败李觉，顾祝同、上官云相必然还将组织规模更大的进攻，他们无所谓，有广大后方，缺什么补什么，打多久都可以。新四军则不行，天目山区产粮少，军粮完全靠苏南供应，兵越多，粮食越紧张，富春江前线的部队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吃上饭了，只能靠竹笋、野菜充饥，不少人因为缺乏营养还患了夜盲症。
粮草不足，乃兵家之大忌，粟裕认识到不宜再在富春江恋战，甚至于天目山也不能再死守下去。
1945年6月4日，新四军撤出富春江沿线。6月15日，全部撤出天目山，向孝丰以北地区撤离。
与此同时，日伪军突然在苏南发动“扫荡”，广德、长兴一线被封锁，粟裕一下子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要么被李觉追上，就地击破，要么退入苏南，遭日伪军消灭，再或者，前进不能，后退不得，被两大敌人前后夹攻。
三种可能粟裕一个都不想要，他只想要第四种可能：反击李觉并取胜。
这是唯一的选择，唯一的退路。
撤退部队夜以继日地从指挥所前经过，那是一座农家小屋，粟裕有时会到门口看看，路过的官兵也不时会向门内张望，不管认识不认识，彼此的眼神里都充满信任：哀兵必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