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率领的是“牵制队”，即挺进师的主力，所有军政事务皆由其一人处理，可以不听刘英调遣，这倒反而使他在战场上拥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和余地。
叶飞“狡兔三窟”式的闽东经验显然对粟裕启发很大。他在率“牵制队”单独活动时，除保卫和发展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外，还在根据地之外，建立起一些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基点。
几座或几十座条件较好的村庄相连，就是一个游击基点，隔开二三十里，又可以建一个，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一些的，便能形成小块根据地。
有了这些公开或秘密的游击基点，游击战可以做到更为游刃有余，部队打仗打累了，马上利用晚上转到游击基点，休整它个三五天，侦察好敌情后再跳出来打。
游击队再次呈现出滚雪球式的发展，挺进师由几百人扩大到一千五六百人，地方游击队达数千人，一度丧失的浙西南根据地也相应得到了恢复。
1936年9月，蒋介石摆平了“两广事变”，马上便动手策划对南方游击区的“清剿”方案，这意味着新一轮压力测试又要开始了。
这年冬天，在江西打游击的陈毅被围在梅岭达20多天，饥渴难耐之中，写下了被称为绝命诗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
写下绝命诗的当天，敌军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梅岭也很平静。一打听，才知道爆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负责在江西进行“清剿”的国民党军队全都急急忙忙地撤出了游击区。
蒋介石虽然被扣，整个“清剿”计划却并没有因此完全停摆。“西安事变”爆发三天后，刘建绪就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其主要目标指向浙南游击区。
当初罗卓英进攻浙西南时，集中了40个团，刘建绪能调集到的兵力比他还要多，共有43个团，可是浙南游击区的范围已大大超过浙西南，挺进师可以在浙江30多个县境活动，这样一来，网小了，罩不住。
刘建绪于是将四面包围改成层层逼近，即由外围到中心逐次展开，先把挺进师压向东南，最后在浙南包围聚歼。
不过此时刘建绪对浙南游击区的“清剿”，基本上还属于西安事变前的惯性操作，如果粟裕和刘英能避其锋芒，保存实力，就可能等来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变化。
游击队吃亏在信息不对称。
由于没有电台，粟裕等人得不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只是从城里搜集的报纸里，才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根本想不到后来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局变化，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现有实力允许的条件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937年1月，粟裕指挥挺进师在峰文向逼近的敌军发起主动进攻。峰文是一座村庄，在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区域，地势十分险要，挺进师同4个团的敌军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形成了各自据险对峙的局面。
从兵力对比来看，敌众我寡，一旦对方援兵到达，挺进师就可能被包围，这是兵家所忌。也就是说，敌军可以拖，挺进师拖不得，一拖便是输。
经过侦察，粟裕发现峰文村南面的敌军驻兵是一个福建保安团，战斗力较弱。下半夜，他用少数部队迷惑住当面之敌，亲率主力向南迂回，在击溃保安团后，一举突出了包围圈。
峰文战斗展示了挺进师的作战能力，刘建绪一下子跳了起来。
太极推手
峰文战斗的时候，“西安事变”早已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但他要联的是“北”，而不是“南”。
蒋介石的这个策略被称为是“北和南剿”，即一边与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另一边则对南方游击队采取不承认主义，其目的就是趁谈判结果出来之前，将南方游击队予以一网打尽。
有蒋介石的支持，又探测出了挺进师的实力，刘建绪开始向浙南发起大举进攻，粟裕迎来了3年游击生涯中最为艰苦的一仗。
刘建绪实施“拉网式”推进，粟裕就将部队化整为零，以几十人甚至几个人的分队形式相向而进。大家跟太极推手一样，你梳过来，我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去你的后方。
看着“敌进我进”似乎很简单，但如果哪个细节出了漏洞，双方来个脸碰脸，鼻子对鼻子，那就悬了。
为了避免漏洞，粟裕逐渐成“精”。他擅长各种兜圈子、躲猫猫的办法，什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总之是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让你挖空心思都找不着他。
每到一个地方，粟裕一定要亲自对地形道路进行调查。比如前面有条岔路，左转弯去哪里，右转弯又去哪里，都得打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即便在路上与敌军不期而遇，也能利用岔路将其甩开。
行军得提着小心，宿营也不能松懈，因为这时候往往更危险。
一般情况下，粟裕绝不会选择大村庄宿营。大村庄道路多，不好警戒。即便是小村庄，也不是每座房子都适宜住宿，得首选那些独立的砖瓦房，有后门的那种，确保一有情况能够马上脱身。
宿营时，分队实行五班制，粟裕自率一班在中间，东、西、南、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向有风吹草动，就由哪个方向的班实行阻击，以掩护其他班转移。
粟裕自率的那个班其实就是指挥机关，但机关人员全都是一专多能，就算是绘图员、卫生员也都能随时提起枪来打仗。
战场之上，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必须学会把诈术实施到极致。
某次，有两路敌军逼近，粟裕知道这两路人马还没有联系上，他就借助一座高地，率部向两边射击，等两路敌军发起反击，再从高地的一侧秘密转移，让敌军自相残杀，这叫作“鬼打鬼”。
又有一次，粟裕所率游击分队被追到一条山沟里，前面据点挡着，过不去。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想到了一招。
游击队和一般的国民党保安团在着装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灰军装，只是帽子不同，游击队是红五星八角帽，保安团是“青天白日”徽。
粟裕就让大家把袖管和裤管卷起来，帽子拿在手上当扇子扇风，然后以保安团的名义，大摇大摆地混过了哨卡。
刘建绪属于湘军系统，论名气远不如罗卓英，但他在湖南曾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打过仗，从中掌握到了红军作战的一些特点，加上他的人多，一把一把梳过来，纵使粟裕再机灵，也有偶尔撞一块儿的时候，由此经常出现令人心跳的场面。
粟裕率分队“敌进我进”时，正好看到龙泉河南岸的公路上开过一辆汽车。汽车上通常会满载给养，既为“独狼”，见到这样肥嘟嘟的猎物就没有不捡的说法，但是没想到汽车还挺贼，竟然让它从网中给溜掉了。
因为这次意外失手，分队暴露了目标，反过来成了对方追逐的猎物。
分队急忙越龙泉河北进，傍晚时到达了一条叫松阳溪的小溪边。这时突然天降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本来不起眼的小溪瞬间变得又宽又深，根本无法涉渡，再找渡口，天太黑，也不知道在哪里。
一直忙到天亮，分队仍然没能走出迷途，追敌倒是来了。
粟裕马上掉头向南，走了一会儿，再杀回马枪，往北折回溪边。
这下终于找到了渡口，而且正好有条船。
天助我也，众人喜出望外，七手八脚地爬上了船。可是还没等坐稳当，岸上就响起枪声，中埋伏了！
游击队的回马枪并不是第一次使用，敌军也不知上了多少当，再笨也能咂摸出点味道。他们料定分队还要回来，便有意施了一招“请君入瓮”之计：溪边摆条船，人全都隐蔽在岸边的房子里。
真是坏出了水。分队跳下船，沿着溪边，边打边跑。
敌军穷追不舍，而且越聚越多，怎么甩也甩不掉。粟裕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仍觉得后怕，说：“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
万不得已，大家只得往山野里的荆棘丛里钻。趴荆棘里虽然不好受，但总比让人逮住强。
敌军追上来一看，咦，怎么人没了，就到处搜，一边搜还一边喊：“看到了，我看到你了，赶快出来！”
要是真看到，您直接开枪瞄准不就得了，瞎叫什么叫，显然这是在虚张声势。不过声音能听到这么真切，也说明敌人已经非常接近，粟裕悄悄地把驳壳枪子弹推上了膛准备着，对方不到面前便罢，一到面前便开枪，反正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还能赚一个。
游击队在暗处，敌军在明处，搜索时就不敢那么大胆，加上天降大雨，夜幕降临，这帮人终于支持不住，纷纷收兵回营了。
他们歇了，游击队还不能停，必须继续为自己寻找生路。
漩涡
分队重又返回松阳溪。
雨虽然很大，但水流已不是很急，可以组织泅渡。游击队员都会游泳，当下便游了过去。
松阳溪北岸也到处都是敌军的游动哨，平均每隔5~10里，就得跟敌人遭遇。粟裕使出浑身解数，绕的绕，兜的兜，冲的冲，一天一夜连打7仗，走了180里路，才得以脱险。
这样命悬一刻的情况非止一次，行军如此，宿营也一样。
浙南很多地方都是山区，不一定有正好合适的小村庄在等着你。没有村庄，就得住到山里。这一次，分队宿在了半山腰，并布置了警戒。
不料敌军对那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们绕过哨兵，爬到了山顶，然后居高临下对游击队进行射击。
粟裕急忙率部往山下走。山下有一条江，分队顺江而下，计划从下游泅渡过江。
这条江差点儿就把粟裕给收了去！
刚刚下水，他就被一个大漩涡给卷了进去。这种江里的漩涡十分可怕，人被裹挟其中，只能一直跟着它旋转。
粟裕来来回回连转了三四个圈，怎么划都划不出来。当他被迫钻进荆棘丛里时，那时候的感觉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现在则不光是紧张和困难，而是“危险极了”——再划不出来，就会被漩涡吸到水底。
说时迟，那时快，尚在岸上的人赶紧递了个伞柄过来，让粟裕攥住，死活把他拖上了岸。
从阎王殿门口爬回来，还没顾得上喘口气，山上的敌军又追下了山。跑是来不及了，一群人你推我拉，从石壁攀上悬崖，就地躲藏起来。
假如此时被敌军发现，突围或存活的概率就很小了，好在天色已黑，敌军没发现悬崖背后有人，全都呼哧呼哧地从悬崖下面追了过去。
很多时候，这其实就是在一次次地逃命，看上去一点不潇洒，甚至十分狼狈，但生存和战争的智慧也正是从此处得来。
1937年4月，刘英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头，了解到中央“联蒋抗日”的新主张，于是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向刘建绪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电文。
刘建绪经过蒋介石同意，在报上公开答复，表示愿意和浙江红军进行谈判。
连谈3天，谈崩了：刘建绪要的是投降和收编；刘英能够答应的是合作和改编。
1937年5月，刘建绪见谈判破裂，再次将大兵压上，粟裕等人所面临的艰苦也被相应放大到了极致。
游击队不得不整日整夜地跑路，几天几夜不睡觉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曾经有一次，粟裕连走3天3夜，到了有群众掩护的游击基点后，才一头倒下，足足睡了40多个小时未醒。
在此过程中，他的脚踝受了伤，既没药敷，也不能停下来休息，只好用苦菜叶子贴着继续走，过了两个月伤口才痊愈。
1937年9月，粟裕开始收到来源不一的消息，这个说“共产党投降了”，那个说“红军被收编了”，也不知哪个真，哪个假。
在早已失去与中央的联系，甚至与刘英的临时省委也互不通音讯的情况下，粟裕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决定派侦察排出去一探究竟。
侦察排化装成国民党部队，轻车熟路地开进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后，做了个自我介绍：“我们原来在山区剿匪，奉上级命令，有急事要和县政府联系。”
镇长见状，连忙叫通了县政府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县长本人，带队的侦察人员在电话中故意问：“报上都说红军投降了，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还剿不剿匪了？”
县长的回答道出了真相：“现在国共合作了，红军将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
问明了情况，侦察排又拿了些报纸，便返回进行汇报。
伴随着“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抗战高潮终于到来，其实早在8月，刘建绪已亲笔致信刘英，要求重开谈判。
因为与刘英没有联系，粟裕先前并不知道这些情况，闻知后十分兴奋，当即致信附近的遂昌县政府，要求派代表前来谈判。
遂昌县政府复函同意。游击队方面的谈判代表由粟裕亲自指定，他本人虽未直接参与，但一直悄悄地坐在仅一墙之隔的房间里静听。
经过3天谈判，双方达成一致，粟裕下山了。
一位老游击队员说起下山时的情形：“每个人都是一头长发，穿的衣服补丁加补丁，破上加破，身上满是虱子。”
艰苦岁月不只给人难堪，还有作为战士所必须经历的磨炼和考验，这样在进入下一个搏杀场时你才不致心虚胆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