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变首先和经济报道对象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力。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相关概念有如下精辟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哲学、军事、宗教、文艺等思想，都可以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找到成因、根源；反之，如果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即，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内涵有了充分的认识，那么也就找到了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钥匙。这样一来，经济报道究竟该报道什么呢？从前我们认为只是经济基础那部分：企业开发出了新产品、新技术运用到了生产第一线、服务行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提高了、人口“红利”现象如何理解、资本流动是否通畅、金融体系改革应怎样推进……这些涉及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科学技术、资本的内容，是在报道生产力；建立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新经济组织的发展、财税制度又有新调整、劳资纠纷出现新动向……这些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的内容，则是在报道生产关系。诚如前述，就是对经济基础的报道，我们也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广泛、齐全，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由生产企业、向消费市场、向投资领域拓展的过程。现在，是时候再来一次认识上的飞跃，把对上层建筑的观察也纳入经济报道的思维习惯中来，不妨对社会生活中那些看起来与经济并不直接挂钩的事物，换个角度，深入研究一下其潜藏的生产力因素、生产关系背景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例如，近十年来，年轻人的婚恋观念、婚恋行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三、宅男、剩女、租友、网聊、裸婚、电视相亲、网络速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是天然的社会新闻好素材，但若仅从社会心理、价值观等角度介入，这个题材不一定解读得透，或者缺乏新意，设若更低一档，只把它看作流行风潮，还极可能沾染上低俗化的浅薄习气，就更不足为道了。那么，经济报道可不可以有所作为呢？答案是肯定的，其解释力丝毫不亚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因为显然，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实质还是经济关系的改变，这样，眼花缭乱的现象也能梳理出清晰的逻辑链条。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制片人高先民对此深有体会，他说：“经济的内涵已经改变了，过去经济是一个圈，圈内是经济，圈外是其他领域，截然分明。现在经济是看世界的视角和尺度，任何题材都可以做经济的解读，尤其是过去一些不被纳入经济报道领域的话题，在表象背后，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拓展了报道的空间。”[成晓丽：《浅析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以第十九届获奖新闻作品为例》，《电视时代》，2010年Z1期。]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新闻报道的理念……正在经历从经济现象、案例向经济视角的转变”。[王正炜：《都市经济报道的辩证思考》，《新闻采编》，2009年1月，转引自成晓丽：《浅析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以第十九届获奖新闻作品为例》，《电视时代》，2010年Z1期。]
这种转变也与今天新媒体技术正深刻改变着的新闻传播生态有关。倒退十年，人们很难现象普罗大众在新闻信息传受过程中会有多大的角色上的革命性变化，传播学经典著作里的所谓“反馈”反映的也不过是受众有限的参与。但是仿佛眨眼之间，计算机网络技术催生的各种新媒体应用，就把搜索引擎、超级链接、博客、播客、流媒体、维基百科、即时通讯工具、微博等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推送到人们面前，给公众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信息传播体验，也仿佛眨眼之间，民间的信息传播能量就被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开博客、建主页、发信息、传视频，“围观”、“喊话”、“人人都有麦克风”，公民记者、公民新闻、独立调查、个性化知识管理……传受两端的界限神奇地变模糊了，于是，在发现新闻、传播新闻的时空地图上，记者一下子从导游变成了和数不胜数的冒险家同场竞技的淘金客，曾经垄断的资源优势被迅速摊薄。对职业新闻传播队伍尤其是主要依靠文字符号为媒介的纸媒来说，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时刻，它们必须重新挖掘自己的存在价值，重新寻找新的市场定位。概言之，摸索之后渐渐获得的共识主要有：不能和那些社会化媒体单纯拼速度，而应求精准度、权威度和深度；也不宜固守单一介质，而要着眼渠道、平台建设。对经济报道来讲，思维变革的轨迹也是如此。当然，就经济报道特有的专业要求而言，它的报道对象不像一般的时政新闻、文娱新闻、社会新闻那样事件性强，动态感足，基于普通的社会经验和常识认知就能比较容易地公开“捕获”；相反，经济报道的报道门槛一直是很高的，即使是有社会化媒体的参与，它仍然因其非事件性特色鲜明需要长时间跟踪观察，知识性强需要专门的知识储备，以及往往信息隐秘需要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才能采制而无法轻易获得。所以，经济报道的危机感似乎可以不必那么强。不过，这种想法显然不是未雨绸缪的考虑。从历史的发展趋势看，未来的传播生态只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竞争也只会越来越激烈，经济报道必须把自己的视野从纯经济圈拓展开去，让用经济视角看待一切社会现象的意识变为一种习惯，形成一种特殊的专业报道气质，持续保持报道的不可替代性——正如前文对经济报道的“价值·气质·戒律”所探讨的那样。
最后，从经济现象到经济视角的转变还和新世纪以来以知识管理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的崛起有关。参考维基百科的解释，知识管理是1990年代在企业管理领域出现的一个概念，是指在组织中构建一个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让组织中的资讯与知识，透过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创造等过程，不断地回馈到知识系统内，形成一个永不停歇的累积个人与组织的知识成为组织智慧的循环，以此构成企业组织中管理与应用的智慧资本，帮助企业做出应对市场变迁的正确决策。可见，对个人及群体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效管理，是知识管理的最根本目的。具体步骤是先把隐性知识显化成显性知识，然后用文字、声音或录像的形式加以保存，久而久之便汇集成了一个知识库，再通过对知识库的不断更新，以确保基于知识库之上的持续、有效的知识分享。[参考自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E7%AE%A1%E7%90%86。]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是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新兴经济体，世界在研究中国，中国也要研究自己，中国与世界间借助媒体开展的双向的经济信息往来——其中更重要的是双向的经济信息研究活动——因此而变得日益频繁和活跃，那么，如何整理这些用新闻形态呈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瞬息万变，却又多少有些碎片化的信息，使之成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有效的智慧资本呢？这是经济类媒体在常规报道业务之外应该有一点发散性思维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知识管理概念的引入，启发我们必须用一种知识管理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持续的高速发展已经在社会中积聚起一个对经济知识管理的庞大的市场需求。这种知识管理，不论是对于那些有着远大国际市场开拓抱负的大中型国有或民营企业、那些越来越灵活地参与市场经济的新经济组织、科技进步所推动的日新月异的新生产方式，还是自我规划、投资理财意愿越来越强烈的普通民众来讲，都是迫切需要的。同时，从质量上看，这些知识还不能是简单的、视野狭窄的和泛化的，而是必须在把经济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信息关联融合起来的前提下，经过专门的智能化处理和科学管理，以智力支持的方式，帮助个人或组织实现个性化的决策目标，比如在异质社会环境下的市场探路、参透国家政策变化的气候风向、有效实现风险评估等，有时甚至还可能以机密的经济情报的形式被储备起来。要达成这样的社会功能，“经济视角化”下的“大经济”报道观，以及网络搜索技术支持下的经济数据库建设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理路了。其实，这个工作，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知名经济类媒体早已着手在做。有学者为此撰文指出：“现代经济是信息经济，财经现象的解读和报道是建立在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基础上的。美国的知名财经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彭博新闻、《福布斯》等等，无不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系统支持。我国的财经媒体普遍缺乏这种信息支撑系统，提高报道水平比较困难，谋求全球化发展自然就举步维艰了。近些年，‘第一财经’推出了‘道琼斯第一财经中国600指数’、新华社推出了金融信息平台‘新华08’，这标志着我国媒体走出了第一步。但从影响力及系统对新闻报道的支撑水平来看，它们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宋祖华：《论中美经济新闻流变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在第六章详细论述。
落实到操作层面，如何实现从经济现象到经济视角的转化，不少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肖鲁仁在《论经济新闻主题定位思维方法的转变》[肖鲁仁：《论经济新闻主题定位思维方法的转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中提出经济报道必须在思维方法上实现六个转变，即从印证式思维模式到解析式思维模式的转变，从求同思维到求异思维的转变，从局部思维到整体思维的转变，从单向思维到立体思维的转变，从静态思维到动态思维的转变，从规范思维到实证思维的转变。再如，李想在《经济新闻报道的“四度空间”思维》[李想：《经济新闻报道的“四度空间”思维》，《中国记者》，2011年11月。]中针对经济新闻报道存在的事实报道偏于低、宏观报道偏于浅、动态报道偏于平、深度报道偏于窄等问题，提出：1、从时代高度挖掘经济新闻报道深度，这包括用全球视角报道国内经济现象、用全局眼光考量经济报道难点、用理性思维报道经济动态、以国际观念研判经济报道；2、从社会的角度开拓经济新闻报道广度，这包括既能直接以事实表明记者的观点，也能将事实置于特定的宏观环境、历史条件中理解、分析，既要关注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还要抓住时代与经济发展的重大趋势，展示新闻事实产生的宽广背景，既要注意传递经济活动的直接信息，也要传递金融、技术、劳务、人才、物资等各种信息，既要注意传递本地的信息，更要注意传递世界各地经济活动与经济形势的联系，既要注意传递反映某一经济现象的微观性信息，更要注意传递反映经济发展的走势；3、从信息传递的速度追求经济新闻报道新度，这包括大力加强经济信息的传播速度、遵循新闻报道的“及时”规律。
其实，技术手段并不复杂也不难理解，铺开来可以罗列出不少好方法，这里似毋庸赘述。在笔者看来，真正关键的还是在意识转变的基础上，优化报道者的知识结构，提高报道者的哲学思辨能力、逻辑分析能力、政治素养、政策理解能力等。看起来，这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经济报道，却不止于经济领域；报道经济，却不止于只懂经济——或许这正是这个奇妙的时代赋予经济报道的奇妙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