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1998年由立法院通过为本国电影拍摄筹措资金的新法案。该法案规定，全国电视台上交税金的20％和私营电视台广告收入的10％，必须转为影视作品拍摄经费，这笔费用中的40％用于拍摄本国影片。此举使意大利电影拍摄经费净增两倍。意大利鼓励私人投资电影，定期举办国产短片竞赛，设立专门放映国产片的影院等。这些措施促使意大利电影得以初步振兴。
在英国，1949年工党政府就成立了"国家电影投资公司"（the National Film Finance Corporation），专门为电影生产提供贷款。为鼓励年轻电影工作者，给他们提供拍片机会，公司投资成立"第三摄制组"（Group 3），拍摄成本相对低廉的影片（4万英镑到7万英镑之间），成为年轻导演的培训基地。近年来，英国政府还对电影实施连续减税、建立国家补贴和从国家彩票中提取资金支持电影业。到90年代中期，英国电影的年产量在近50年来首次突破了120部的大关。
澳大利亚电影委员会每年则根据选题、制作力量、社会效益等因素资助一部分导演，每部提供30万-35万澳元的制作经费，而且有两家政府电视台定点播放政府资助的纪录片。尤其在DV发展之后，"不仅表现在更多人可以动手拍片，还在于媒体已经采用了他们的片子"。在纪录片领域，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仅独立制片公司平均每年拍摄的纪录片就高达139部，价值约3700万澳元，且多部影片获得了包括奥斯卡在内的国际大奖。
在大众影像方面，香港也搞得有声有色。政府1995年6月正式成立香港艺术发展局，旨在策划、推广及支持艺术发展（包括文学、表演、视觉和电影艺术），提倡艺术教育，"致力引发城市的创意动力，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质和艺术欣赏能力，令生活更有艺术情趣"。从1996年开始，香港艺术发展局辖下的电影媒体小组开始资助本地独立电影制作。其资助分为"艺术发展资助"和"艺术卓越资助"两大类，任何计划拍摄独立影片的人均可向电影媒体小组递交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就可获得所需资金。香港艺术中心与香港国际电影节合办的"独立时代：亚洲新电影与录像"，自1999年诞生以来，成为一年一度亚洲独立影人的盛会。除电影及录像放映外，还有公开论坛等。在中心的大力推广下，"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的参赛作品每年递增，愈来愈多的人有兴趣拿起摄像机，拍摄独立短片及录像作品。其中优秀作品辑录成VCD作商业发行，在香港、台湾及其他国际影像节上发售。
国内目前在电影生产上逐步走向完全的市场化，但市场化并非万应灵单。上述影像市场充分发育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艺术影像的发展上尚有诸多助推政策，显示出在影像产业体系中，对于市场失效的部分政策支持的必要性。在目前大众影像蓬勃兴起的情况下，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影像支持系统迫在眉睫。国务院最新修改公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已于2004年2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中关于"电影制片单位以外的单位可以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但须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批准，并持批准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的规定进一步加大了电影生产的开放力度，对从事DV创作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此外，相关政府部门对大众影像的发展也呈现出积极的态度。2003年，全国少工委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全国少儿DV大赛。2003年10月，文化部、北京市政府与北京歌华文化集团、中国电信联合举办了"2003北京首届中国国际DV论坛"，这些有政府参与的影像推广活动，质别于近年来的民间自发DV活动，对于大众影像的推广、普及和提高自然有筚路蓝缕之功。"2003北京首届中国国际DV论坛"已经将其宗旨定位为"积极引导推广DV平民文化，努力于规范化发展产业，促进DV市场大众化及消费需求"。可以看出，国家有关部门已经看到了以DV为主要媒介的大众影像的发展前景，并且拿出了积极参与的姿态，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而如何仿效西方发达国家制定一个长效的艺术影像的培育机制，出台相关的大众影像扶持政策，完善影像产业的政策体系，是一个有待尽快解决的问题。
（2）作为人类学的影像
电影符号学者麦茨认为，"大多数非叙事性电影与"真正"电影的不同和彼此的区别更多地在于他们的社会目的和内容方面，而较少地在于它们的"语言过程"方面"。影像只是一种表述符号，更重要的是符号的意指实践。由于活动影像时空纪录的基础功能，影像的运用正在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影像生产过程中，通过一种力求完整显现对象世界本身状态的客观化描述，使影像服务于记录和叙事的目的，追踪社会变迁以及它们传出的种种信息，这些影像的最终结果便构成了一个社区、一种人群或者是一种人文生态的视觉整体。
人类学以人、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关于人类学影像，历来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1957年，法国的人类学电影大师格里欧（Marcel Griaule）认为"人类学电影就是用科学的手段来表现传统的人类学主题"。1986年出版的《人类学词典》认为包括活动影像在内的视觉人类学是一个综合领域："它包括艺术人类学——主要在应用人类学，如照相术和人类学电影等手段；文化的内在描写理论领域——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以及视觉符号领域——主要研究比较文化的不同视野等"。较为宽泛的观点则认为人类学影像就是揭示文化模式的影像。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野"。照片曾经是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的主要载体，但是"即使表现力再强、数量再大的摄影静照，也不及一段模糊不清的纪录影片或者是录像资料的表达来得充分，因为动态对象的存在形式中有一个照片所无法完整显示的"时间"和"过程"性因素。"因此活动影像的生产逐渐凸现其人类学价值：不管是搜集和保存"文化活化石"的民俗学、文化志研究，还是对文化模式、国民性的研究；不管是对生态环境、公共关系的研究，还是对技术变迁、经济发展与当代社会关系的研究，活动影像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思维方式，人类学家必须"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将关注的对象扩散到日常生活的整个领域，大力进行观察并注意细节。人类学研究的这种内在要求恰好与大众影像的某些本质特征不谋而合。大众影像作为一种来自草根民众的文化生产方式，所反映的内容往往涉及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所提供的微观社会生活的忠实纪录、对日常生活行为的多面向展示，可被视为自然、真实的人类学素材，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文本。
社会人类学家索尔·沃斯认为，如果人类学家愿意用人类学的眼光去审视的话，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被视作人类学的影像，任何一部电影中人类学家都可以从中发现其摄制者对社会、文化的理解，它们不期而然地展露了制作者的世界观，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文献意义。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作为艺术的影像生产乃是一种具有强烈情绪化、选择性和创造性的个人化表现，而用于人类学目的的影像则是从对创作本身和个人内在世界的迷恋，转而关注于个体之外的一种存在，关注一个群体的生命活动，关注一个种族的命运，关注他者的生存状况。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如何滤掉自己固有的文化观念，完全以一个"无知"者的身份去接触、研究一个新的文化"。要求将个人置于所关注的对象表达之外，不再迷恋于自己出来说话，而是更注重让事物自己出来表达。因此我们可以说，大众影像可以被视为一个真实的文化文本，它提供的是一种来自内部的观看，它既是大众以自己内部的眼光来表达自己的文化（etic），同时又具有"他者"视点（emic），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的聚合，使大众影像产品的汇集有可能像怀思曼的作品一样成为展现生活全貌的画图，构成一部紧贴时代的现代版《清明上河图》。
世纪之交，当BBC《人民的世纪》、NHK《二十世纪回顾》以详实的资料游刃有余地再现历史的时候，我们的许多世纪回眸之作如《百年中国》仍然采用了以往常用的"遗址+实物+情景再现+个体回忆和叙述"的方式，而缺少真实的历史影像纪录，主要的信息仍然来自于文字配音，在诸多徒具空洞能指的影像符号中，历史环境的重构要依赖于读者的经验性想象才可能获得。所以吴文光喟叹，"现在在中国你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档案馆，能看到听到我们在半个世纪、或者六十年代、或者就在二、三十年前那样的一些声音存在吗？这样大的一个中国，这样一个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找不到这样一些数据的材料。"
在欧美国家，人类学片独特的记录和保存人类文化的功能受到普遍重视。人类学影像在各大博物馆以及人类学和民族学、民俗学、民间艺术研究机构中均大量留存。美国的中小学即在课堂上播放人类学影片，一般图书馆也大都提供免费服务，这些人类学影像对社会、科技、生态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对当代社会、城市、农村、种族、文化融合等方面进行了多侧面的反映。
西方发达国家在人类学影像的搜集、保存和整理方面进行了长期工作，从而为人类学教育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战期间的艾伯特·卡恩创建了一系列文化收藏机构，保存了一份由将近14万米电影胶片和7.2万幅照片底版组成的珍贵遗产，内容涉及38个国家。其最终目的，就是提供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供考察的有关人类生活方式、习俗和状况的资料。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英国"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研究则是人类学研究史上的一次最广泛和最细节化的尝试之一，其研究主题是英国大众文化。该研究贯穿整个二战甚至延续至战后，作为当时该研究的倡导者麦杰（Charles Madge）和哈里森（Tom Harrison）以探索工业社会中人们日常生活的集体无意识为要旨，研究普通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创建我们自己的人类学"。他们组织了许多观察者和研究小组，进入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将大量社会学方法如视察、问卷调查、亲临式观察等手段搜集数据，其中也包括自愿者自己的日常生活记录，许多民间的个人日记、照片等都被纳入材料搜集中，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录得以良好保存。这些档案大多存放于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图书馆，从1981年开始，包括民间影像等许多特殊的搜集项目更被纳入该图书馆的视野，作为"大众观察"的档案留存。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其人类学录像达500多个种类，录像片7000余部，内容包括世界各大洲民族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仪式祭礼、语言、艺术、音乐等等。美国、英国、法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影视人类学中心、博物馆、图书馆等，也都拍摄收藏了大批人类学影像资料。许多人类学资料馆的收藏内容也开始从从普通的实物、文字文本扩展到影像文本中。例如澳大利亚的联邦政府组织"澳大利亚音屏"（ScreenSound Australia），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音像资料馆，致力于收集保护澳大利亚的音像遗产。许多澳大利亚的最重要和值得纪念的文化音像作品被得以保留、展出和共享。该资料馆面向全社会征集影像资料，其征集内容包括纪录片、长片、家庭电影、短故事片、民间音乐、爵士乐等等。"澳大利亚音屏"还专门开辟了一个"家庭电影发展计划"，旨在收集"由国内业余影视制作人制作的有关过去和现在澳大利亚的有代表性的样片，以保护这些由普通澳洲人摄取的历史和社会信息"。为此，他们着手两方面工作，一是主张用影视手段尽量多拍摄那些即将消失或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文化现象；二是妥善保存和利用这些田野工作的成果，建立人类学片的档案馆或资料库，以便集中妥善保存和利用已拍摄的人类学片资料，共享人类学片资源。
当今，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或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我国进人本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各民族社会变革进程加快，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也比以往猛烈。因此，从影视人类学角度讲，利用一切渠道，争取多拍摄人类学片，利用各种渠道收集散落于民间的有价值的大众影像，是当下我们这个人类学资源大国所应着手的工作。建立人类学片档案馆、资料库的工作应尽早纳入议事日程，而动员鼓励民众投身人类学影像的拍摄工作也是迫在眉睫。在国外，人类学影像展大都是由博物馆举办的。而在中国，重"物"不重"人"，重"有形遗产"不重"无形遗产"，重"固定展览"不重"动态展示"，仍然是博物馆界的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