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5年为止，CBS留给默罗《现在请看》的时间，一直是晚上10点30分，每周播出一次。这个每周一播的夜间节目，最后几周有两次半小时的节目，主题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吸烟导致肺癌。回想起来，这些讨论颇具讽刺意味：首先，默罗本人是一个烟瘾很大的老烟民，最终死于肺癌；其次，FCC的一位委员尼古拉斯·约翰逊，在1969年的《电视指南》上攻击“寂静的荧屏”，并提出如下不乏挖苦意味的问题来吸引众人：“当发现广播电视对于告诫人们吸烟有害健康不那么热衷时，你感到奇怪吗？”（为了对约翰逊的问题作出回答，CBS新闻总裁理查德·萨伦特曾经列举了从1962年到1969年播出的有关吸烟题材的4部纪录片，但是他忘了默罗的节目）。1955～1956年间，默罗一周有7小时不固定的晚间播出时间；到1956～1957年时，他已被挤到星期天下午的一个时段。由于CBS的附属台不愿为默罗的节目腾出时间，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人们根本就收看不到这个节目。不过在1950年代，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挫折，也许是1957年CBS对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的一次电视专访，这是CBS的一次独家专访，可是收看节目的观众却非常有限：那个星期天下午，只有105家电视台播出了这次专访，而同一天晚上，却有220家电视台播出了CBS的《埃德·沙利文秀》。
1958～1959年间，在电视网晚间节目排期表中，新闻和与新闻有关的节目只占很小的比例，整个荧屏充斥着猜谜节目。迫于公众和国会的压力，也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目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求三大电视网作出一项特殊承诺，为此，FCC主席约翰·C·多尔弗在华盛顿召集了一次未记录在案的会面，会见了罗伯特·金特纳、斯坦顿和戈登森等人，告诉他们说，FCC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制作一小时的公共事务类节目，而且在播出安排上不得与同一时间类似节目相冲突。当有反对意见指出这种串通行为违反反托拉斯法时，多尔弗从他的办公桌里抽出一份司法部的书面意见，该意见指出，为这样一项高尚的事业而合作，电视网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
随后，大量低成本的、准备不周的公共事务类节目开始涌现，这对扩充电视队伍而言十分重要。由于ABC不可能独立承担这项工作量很大的任务，这样，一家名为德鲁集团的制片机构（该集团与时代公司有不少联系）便获得了一个机会，进军电视业。在NBC，戴维·布林克利开始崭露头角；在CBS，霍华德·K·史密斯和戴维·舍恩布伦则获得更多的出镜机会。然而关键问题还在人员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为了承担制作公共事务类节目这一重任，各电视网新闻部不得不大量进人，但节目本身却未能自负盈亏。通常的情况是，这些节目只能以稍高于播出时间成本的价格出售。公司主管们注意到，晚间新闻的收视率和时段销售情况比较好，如果能够将15分钟的节目时间延长一倍，多雇一些人也会更有利可图。1963年，在两周的时间内，CBS和NBC分别开办了半小时的新闻节目。
此时，技术进步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星”近地卫星已经进入太空，这只大鸟在飞翔时，可适时进行远距离信号传送。1962年，布林克利在巴黎向美国观众作现场报道，他在镜头前详细描绘了这一新上帝的所作所为，这种事情在欧洲实在不多见。第一台磁带录像机，安佩克斯录像机开始出现；电影和电视摄像技术都有了巨大改进，减少了对人工照明的需要，而人工照明正是影响电视新闻报道的一大因素。
然而，电视摄像机技术的改进，却没有给电视网新闻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益处。问题出在工会那里。1971年时，为电视摄像师配备一台轻型摄像机和背包式传输机是有可能的，这样新闻的传输和播出速度都要快得多（因为省去了冲洗过程，过去，如果是彩色胶片，几乎需要一小时的冲洗时间）；而且信号干扰可以进一步降低。可是，电视摄像师要么是全国广播电视业雇员与技师协会（NABET）的会员，要么是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IBEW）的会员，而电影摄影师都是国际戏剧舞台雇员联盟（IATSE）的成员。根据NABET的现行章程，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用磁带取代胶片是绝无可能的，除非发生影响整个电视制作业的长达几个月的罢工，否则便不可能改变现状。
另一个问题也与工会有关，或许会减少新闻节目“杂志化”的机会。美国导演公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坚持认为，如果摄制组要拍摄的是比长篇大论的发言者头像更复杂的东西，只要不是即时性硬新闻，就必须派导演去。作为NBC的劳工关系顾问，理查德·戈尔茨坦曾经致函各电视网新闻部，他写道：“一部新闻纪录片要署名由×××导演或是由×××编排，这种观念是有悖常理的。”有一次，甚至美国作家公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也来添乱：CBS曾经对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并制作了一档节目，当弗雷德·弗兰德利认为写作者不过是为节目写说明文字，坚持要删除“由×××撰稿”的字幕时，他立刻遭到了罢工的威胁。尽管弗兰德利争辩说，打上这样的字幕会引起误会，人们会以为艾森豪威尔的言论是捉刀之作，可是最终，他还是认输了。
1970年底，经济陷入低迷。为了打赢晚间新闻的收视率大战，CBS和NBC的新闻部变得更加庞大了。最初，ABC一直持观望态度，随着竞争加剧，最后也加入了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大战，到1971年，它的观众群规模大约是CBS平均观众人数的60%。现在，三大电视网的新闻部门都成为非常庞大的机构。而在报界，只有《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会雇用如此之多的人员从事新闻工作。
1971年，CBS新闻部有800多名雇员，每年预算达4700万美元。CBS新闻总裁萨伦特估计，大约80%的钱都“喂给”了克朗凯特的节目。相比之下，NBC的新闻部规模要庞大得多，因为它要负责制作《今日》节目和NBC所属电视台的地方新闻节目，以及全国性节目。不过，NBC新闻总裁鲁文·弗兰克说：“没有预算这回事。把报纸那一套会计程序照搬到电视新闻部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了许多我们电视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把这些看成是一种损失，那是愚蠢的。”ABC新闻部的规模要小得多，但是3500万美元的预算也不是区区小数。
报道新闻天生就是一项费钱的事业：你想用兵一时，当情况发生时能把某人派到现场去，你就得养兵千日，而且要万事齐备。新闻机构中的关键性决策是财务决策，后者决定了新闻报道的目标高低，决定了发生情况时，记者赶赴现场采访并发回报道的机率和能力。1971年春天一个美好的夜晚，菲德尔·卡斯特罗将要访问智利的谣言，一夜之间传遍了纽约；第二天一早，三大电视网都派人带上设备飞往圣地亚哥，但是消息是假的——卡斯特罗一直呆在哈瓦那。这种在莫须有的访问上花费大量冤枉钱的意外事件，引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本·巴格迪基安和兰德公司估计，在“大型都市报（超过30万份发行量）”中，那些决定刊登什么内容、将哪些稿件扔进废纸篓的“把关人”（gatekeeper），他们实际审阅的稿件量是报纸刊登量的10倍。反观电视，每一家电视网的新闻节目带子每周大约有10万英尺长，而每周的播出时间不超过50个小时，最后能播出的只是其中的2%。显然，干这一行的人谁也不可能把它们从头到尾看一遍，否则你就甭想干别的什么事了。此外，通讯社会将遍布世界各地的50到100个驻外记者和特约记者发回的报道，统统向报纸倾泻，而新闻制片人还得不辞辛苦地读报纸。
半小时电视播出的内容，只是报纸所刊载信息的一个零头。有一次，CBS新闻总裁理查德·萨伦特将克朗凯特半小时节目的全部口头文本，按照《纽约时报》的格式书面化，并且将它贴到该报的一份样报上，结果只占到头版8栏中不到4栏的面积。“我们有48位常设的外派记者，”萨伦特说，“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亚特兰大、洛杉矶、伦敦、巴黎、波恩、罗马、莫斯科、贝鲁特、特拉维夫、开罗、西贡、香港和东京都有我们的分社。但是，如果看看这个庞大的世界性新闻机构的业绩，就会觉得有些蒙人。”另一位与萨伦特观点相左的新闻主管则说，萨伦特的例子才是蒙人的，《纽约时报》只有一家，电视网新闻节目比起诸如《丹佛邮报》或《纽约邮报》之类报纸的新闻来，看上去要好得多。
说来也怪，大幅压缩篇幅的要求，使得“把关人”的工作——安排每晚的节目——变得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因为够得上播出的新闻只有寥寥几条。就像阿夫·韦斯廷所说的那样：“播电视新闻，玩的是毙片子而不是往里塞。”过去，发挥一点儿个性是有可能的——还在当NBC制片人的时候，鲁文·弗兰克曾经把《本着被爱》未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当一条新闻播出。现在，人们更多地感觉到，对新闻的判断必须严格受制于事件本身。
在国外新闻方面，只有自然灾害、革命、政府更迭，以及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这样的新闻才会入选；而国内新闻方面，总统大选或声明、立法或国会听证会、政治纷争、罢工、飞机或火车失事、重大犯罪、大案要案审判、重大破产倒闭事件、公众骚乱等等，如果节目令人感兴趣，便有机会与观众见面。1971年8月，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黑人分离主义者中强硬的一派，在一场枪战中失利，NBC的华莱士·韦斯特费尔特看着事后拍的片子说：“没什么。不过是一场日常枪击案罢了。”当时，他已经被有关尼克松的事情纠缠3天了。一般来说，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有4/5的内容都是相同的，虽然每一条新闻的播出时间和先后顺序可能有所不同，比如ABC的通常短一些，NBC的要长一点。这种互补互利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每一家电视网都在纽约播出之前把节目传给市外的附属台，这样，人们便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完成之后看看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在CBS，这种观看通常是集体进行的，包括克朗凯特在内，大家都挤到执行制片人的小屋里，对着屏幕上的NBC新闻，吱吱喳喳，指指点点。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西欧，全国性的新闻机构每天都要完成一些例行程序。在欧洲，电视新闻部门每天10∶15要召开电话会议，不是与分社、而是与西欧各电视系统的新闻部主任通话，看看有哪些新闻可用，如果想要的话，欧洲电视网上可以获得，电话会议用的全是英语。不过，有些习惯可能不同。欧洲的新闻节目可能包括在演播室进行的现场访谈（这在美国电视网节目中几乎从未出现过）；单条新闻可能比较长，比如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英国商业性的独立电视公司（ITN）播出对尼日利亚总统亚库布·戈翁少将的专访，在整个26分半钟的节目中占了12分钟，在《10点新闻》上，长达8分钟的人物专题并非罕见巴伐利亚电视台为进行一次远程现场新闻直播，要做三天的准备，该机构全部图像资料都供新闻部门使用，一旦需要，还可以从娱乐节目部门抽调摄像师。
每天下午4：30，法国电视一台要为晚上7：45播出的新闻节目作最后的编排。换言之，下午4：30之后发生的事情，要想在当晚播出就非常困难了。相比之下，法国电视二台每天上午10∶30召开正式会议，讨论晚间《24小时》节目该上什么内容，这个节目由半小时杂志性内容和半小时新闻组成，分别在晚上7：30和8：00播出。但是，直到播出前一刻，节目内容还一直在变动。实际上，新闻主播在上镜头前，一般要确定好播报的时间安排，或者他将进行现场访谈的时间，他既要看台词也要注意看钟，两者对他来说同样重要。执行制片人本人则在播出前15分钟对节目内容最后定稿。
1971年夏天，一位美国来访者参观了《24小时》节目上午10∶30的会议。代理执行制片人是雅克-奥利维埃·沙塔尔，一位很潇洒的年轻人，带有早期迈克·华莱士的法国式风格，通常担任该节目的外国新闻主编。在他狭小的办公室里，一群人拥挤着，包括13名男士和两名妇女在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报道领域和分工。会议开头是总结昨晚播出的节目，不断有人为片子编得如何粗糙发生激烈的争论，随后，沙塔尔通报当晚杂志节目的安排——关于普罗旺斯地区即将来临的一个节日的特别报道；一场关于可可·夏奈尔新书的讨论，包括在布瓦一处豪华场景中拍摄的可爱的女作者；有关第二天将在隆尚举行的一场赛马的专题报道，包括直播的演播室访谈、录播的在赛道边的采访，以及近期赛事的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