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立场受到卡内基教育电视委员会的强烈攻击，但该委员会并未公开承认这种攻击。卡内基委员会由拥有很高权力的15人组成，领导人是MIT的主席詹姆斯·R·基利安。该委员会成立于1965年，与邦迪领导的机构一样，它对哈佛大学周边地区的教育环境怀有偏见。除基利安外，其他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还包括前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以波士顿为基地的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特弗特公司的富兰克林·帕特森（其时正在进军汉普希尔学院院长的职位），以及主席助理、前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外记者、《视界》电视评论员斯蒂芬·怀特，他曾经作为杰罗尔德·扎卡赖亚斯教授的副手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负责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高中课程中多媒体与常识方面的工作，怀特撰写了卡内基报告。
1967年1月，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最为明智的建议，用一个受人欢迎的固定名称为教育电视命名。对电视机构来说，“教育电视”这个名称是可怕的，简直是怂恿人们躲避节目。更何况，基利安和怀特对将电视用于教育目的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想知道这些宝贵的非商业频道能在黄金时段做些什么。为了描述这种既能在黄金时段给人们带来节目，又不插播广告的服务，怀特创造了“公共电视”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和名称，1967年底，经国会法案审理通过，成立了自治性机构公共广播公司（CPB，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并组成了一个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同意的15人董事会。此后不久，现实便与理想脱离了。卡内基想让联邦政府每年出资1亿美元（或至少6000美元），作为公共广播的基金，这些钱是专用基金，来自出售新电视时收缴的税款。与此不同，CPB的想法是每年以投票决定的方式，由国会直接拨款。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宗拨款是1972年3000万美元的直接拨款，加上来自私人的500万美元的资助，这些钱的购买力只是1966年的75%。
最重要的是，卡内基想让CPB主要成为地方电视台的服务代理，这些电视台应当互相联网来发行节目，节目可以制成磁带，随时使用，有时是一个全国性新闻节目，有时是某个电视台特别制作的节目。然而，这个系统无法像正式电视网那样，按照全国性节目单安排运作。1971年夏天，卡内基委员会工作人员阿瑟·L·辛格，受命在全国教育广播者协会上声称：“卡内基的报告考虑了建立第四广播网的可行性，但拒绝采用那种运作方法。”他继续说：“公共电视系统俨然要做第四广播网，与其他电视网只有较小差别，实际上，它在以自己的方式运作，回到几年前，第四广播网是会成功。”
事实上，允许成立CPB的法律，是禁止CPB运作电视网的，而辛格所说的“公共电视系统”是另一个实体，即公共广播网（PBS，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这是一个会员性组织，参加的广播电视台本身都是会员。董事会由11人组成，按照章程，其中6人必须是地方台的经理，该组织的资金完全来自CPB的拨款。PBS将运作一个联网系统，截止1971年，联网工作还在建设之中。该联网系统租用休斯体育电视网的设备，每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将付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吃下的这一部分金额，是通过三边谈判方式决定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作为公共广播的朋友、贝尔系统长话线路部门的价格监督人列席，连接110家电视台的价格最终确定为490万美元，不足电话电报公司对各商业电视网收费的1/4。由于公共电视还处于成长阶段，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同意在达到最终收费金额之前，采取逐渐增加收费的方式，在1972财政年度，它向PBS收取的费用是200万美元。
有了CPB挹注的资金，PBS开始授权“制作中心”制作“全国性电视节目”，并提供给公共电视网。没有人明确提出要求说，这些制作中心必须是地方电视台，或者是非营利性公司，实际上，为这些电视台争取这笔钱的压力是相当大的。1970年至1971年间，这些压力导致有必要解散全国教育电视台（NET），成立纽约13频道。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尽管这一年，NET仍被允许在为PBS制作的节目中使用其标志，即NET这3个字母上面加一个顶。1971年，儿童电视工作室（CTW）仅仅得到CPB1300万美元预算中的200万美元，CTW是一个合同制制片机构，是PBS惟一不由电视台操作的部分。CTW每周制作7小时的节目支持电视网，其《芝麻街》和《电气公司》节目的观众人数，是公共电视观众总数的1/2强。有10个小时的PBS联网节目安排在从周日到周四晚上的黄金时段，5个小时的节目来自NET，其他节目由波士顿的WGBH、旧金山的KQED、洛杉矶的KCET、芝加哥的WTTW、华盛顿的WETA、匹兹堡的WQED和造就了威廉·巴克利的南卡罗来纳州电视台分担。在1972财政年度，拨给全国性节目的基金总数是2350万美元，其中1210万美元来自CPB，920万美元来自福特基金会，220万美元来自美孚、施乐这类“认捐者”，这些钱用来购买像《文明》和《杰作剧院》之类的BBC节目，并会收到一封感谢卡作为回报。
对公众来说，这些联网的节目便是公共电视（由于有福特基金会的特别资助，这些节目
一年的广告促销费用大约100万，由许多公关代表运作）。对一些电视台的经理来说，包括对一些与卡内基报告相关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弗兰德利和福特基金会的胜利，当然是相对于卡内基和国会来说。约翰·W·梅西是一位非常持重的人，平头灰发，戴着镶边眼镜，在成为CPB总裁之前，曾任美国内部事务委员会主席。他说：“如果你阅读了会议记录，你就会知道，国会的意图是，让地方电视台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在1972财政年度，CPB仅从其4000万美元中拿出420万用于支持各地方电视台。最初，有203家电视台有资格获得拨款，平均拨款额约为2万美元。弗兰德利指出，福特基金会在他的引导下，于1967年至1971年间把2600万美元有选择地拨给了那些更大一些的地方台。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没有人比旧金山KQED电视台的总经理理查德·莫尔更致力于电视的地方化了。早在1960年代初，KQED每周都以带状方式播出弦乐四重奏演奏会、舞蹈表演，与美国保留剧院和旧金山的轮演公司密切合作，并上映ACT（儿童电视行为组织）的一些作品。莫尔说，“但是现在我们放弃了，NET要好得多。此外，这种节目非常昂贵——你必须按演员协会和上镜演员指南的价格行事，这捆住了你的手脚，使你难以动弹。工会也积极介入，抓住一种叫作公共电视的东西不放。没有15万美元，你根本无法拍戏。”地方电视台几乎无一例外地不想做戏剧节目。他们不想做音乐、舞蹈、动画或者其他任何需要雇用记者之外专业人才的节目，这样的节目是留给独立的制作公司或电视网的。
要从各电视台获得能在全国播出的节目，实际情况比CPB预料的要困难得多。“为了节目，我们拨给电视台13笔钱，每笔5万美元，”梅西说，“正是这个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东西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很难得到足以引起广泛兴趣的、足够专业的主题，我们了解到并没有那么多的人才。”卡内基报告中的那项提议，曾经被视为一篇信心十足的文字，它相信一旦有机会在电视上出头露面的话，全国将涌现出大批优秀的表演者，“在办有教育台的大城市和大学，有一些从来没有机会上电视的有创造性的人才。许多专业技巧高超的表演者不必寻求或者不必去迎合商业性大众的口味。”可是，如果这个假设是错的，那么卡内基提出的许多政策也就错了。
遗憾的是，即使这个假设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政策仍然可能是灾难性的。尼古拉斯·约翰逊将公共电视描述为“节目创意、公共事务议题和技术创新的源泉。它是商业电视的研究生院，是农场俱乐部，是地下报刊，是研究和开发的实验室。”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事实上，公共电视什么都不是。如果公共电视是那样的话，谁还会看呢？公共电视节目进入传送商业节目的播出世界，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对某些观众来说，它就必须是具有竞争力的节目。约翰·梅西说：“认为我们很业余的人还很多。如果我们的节目看上去没有专业水准，这样的代价我们承受不起。”
教育性电视机构CPB已经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没有观众，遗憾的是，这个机构也有对自己所拥有的观众人数撒谎的坏习惯。早在1954年，第一家教育电视台KUHT就开始说自己在休斯顿地区拥有“80万观众”，尽管它的观众门可罗雀。卡内基的报告曾经引述尼尔森的调查数据说，1966年，平均每周有686万电视用户收看教育台的节目，占全国电视用户的12．5%。但是，尼尔森所调查的只是全国家庭一周20多亿收视小时中的824万小时——或者说，是全部收视时间的0.4%，任何一档收视率保持在16%的不算成功的商业电视网节目所占去的公众时间，比一个全国性非商业电视一周安排的节目时间还要多。
CPB曾经付费给美国研究局（ARB），让它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为其测量节目收视率，但是调查结果却秘而不宣，只是引用调查本身的情况：询问人们上一周或上一个月或去年是否收看过非商业频道。在这些调查中，很少确切地询问受访者他们看了什么节目。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2/5、1/2和2/3的人声称，他们上周、上个月和去年偶尔看过非商业台。但是，1970年和1971年，在ARB对每个城市逐一进行调查后撰写的报告书中，在对公共电视观众进行了“加权”处理之后，非商业电视节目的晚间收视率也只有1%，甚至更低。如果将一周内非商业电视台每天晚间节目的收视率进行累加，也很少有超过2%或3%的。只是在纽约和波士顿，公共电视一晚上的观众到达率才将近5%。
1970年秋，《展望》杂志的乔治·B·伦纳德在一篇题为《旧金山电视生动而健康》的文章中曾经表扬了KQED电视台，他的副标题是，“KQED可能拥有这样一些财富——人才、资金和改革病态传媒的活力”。进入议题讨论时间后，KQED用自己的电话同步调查系统进行随机受众调查，发现一晚上所有节目所吸引的本地电视用户的总和，平均大约为1．7%。当然，在全国，绝对收视率如果是1%，则实际拥有60万家庭观众，接近《哈泼斯》或《大西洋》杂志发行量的两倍。对于作家们来说，与罗伯特·克罗米进行的关于《热门书》的访谈显然是有卖点的，《文明》节目的印刷本以每本15美元的价格，在美国一度位居非小说类书籍销量的第一名。《拥护者》播出后，邮寄问卷调查中有时会收到几十万人的回复，他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希望表示支持（通常，如果公共电视断言“激进派”会获胜，赢得选举的会是“保守派”一方）。不过，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地方上，公共电视都没有太大影响。
1966年至1967年，CBS在芝加哥的直属台WBBM电视台开办了一档名为《机会指南》的节目，每周播放一次，向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该节目一晚上能接到2000个电话，每周可以为打来电话的人提供近600份工作。这项事业自然属于公共电视台的服务范畴，有两家公共电视台便迅速开始了尝试：华盛顿的WETA台每个节目接到20至40个电话，但每个月只安排了十来个工作岗位；得梅因的KDPS台，还从未给任何人找到过工作。南卡罗来纳州州营电视台的《求职者大篷车》节目显然做得要好些，但是没有公布具体数字。当议员们对《出卖五角大楼》感到怒火中烧时，弗雷德·弗兰德利问PBS总裁哈特福德·冈恩说，他是否认为他所领导的组织和CPB能够让这个节目在公共电视上存活，冈恩的第一反应是：可能不会——但是随后，他又想了一下，说：“不，我认为我们不会遇到太大麻烦，没人会看到我们有麻烦。”
1969年，当来自KQED电视台的詹姆斯·戴成为NET总裁时，他要求和NET的节目制片人见面。戴回忆道：“他们大约有55人，我们以20人为一个小组分别见面并交谈。我问他们说：’你看什么电视节目？‘我发现他们将制片人与观众角色完全分割开来了——他们制作的节目自己不看，而是看《60分钟》。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嗯，他们喜欢同时性、惊奇感。我告诉他们：’NET下一周的整个节目安排会让你们这帮人感到吃惊的。‘可是他们说，哈里·里森纳和迈克·华莱士都是可信赖的，而我们不是。其实，这中间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我们这儿有人窝在斗大的办公室里为一档1小时的节目工作了整整一年，却从不关心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任何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