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与价值判断。
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不足是缺少“理性思考”的“价值判断”。比较多的是这样一些情况：第一种，描述类的、感想式的、片断化的批评；第二种，由个人感情好恶左右的夸评、骂评，或者是为了商业炒作的目的，或者是简单的道德判官式，缺少客观判断的标准；第三种，不从作品出发，只是套用现成理论，最后的价值只在于证明某种理论“灵验”，对于作品本身缺少意义。
而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努力克服以上批评的不足，希望通过建立对具体对象综合分析的方法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具体表现为：第一，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层面的价值判断。生态哲学的理论资源、生态学思想的借用本身就是要求对批评的对象上升到哲学思考的层面，并且建立起来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就是促进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和谐互动；第二，是面对具体对象的客观批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在对象选取上比较灵活，可以是宏观、也可以是微观，可以是单个对象，也可以是复合对象，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对象，首先都必须以“生态系统”的观点，运用整体的系统观念，把它们先还原到各自所属的系统中进行考察；同时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借助一定的数据和既有的理论资源加以分析论证，现有理论资源的选择根据具体对象的需要，而不以先入为主的方式，这样就避免了判断的主观性和简单的方法论崇拜；第三，以价值判断与意义寻求为自己的立足点。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引入价值哲学的思想资源，避免停留在说好说坏和一般读解层面上，运用文化研究的方式透视当前的电视文艺作品与现象背后的深层意义和问题本质，并由此联系到人类生存的境况、精神内涵、文化境遇，对每一种批评对象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
二、在观念变革时期参与价值重建。
1、参与价值重建的必要性和意义
批评是一种判断，而好坏涉及到价值标准。在一个价值稳定的系统或时期里，判断是一种鉴赏家的眼光，而在价值体系大变动的时期，判断的本身和过程即是参与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
作为精神创造和文化象征的产物，批评对象内在地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苏联学者列·斯托洛维奇说：“正因为审美关系的客体带有价值性，所以这种关系本身不可能不是评价的。评价不创造价值，但是价值必定要通过评价才能被掌握。价值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们能够引导人们的价值定向。同时，评价当然不是价值的消极派生物。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评价活动的‘机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评价既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价值。评价作为理想表现出来时，它能够预见到目前还不存在而未来要产生的价值。”[［苏］列·斯托洛维奇著《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要的变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社会变迁的加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着剧烈变化。电视文艺作为大众的一种重要信息、认知、娱乐形式，对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变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从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来看，电视文艺应当承担起价值重建的重任。
另外，就目前的电视文艺批评来看，面临着电视文艺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双重变革。这双重变革都要求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能够担当起价值重建的任务。
电视文艺观念的变革体现在：对于“电视文艺是什么？”这一认识观念有了很大改变，从喉舌论为主导到娱乐至上消费主义的盛行，从艺术到文化产业，电视文艺的性质、目的、任务、制作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革，对于电视文艺的评价尺度也相应发生着变革。
批评观念的变革体现在：批评不再仅仅要求是一种“中立”、“客观”、“求实”，而希望更多的是“创造性的批评”，强调“批评就是表达”[[比利时]乔治·布莱著《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解构主义等批评思潮的兴起，“批评”以及“对批评的批评”甚至成为大批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表述自我的一种主导性策略。
2、文艺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历史变革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艺》对“文艺批评”的界说，“文艺批评指文艺批评者在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运用一定的观点，对文艺家、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运动所作的探讨、分析和评价。”这里强调“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一定的观点”，批评者所处的不同的时代和立场这两项标准的变化都会影响最终评价结果的变化。
文艺观念和批评观念是同一范畴不同层次的概念。文艺批评必须在一定的文艺观念指导下，才能按照文艺规律去评论作品。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观念有所不同。批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文艺观念的革新而不断发展。文艺观念是文艺实践经验和艺术规律的理论概括；批评观念则是一定的文艺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具体运用，是对文艺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关于批评本质规律的系统表述和自觉的认识。具体地说，批评观念的内涵包括对批评本质、对象、目的、作用及标准的认识，对批评方法、批评写作、批评主体和批评史理论的阐述和掌握。
从中西文艺批评的历史发展来看，由于不同时空的批评家、批评流派，在文艺观念批评观念上存在的差异，因此对批评的性质、功能、标准、对象的特点以及方法的选择上都有不同的见解。在周忠厚主编的《文艺批评学教程》一书中，从各种不同的对批评的表述，将批评观念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客体论或客观论批评（要求排除主观偏见、避免概念演绎，认为事实、分析事实，进行解释和评断）；其二是主体论或主观论批评（强调批评是一种发明和永恒的创造）；其三是本体论批评（重在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其四是效果论批评（立足于接受主体——读者的接受效果及其社会影响）。[参周忠厚主编《文艺批评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可以看出每一个时代关注的重点从社会、作者、作品、读者、意义，侧重点各有不同。
电视文艺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批评的观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中外影视批评发展史上，对影视批评目的的理解和阐释，以时间先后来划分，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种观点：第一，移风俗、正人伦；第二，为政治服务；第三，提高影视创作和观众鉴赏水平；第四，解读影视文本；第五，发掘影视文化内涵。”[李道新著《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电视批评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活动，他对于电视观赏和创作，对于电视理论和电视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开展科学的电视批评，可以积极促进和提高电视节目的质量。几十年的电视批评实践证明，坚持正确的批评标准，学会用科学的电视理论去分析研究电视的各种文化现象，是我们取得满意研究成果的重要前提。针对目前电视批评现状，认真反思在电视批评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有效地整合和促进电视创作健康发展，科学地开展电视批评具有重要作用。”欧阳宏生《建立中国电视批评新秩序》）其中提到“正确的批评标准”，“科学的电视理论”，目前因为处于电视观念与批评观念的双向变革交替时期，理论创新落后于实践，标准缺失，所以很长时间批评一直处于薄弱环节。
3、电视文艺生态批评如何参与价值重建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从对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全方面的价值关怀角度，以“生态”为切入点，对当前的电视文艺节目与现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方面展开文化批评。
日内瓦学派批评家强调，批评不是“立此存照式的记录”，不是“居高临下的裁断”，而是参与，是不怀成见地“投入作品的世界”，实现批评家“与诗人的精神历程相遇合”。在文化的转型期，对于电视文艺批评更加迫切需要的不是像鉴赏家那样地辨明好坏，而是要关注与文化和艺术运动有关并产生“意义”的电视文艺作品与现象。
李道新在《影视批评学》[李道新著《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提到：从发展主流来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视作为一种影像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以来，随着电视形态的变化与批评方法的革新，电视批评已经超越了向传统文学批评和大众传媒研究索取概念和方法的阶段，进入电视文本和电视文化研究的新时期。电视文本和电视文化研究即电视的“当代批评”，不再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强调电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以及电视作品的自律特性；也不再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力图对电视效果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对电视受众的态度进行价值评判；而是着重于研究电视文化制品的创造语境，在文本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文本与文本之间，以及文本与叙事理论、类型研究、文化批评之间，架起一座通向当代电视批评的桥梁。
王炎龙在《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王炎龙《重构中国电视批评逻辑》，载《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中认为目前中国的电视批评存在着道德价值模式、商业炒作模式、后殖民复制模式和文本批评模式，它们的缺陷显而易见，为促进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重构其逻辑势在必行。电视批评内在逻辑的构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是深刻的文化内涵分析而非简单的道德价值评判；2、是神圣的艺术价值判断而非功利的商业宣传炒作；3、是民族的影视文化扬弃而非机械的跨语境式批判；4、要有辩证的客体分野而非单一的文本批判。这些也同样是电视文艺生态批评的基本原则。
由于电视文本的复杂性和电视文化的矛盾性，当代电视批评也显露出异常错综复杂的走向。按照美国电视理论家詹姆斯·海的描述，除了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视批评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后现代文化理论所昭示的“新时代”中，对政治学的意义与形貌加以研讨，并反思隶属关系和联盟是如何通过将电视建构成文化形式的复杂多元的过程而形成的；同时，电视批评还需要理解：电视如何努力地去适应和同化新出现的媒体技术和消费者，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如何逐渐改变了日常生活中电视的意义与地位。[参见美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电视与当代批评》，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395页。]
电视文艺生态批评正是面对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不单把目光局限在某些具体文本的解读上和一些具体的形式上，而是在整体、系统考察，揭示各种关系背后的深层原因，发掘其文化意义。在“生态中心”的视野中，注重整体利益，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平衡和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试图在价值混乱的时代通过电视文艺作品与人的关系的考察探索人的精神出路。
三、在创造性批评中完成意义增殖。
1、创造性批评的意义。
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一文里热烈呼唤创造性批评：“批评，在这个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说真的，我要把批评称为创作之中的创作。”[［英］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著名的剧作家））著《谎言的衰落》，萧易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艾略特也认为：“‘批评家’和‘创作者’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个很有用的区分，……在我们时代，最有力的批评思想家是哲学思想家，总之，是价值创造者”，他的批评是“创造性批评”。王尔德和艾略特的论述有所偏颇，且稍欠理论深度，但他们对批评的创造性和价值创造的突出强调，为后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学批评独立的学科地位日渐确立和批评主体性日趋受到重视、一些批评家开始从理论的高度认识批评的再创造，集大成者便是美国的雷纳·韦勒克（RenéWellek，1903～1995）。他的“增值理论”可视为创造性批评的理论依据之一。增值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具有可变性，批评可以使作品增值。“一部艺术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根据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限定。它是一个增值过程的结果。”韦勒克认为，文学批评是使文学作品增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批评中“大量的学说和见解，判断和理论，是人类积累起来的智慧”，它们永不止息地为作品“增值再增值”。[雷纳·韦勒克著《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