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表示的是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生存理想、终极价值的思想与关于人的谋生手段、谋生工具、科技知识的思想二者的关系。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期，理性大师重道德伦理，到了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凸显，工具理性得到了高扬，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开始出现。他们积极探索和开发自然，发展科技，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理性主义的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突飞猛进，随着技术对自然界的摧枯拉朽的征服，它终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神话。“工具理性”在二十世纪高奏凯歌，成绩辉煌，不可否认它带来了很多好的方面：科技发展、生产力进步，物质生活日益发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庶与方便。工具理性加速了世界的“祛魅”过程。不会有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某种对人类生活环境起支配作用的神秘的、难以捉摸的力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变得更加明白，行为更为理性化，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更加有效，人类的生活也更为便捷与宽裕。然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灾难也骇人听闻，生态破坏，道德沦丧，世界充满战争和犯罪，不仅造成了信仰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人生存在意义的丧失。我们的知识越多，便越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客观的目的与意义，人们陷入了人的价值迷惑和文化选择的困境。二十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的灾难超过了人类上下五千年。工具理性使人类肉体和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人变成异化的非人，变成偌大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零件。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问题逐渐游离于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并无可挽回地走向边缘，这使得人文精神日益淡化。人的精神生活显现出贫乏性，人们丧失心性、真诚、信念、理想、正义，导致了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韦伯曾经说过：“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德]马克斯·韦伯1864～1920Max Weber社会学家、哲学家，著《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8页。]工具理性下技术社会中的超效率原则所带来的残酷缺陷就是一个价值缺损、意义失落和文化选择陷入困境的时代。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在福柯“人死了”、德里达“主体死了”、利奥塔“知识分子死了”的言论中，那种整体性的哲学，那种乐观的理想主义思想不复存在，主体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世界不再是“清新高雅”大写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俗人的世界，一个非主体的世界，世界之中的“人”也只不过抽空了人的主体内容，而只徒有人的有限形式而已。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的命运可以说是历经坎坷，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之后，被启蒙运动解放的工具理性受到了宗教人文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后现代思想家们的激烈批判，他们的矛头正是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而展开批判。
尽管现代化运动是以人权与富裕为涵义的，但许多人却认为现代化理论的实际后果是生态危机与西方中心主义。人们对现代化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使人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能创造生物的生存基础，同时又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能破坏它。现代化推动着人类朝着毁灭自己的方向行进。另一方面，现代化不仅耗尽了人类的自然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其道德资源。现代化通过诱导个人主义的极度膨胀而毒害了人类的整体意识。所以在西方世界便出现了以共同体主义者为代表的保守派有关复归传统、拨回历史时钟的呼吁，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扭转现代化的这种以自然与道德的“终结”为后果的“盲目的”自我演进的状况，使人类有可能在一个可生存的生态环境中“尊严地”得以延续。[参考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构造的思想体系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价值理性的问题上，韦伯的观点十分悲观。他认为人类没有普遍得到认可的价值合理性。西方生活进程的“合理化”冲击着人们对魔力的信仰，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持续不断的“解魔化”（Entzauberung）历程，世界越是解魔化，便说明我们通过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知识就越多；我们的知识越多，便越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客观的目的与意义，发现价值观方面的事物没有任何客观的终极根据，也得不到科学的理性论证，它们不是科学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因而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殊死搏斗便成为不可避免。[参考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另一批西方学者，例如贝克（UlrichBeck）及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并不赞同韦伯式的价值理性上的虚无主义。在贝克看来，当今社会所出现的并不是什么价值崩溃（Werte-Verfall），而是价值冲突（Werte-Konflikt）。前现代社会是一种封闭的社会，它是靠传统习俗、宗教理念以及人身依附关系来维系社会的安定、保持社会的和谐的，而现代化社会则是一个开放的、启蒙的社会，人人享有自由权利是这一时代最本质的特点，因而道德、伦理、价值理性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就不再像前现代化社会时那样是自上而下规定的，而是来自于人们的自我决定，来自于人们自发的意愿，来自人们自身相互依存的需求。在贝克看来，这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统治的伦理。[关于贝克的资料源于《自由之子：又在悲叹价值失落》，载于他主编的《自由之子》，第15－17页。]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抗衡“科技理性”，并期望以此来重建理性概念。与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根本不同，交往理性强调相互理解和沟通，强调批判和反思。交往理性的提出，既是出于批判工具理性的泛化，也是出于解答现代性危机，探索一个能全面统摄自然、社会和人的具有广泛说服力的理论。由于贝克、哈贝马斯等人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全球社会的变迁，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价值理性，从而就对价值理性作出了一种积极的评价。
在一个成熟的理性结构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应有各种应该具有的地位并保持必要的张力。价值理性不能过份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将丧失很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工具理性更不可扩展其地盘取消价值理性存在的地位，否则它将在取消价值判断中上升为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对人本身构成否定。理性的碎裂是现代社会人全方位异化的表征。价值理性一旦湮灭，人便丧失了批判和超越之维，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病态的社会。
二、当代中国人价值选择的困境
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生活在今天的人是生活在古今中外的所有人”，得出这样一种判断是基于我们正处于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在文化、观念等方面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与融合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受着来自于各方面的文化与传统的影响，“价值的多元化”为其突出的特征。在多元价值世界中，“一切都是容许的”，没有一个终极的价值标准。当代中国人普遍面临着这样的价值选择的自由和价值选择的困境。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受到挑战，失去了原有的统摄作用，而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价值理念却始终未能确立。这种情况在近20年中国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可以说价值缺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缺失。工具理性统摄下的技术社会带来人的价值迷惑和文化选择的困境，深层价值的空缺，使中国在思想上、理论上严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这个偏向造成人和人的信任感的丧失，基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丧失，对生存意义的理解的丧失，这些直指人的精神深处的系列问题，关乎着中国改革之命运。
许多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缺少价值标准，其实“富国”就是最高价值。由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特殊境遇，我们一直把关注点集中在社会历史运动的表层，即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忽略现代化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个盲区延伸到精神层面，直接导致了价值选择的政治功利性：哪种思想意识能够使中国富强，它就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就有支配社会的合理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弘扬，以及此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选择，都是以社会改造和救国图存为急务的。就文化参照系来说，“五四”借鉴的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然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一整套话语系统，它不仅包括推动物质进步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民主的社会理论，更主要的是它具有深层的价值理性，即由文艺复兴开始酝酿，经过启蒙运动逐步形成的关于自由、人权、平等、公义等体现人的尊严的价值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既为社会运作提供合理性说明，又是工业社会的价值标准，它使整个社会得到基本整合并构成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精神支柱。“五四”初期，自由与人权转换为民主与科学，这在社会意识结构中，是价值与思想理论层次的下落。当然，就中国当时的民族危机的历史现实而言，它具有极大的历史现实的合理性。“科学”与“民主”都是推动中国物质富强和政治进步的救国之路。[参王鸥扬《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对于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的思考》，载《中国报道周刊》。]功利性的价值选择方式意味着对理性力量的削弱。向后看历史，导致对传统的简单否定，及非建设性批判；向前看未来，又形成历史意识的错位。弥补近代初期由于特殊历史境遇造成的文化盲区，才有可能重铸民族灵魂。本来，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塑，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在转型过程中，能够整合社会的关键因素是沉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价值核心。
人既同终极目标相分离，就无法领悟生活的意义，无意义感成为现代人的普遍特征。现代人“一方面既贪求权力，而另一方面又极其软弱；一方面傲慢，另一方面又绝望灰心”，现代人已经处于和“自然的疏离”、“社会的疏离”及“上帝的疏离”的三重疏离之中。[参王鸥扬《构建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对于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的思考》，载《中国报道周刊》。]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所遭受哲学的贫困大于物质的贫困，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来说，精神的匮乏比物质的匮乏是更加危险和致命的。因此，重建精神家园，再构价值体系是转型期中国人最急迫的任务之一。[夏学銮《中国人价值重构规律和心理承受能力研究》，载《中国改革》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