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以杜波依斯为首的华盛顿的反对者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尼亚加拉运动，以反对华盛顿的妥协政策，为黑人争取各项权益。针对华盛顿“一寸进步比一码抱怨有价值得多”的态度，尼亚加拉运动强调“我们要毫不犹豫地抱怨，而且要大声、不断地抱怨。”1910年，杜波依斯又创办了致力于为黑人争取各项政治权利和民权的“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
在杜波依斯与华盛顿对立的政治观点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杜波依斯的观点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他曾加入美国共产党）。
1906年尼亚加拉运动的会议就强调“我们希望法律不仅要针对穷人，也要针对富人；既针对劳动者，也要针对资本家；既针对黑人，也要针对白人”。在其主编的刊物《地平线》中也提出支持“资本的逐渐社会主义化”。杜波依斯相信倡导全人类平等的社会主义最有希望解决黑人的问题。
二、教育观点的对立
华盛顿和杜波依斯在政治观点上的对立也导致了二人在教育观点上的分歧。华盛顿认同主流的种族意识，即黑人是落后于白人的需要文明开化的孩子般的种族。黑人的进步依赖于给予一种与他们“相关”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黑人获得各种谋生立世的技能，然后一点点积累财富，一步步走向进步，而工业教育正是这种最适合黑人的教育。对于高等教育，尽管华盛顿否认他贬低其价值，但在很多场合都指出，高等教育的很多科目是脱离实际的，当黑人还在为每日的温饱发愁时，研究法学和希腊文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他总是不厌其烦讲起放在简陋木屋中当作摆设的红木钢琴和在脏乱的木屋中钻研法文文法的年轻人，以此来嘲讽高等教育对黑人的误导作用。而且他还认为自由博雅的文科教育会使黑人的头脑中充满追求平等和正义等想法，而这些只会离问南方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因此他坚持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我族人民的教育方向应该是，使群众把主要的智力用在日常实际生活上，用在需要做的事情上，用在他们所在地区允许他们做的事情上。”
杜波依斯与华盛顿不同，他从培养黑人中占10％的精英领袖人物出发，极其看重高等教育的作用。他承认培训黑人使其掌握谋生技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承认工业教育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他也不否认工业教育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权宜作用。但他最终还是批评工业教育过分注重实用，批评工业教育教给学生的只是过时的手工艺，况且工业学校也并没有培养出几个黑人工匠。他批评华盛顿推崇的汉普顿学院，说它是“一个决心使美国黑人永远成为温顺农民的中心”；他批评华盛顿的塔斯克基计划，说它目光短浅，只把金钱当作目的，忽略了人生的更高目标。在其撰写的题为《十分之一的天才》中，杜波依斯说：“如果我们把赚钱当作教育人的目标，我们培养出来的将是赚钱的工具而不一定是人；如果把技术技巧当做教育的目标，我们可以得到工匠，却不能造就合乎天性的人。学校的职责是养成具有智慧、充满同情心、了解世界的过去和现状、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的人，这些品质才构成以人类真实生活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的全部课程。在这种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养成人们谋生立世的能力，手工技巧和灵活的头脑，而永远不必担心儿童和成人错误地以习得谋生能力作为人生的目标”针对华盛顿对高等教育的指责，杜波依斯指出推动公立学校发展的正是欧洲的大学，而黑人公立学校的教师骨干也正是出自文理学院。杜波依斯指出即使是华盛顿本人也雇佣大学毕业生，“（华盛顿的）主要教师中有30位大学毕业生，他们没有在杂草中研究法文文法，也没为肮脏的小木屋购置红木钢琴，而是在华盛顿先生的左右帮助其从事高尚的工作。”他进一步指出华盛顿的很多助手研究过古典作品，而且华盛顿的妻子“和我（杜波依斯）在同一间教室研读《维吉尔》和《荷马史诗》。”杜波依斯之所以揭华盛顿的短儿还是要强调高等教育作为黑人教育基础的意义，强调大学对培养一个种族的领袖人物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所有的种族都是由其杰出人物来引导的。“黑人，像所有种族一样，需要具有特殊天资的人来拯救。因而，黑人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造就占黑人人口十分之一的天才之士；这是造就种族中最佳人士的问题，他们能够引导大众免于罪恶的习染和死亡的威胁。”这些天才的领袖人物需要教育，而非技能培训，而古典作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对领袖人物的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
华盛顿和杜波依斯在教育问题的论争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人教育如何适应迅速变化的美国社会的反映，也是当时美国整个教育制度如何应付世纪挑战的反映。他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其实也是所有美国人都关心的，即什么样的学校教育才最有助于扩大教育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并培养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实际上这个问题即使是在今天，依然是教育所面f瞄的根本问题。
杜波依斯和华盛顿作为论战的双方，一个以激进著称，一个以保守闻名。他们在政治信念和教育观念上相左部分源于他们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生为奴隶的华盛顿，在南方这个特殊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和教育观。而南北战争后在北方出生的杜波依斯则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华盛顿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相对于华盛顿所受的有限的教育，杜波依斯的求学经历足以使其形成世界主义的世界观，而这些必然会影响到杜波依斯社会政治观和教育观的形成。
当然，杜波依斯和华盛顿并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不同，相反在很多方面他们拥有一致的观点，如都强调黑人种族内部的团结一致，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黑人要融入美国社会等。
著名学者詹姆斯·安德森在其著作《南方黑人的教育》中指出，美国存在两种类型的“公民教育”。“培养民主国家的公民和培养次等公民的学校教育都是美国教育的基本传统。这些对立的传统不像有些人解释的是美国教育的主流和某些旁支或游离的选择之间的区别，相反，这两种都是美国社会和进步观念的基本成分，它们占据的时间和空间相同，受到同样政府的鼓励，得到同样领导者的认可。”不难看出，重建结束后的美国黑人教育正是培养次等公民的教育，这不是黑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南北战争的胜利，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颁布以及重建的实施，给黑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后代能够获得开国之父杰弗逊所理想的教育。但重建结束带来的是希望的破灭，虽然公立学校系统的建立使黑人获得了和白人同样的入学机会，但隔离却不平等的教育制度使黑白教育在生均经费、学期长度、教师培养和工资、学校物质条件、入学率、毕业率等方面差距悬殊，这一切使黑人无法获得与白人同样的教育结果。这一时期风行的工业教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化对教育的要求，但实质上是美国教育培养次等公民的集中体现，正如杜波依斯所批评的其目的是把黑人永远限制在美国社会的底层。对于黑人来说，沿着华盛顿指明的道路前进，黑人虽然可暂时满足物质需求，但真正的平等却是一个永远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