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乐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体系，人们对其必须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尤其是燕乐中相当部分来自外域，即所谓的“胡乐”，与中原文人的创作也有一个逐渐适应配合的过程。在这初始的熟悉、适应阶段，文人的创作也遵循着从易到难的原则，最先引起人们注意并得到广泛喜爱的是那些篇幅短小、精练含蓄的小词，就是“小令”体式。
小令首先获得广泛喜爱，还与它的特殊创作环境有密切关系。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唐代小令出于酒令。作为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辞韵语之特殊称呼的“小令”，最早见于白居易的诗《就花枝》：“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这句诗涉及两种酒令形式：抛打令与骰盘令，再加上律令，这是唐代酒令的三种基本形式。酒令是用来侑酒助觞的，酒令的语辞内容如果陈陈相因，失去新鲜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为了酒宴之间的助兴取乐，文人们往往喜欢各显才能，争奇斗艳，不断地为旧的酒令形式填写新的内容。文人的这些即席创作当然要交给歌舞乐妓当宴表演，才能获取预料中的侑酒助觞之效果。而这种创作趋势的出现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宫廷的教坊歌舞声乐逐渐被各类官家与私人的宴席妓乐所代替，在这种酒宴游戏之中文人的即席创作与乐妓的即席歌舞演唱相结合，就促使普泛的酒令向专门化的小令演变。酒令的目的既然落实在“侑酒助觞”之上，因此必须选择“短歌悦耳，无致人厌”（清张荩《彷园酒评·酒德》）的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于是，酒令中具有喧腾急促音乐风格的酒令形式首先获得文人的青睐，如《回波乐》《倾杯乐》《三台》《抛球乐》《荷叶杯》《上行杯》《酒泉子》等等，这就奠定了小令精练含蓄的形式特征。曲子词的兴盛，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适应了人们对生活享乐的追求。由酒宴上游戏之作的酒令演变而来的小令，当然首先引起文人的注意，很快在文人中寻觅到众多的知音。
北宋前期，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太祖朝，既要平定国家内部后周遗留势力与跋扈军人的不满与反叛，又要抗击契丹入侵、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太宗朝，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图凭借武力收复五代时候割让给契丹的失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却以宋廷的大败告终。太宗朝对契丹的战争，改变了宋、辽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势，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终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况且，新王朝的建立也意味着道德评价体系的重建，文人们更多了一些道德上的约束。这一时期，词坛上的创作也是相对孤寂的，只有个别作家的零星创作。
然而，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动荡混乱的政治局面，全国除西、北部分地区外，实现了统一，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日益兴盛，商业经济空前兴隆，大城市也随之兴起，市民阶层也因之不断壮大。这些，都是宋词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北宋前期社会财富的积累与“太平盛世”社会局面的逐渐形成，为宋词的兴盛做好了准备。当宋词全面的繁荣局面到来时，已经是仁宗（1023-1063）朝的事情了。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仁宗在位42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小令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
由于时代动乱、改朝换代对词的创作形成冲击的缘故，北宋初期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更多地积累多少词的创作经验，对北宋前期词人来说，依然存在着一个熟悉燕乐、熟悉长短句形式、努力做好音乐与歌辞相配合的过程，所以，他们最初选择并喜爱上的也就仍然是短小精悍、易于驾驭的小令形式。就内容与风格看，这一时期的词人词作，大体上是继承“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其中，受冯延巳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所写的，仍不外是春恨秋愁，伤离念远，恋情相思或咏物酬唱，但是，比起唐五代词来，已有很大的发展。北宋前期的文人士大夫大都高官厚禄，生活舒适，如寇准、晏殊官至宰相，范仲淹、欧阳修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等等。他们没有唐末五代文人之家国濒临困境的压抑和绝望，而是以一种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精神对待现实生活。政事闲暇，则又从容不迫、理所当然地享受生活。所以，北宋前期小令就没有了唐末五代的及时行乐、唯恐时日无多的急迫感和看不到国家与个人出路时的绝望感，而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尽管在内容上和唐五代小令相比没有大的突破，但词的风貌、词的艺术手法已与唐五代有所不同，尤其是两者在气质上呈现出显然不同的风貌。北宋前期的小令作家，社会地位不同、个性互有差异、爱好各自异趣，他们的创作也表现得千差万别，词坛上呈现出百花争妍的繁荣局面。小令创作在此一时期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在小令创作方面给后人留下典范性的启示，在艺术上为宋词的高度繁荣做了充分准备。
这一时期小令作者为数众多，主要有王禹偁、潘阆、林逋、宋祁、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张先等等。晏几道的创作时代较晚，但他的成绩依然是在小令方面，与北宋前期的小令创作联系密切，所以也将他的创作集中到这一章节里面讨论。这一时期小令创作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晏殊和欧阳修，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晏欧词风”是这一时期的小令创作的典范性代表。
第一节北宋初期词坛
以往学术界所讨论的北宋初期词，都是指以晏殊、欧阳修等词人为代表的诸多作家创作出来的系列词作。晏欧等词人创作的高潮期都是在宋仁宗年间，从宋代历史分期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已属北宋中期。在这之前，北宋还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合计约60多年。这60多年时间，是史学分期意义上的北宋初期。如果转换到宋词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宋仁宗亲政前的词坛创作依然是比较冷清的。将这一时间段再合计进去，北宋开国约80多年时间，作家和作品极少。所以，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或者仅仅是点到几位作家，有个别零星的阐述。北宋只有160多年的历史。在北宋将近一半的历史时段中，歌词创作跌落到最低谷。词坛上这一段特殊现象值得人们思考。将这一时段词家作品综合起来研究，有利于理清词史的系列问题，比较确切地描绘出歌词创作演变的轨迹。
一、“乐章顿衰于前日”
歌词创作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兴盛，“花间”、南唐两大词人创作群体相互辉映，到宋仁宗中叶再度走向创作繁荣，其间相隔大约近百年时间。在这两个创作高潮期的中间时段，歌词创作一度衰落。尤其是北宋初期这80余年的时间里，歌词创作萧条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翻检《全宋词》，这一时段有作品留存的词人一共11位，保留至今的词作共34首，分别为：和岘（3首）、王禹偁（1首）、苏易简（1首）、寇准（4首）、钱惟演（2首）、潘阆（11首）、丁谓（2首）、林逋（3首）、杨亿（1首）、陈亚（4首）、李遵朂（2首）。作家的总数居然远远少于“花间词人”群体，作品数量也不到温庭筠留存词作的一半。即使将五代入宋的部分词人的作品累计进去，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对歌词创作唐末五代曾经辉煌又在北宋前期走向极度衰落的现象，宋人就觉得不可理解。南宋初年最具词学研究眼光的王灼说：“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
对“此尤可怪”问题的解答，首先要对北宋初期词作的内容和风格做一番梳理，方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从创作题材的角度梳理这一时段的数十首词作，内容涉及仕途感慨、景物描写、游乐宴席、离别相思、感伤时光流逝、颂圣等等，风格分别表现为清丽沉挚、壮阔雄浑、清新洒脱、富丽工整、缠绵委婉等等。
其一，写仕途感慨，或抒发志向，或仅仅是牢骚。
北宋初年第一首引人注目的歌词是王禹偁的《点绛唇》，词云：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这首词为言志之作。品词中之味，应该作于贬谪期间。王禹偁（945-1001），字元之，巨野（今山东巨野）人。“世为农家，九岁能文”。（《宋史·王禹偁传》）据说少年时得济州从事毕士安的赏识，“留于子弟中讲学”。济州太守在某次筵席上出上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中无人能对，毕士安“写之屏间”，苦思对句，王禹偁某日书其下说：“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因此称赞他有“经纶之才也”。（详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授成武县主簿，次年移知长洲。端拱元年（988）被召赴京，任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年轻得志，对赵宋王朝充满感激之情。他的报国方式就是直言敢谏，先后向太宗献《端拱箴》和《御戎十策》，得太宗赞赏，迁左司谏、知制诰。然而，王禹偁终因直言敢谏而屡屡得罪君王与执政大臣，曾三度遭贬谪，两次在太宗朝、一次在真宗朝。王禹偁特此作《三黜赋》以明志，表明态度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咸平四年（1001）徙知蕲州，到任后未逾月去世。王禹偁一生创作十分丰富，现存《小畜集》30卷，后来曾孙王汾又收集其逸文遗篇，编为《小畜外集》13卷。两集共存诗500余首，文200余篇。
王禹偁三度被贬，第一次贬为商州（今属陕西）团练副使，第二次出知滁州、改知扬州，第三次出知黄州（今属湖北）。宋代设“江南东西路”，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二省，滁州、扬州皆在其辖境之内。况且，古人诗文中有以“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这首词最有可能作于第二次贬官期间。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这就使得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是王禹偁作此词时的特定心理背景。因此，即使被贬出京，词人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