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词人看来，他们永远是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仕途失意、江湖落魄时，更需要在幻觉中维系自己“白马王子”的形象，以女性的奉献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以摆脱人生价值幻灭的失落，保持心理上的平衡。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恋”情结。所以，与恋情词有关的另一大类是特定的环境中而别有寓意者。“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唯一追求的人生价值。柳永既然一生都处于仕途失意、价值幻灭的境况之中，便不惜放纵声色，以醇酒美女自慰，也以此来发泄愤恨和牢骚。所以，他落第后高唱：“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幛。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这时候，柳永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歌儿舞女，有时也发出一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其意图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词人的失意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恋情词中，借歌妓之种种表现，以发泄内心的怨气。《凤栖梧》说：
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梁尘暗落琉璃盏。桐树花深孤凤怨，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坐上少年听不惯，玉山未倒肠先断。
“坐上少年”善辨乐声，听出歌妓演奏的乐声中有怨愁之意，为之肠断，听者与演奏者获得一种心灵上的共识。然而，宋代歌妓在酒宴间演奏相思艳曲，诉说离愁别怨，以娱宾遣兴，是很常见的。“坐上少年”之所以能够牵动悲怀，其真正原因恐怕就是由于自身的遭遇所导致。当词人处于痛苦之中时，周围的一切都能牵引出他的愁绪，无论是“萧萧落木”之秋日，还是“惨绿愁红”之春季，“一切景语皆情语”。所有的景物都为词人的情感而设置，歌妓的缠绵之情或坎坷生涯也是触动词人悲怀的一项环境因素。《夏云峰》写“宴堂”聚会之时，有“越娥兰态蕙心，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柳永正在纵情酒色之际，忽然发出感慨：“向此免、名韁利锁，虚费光阴。”这事实上还是仕途不得志的反语。在作品中歌妓的作用，与其他外景外物一样，是用来衬托词人的失意的，仅此而已。
这种情绪更多地流露在羁旅相思之作中。词人或为生计所迫，或因仕途挫折，长年累月奔波于旅途，滞留于他乡，劳顿困苦，风尘仆仆。于是，曾经拥有过的相对安定的生活就值得反复回忆、留恋，用来反衬眼前的颠沛流离，强化抒情效果。美好的时光，往往由回味隽永的事件点缀、联结而成。词人的一度风流艳遇，或与某歌妓的一段旖旎往事，最令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旅途中当然会时时想起，咀嚼品味，以慰孤寂。在这种遐想中，会随着词人处境的愈益艰难，而不断地增加虚构安慰自己的幻觉成分。况且，在旅途之中，词人较深入地体验了人生的痛苦，不得志的苦闷与离别的相思相融合，所以，其抒发的情感显得十分真挚，名篇迭出。这也是柳永“工于羁旅行役”的根本原因。
但是，词人所抒发的情感仍紧紧围绕着自我中心，对某一次艳遇或某一位歌妓的留恋，深层原因是不得志的转移与宣泄，哪怕是一种无意识的渗透。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秦观词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其实，这种方法的运用，在柳永恋情词中也是极为常见，尤其是写羁旅行役之别离相思的作品之中。这种作风，南唐冯延巳已肇其始，其《鹊踏枝》说：“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屏上罗衣闲绣缕。一晌关情，忆遍江南路。夜夜梦魂休谩语，已知前事无寻处。”冯煦《阳春集序》评价说：“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辞，若显若晦。”在这些作品中，“身世之感”是主要情绪，或者可以称之为情绪的心理背景，“艳情”则是表层次的描写。可以设想，假如词人再度春风得意，身世苦痛随之消失，又有新的美酒娇娃相伴，必定是“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得意忘形，而不会对一段旧情眷眷不已。
此外，柳永失意时所作的少量恋情词，直接倾诉歌妓的心声，向来备受称道，是“平等”说的主要依据。如果结合词人的遭遇和歌词的上下文，仍然能品味出词人的“别有用心”。柳永《迷仙引》下阕说：“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万里丹霄”以下辞句，被学者反复征引，柳永因此获得一片称誉声。回到原文就能明白，这段心事表白是由“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引发出来的，仍然是用来烘托男性主人公，就是词人科举落第时所痛苦叫喊的“幸有意中人，堪寻访”，思维和叙述方式都是属于“周公”式的。又，《集贤宾》说：“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这也是被今人认可的能说出歌妓心事的好词。然而，词的上片告诉读者：词人是在“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的狎妓过程中，发现了“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之容貌体态最为诱人的“虫虫”，两人一起度过了许多“鸳衾暖、凤枕香浓”的双宿双飞生活。过片说“近来云雨忽西东”，词人被迫离开了“虫虫”，离别后心有不甘，才有了以上代佳人的想象表述。事实上依然是词人对歌妓体态容貌迷恋不愿离去的换一种说法。
四、柳永词的影响与地位
柳永在词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深远的。柳永词由于三点原因而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喜爱：其一，语言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后山诗话》称柳词“作新乐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徐度在《却扫篇》中说：“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柳永词首先被民间下层以及边疆汉文化修养层次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喜闻乐见是不容置疑的，《避暑录话》卷下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普遍程度。胡寅在《酒边词序》中也说：柳词“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和社会上层，虽然口头上和理智上表示反对，现实中也掩饰不住对柳词的喜爱。仁宗在人前人后的两套作为，以及晏殊、苏轼等事实上是熟读了柳词却加以贬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二，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词论》说：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在艺术欣赏方面，人们的审美心理永远是“喜新厌旧”的。最动听迷人、流行一时的乐曲也要逐渐被新兴的音乐所替代，柳永“新声”的出现，正好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其三，“艳冶”的话题，迎合了人们的性心理。《艺苑雌黄》说：“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张端义《贵耳集》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男女性爱是出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也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受到了无论哪个阶层、哪个时代的读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宋代都市经济繁荣之后，出现了一个古代的“市民阶层”，他们由中下层官员及家属与仆人、衙门吏卒、商人、手工业者、艺人、城市贫民等等组成，他们在工作闲暇、茶余饭后需要精神调剂，需要娱乐享受，而这个阶层平日最大最多的娱乐方式就是赤裸裸地谈论“性”话题。柳永词因此深得他们的喜爱，趋之若鹜。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正是这样做的。他全面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并直接继承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其中，他接受“花间”词人，特别是接受韦庄和李煜的影响更为明显。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这里所说，虽然是指柳永的小令，但其率直真切，以抒情见长的特点却是贯穿于柳词整个创作之中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柳永能一片真诚地对待新事物。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并由此而获得很高声誉。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慢词形式的大量创制和运用，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民间文学与语言的汲取，以及俚俗词派的创立。在词史上，作品在当时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柳永以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而且，柳永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当时就传播到西夏、高丽，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柳永以毕生精力从事词的创作，在词的创作上，他是个全才。他既有创意之才，又有创调之才，在创意与创调两方面都充分表现出他的创新精神。后代词人几乎没有不在这两方面接受他的影响的。很明显，如果没有柳永的出现，词的创作还很难摆脱小令的影响。正是因为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很大成功，“东坡、少游辈继起，慢词遂盛”（宋翔凤《乐府余论》）。这说明，像苏轼这样的大词人和秦观这样的“婉约之宗”，也都是在柳永的影响下大量从事慢词写作的。周邦彦受柳永的影响更为明显。《柯亭词论》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不过，在接受柳永的影响方面，各有不同，有的在创意方面接受的多些，有的在创调方面接受的多些。而在创意、创调两个方面同时接受柳永影响的词人就很少了。苏轼开创了豪放词的创作，把词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他在创调方面却没有像柳永那样做出大的贡献。又如周邦彦，他在词调、词律的规范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在创意方面的进展却微乎其微。可见，在中国词史上能够像柳永那样在创意与创调两个方面同时做出贡献的词人，在北宋以后的词坛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王灼承认柳永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陈振孙则推许柳词“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所引皆同上）。
元明以来，柳永作品广受欢迎，而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也很广泛，话本小说、杂剧戏曲中都有人写过柳永的故事。话本上文提到了《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中则有《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院本有《变柳七》等等。
第三节“婉约之宗”——秦观
秦观的文学创作活动离柳永已有数十年时间，但他深受柳永词风影响，沿着柳永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其慢词创作也成绩斐然。作为继柳永之后的慢词大家，这一节做重点介绍。
一、秦观的生平与个性
秦观（1049—1100），初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早年豪隽，喜读兵书，慷慨有报国之志，欲为国家平定辽、夏边忧而献策献力。熙宁十年（1077）去徐州谒见苏轼，次年为作《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宋才”。其后，苏轼特地写信给王安石介绍秦观的诗歌，王安石回信称许其诗“清新妩丽，鲍、谢似之”，并说：“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淮海集》卷首）元丰元年（1078）和元丰五年（1082）曾两度参加科举考试，皆不中。在苏轼的鼓励下，元丰八年（1085）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登进士第。授定海主薄，调蔡州教授。元祐初年，旧党得势，苏轼被召回朝廷，得到重用，次年便立即“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秦观，因疾归卧蔡州。三年，秦观应“贤良方正”试，进《策论》50篇，未授，再归蔡州。直到五年五月，才再度入京，除宣教郎、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预修《神宗实录》。时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同在京城，与秦观共游苏轼门下，人称“苏门四学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复得重用，苏轼及其门下皆作元祐党人被贬，秦观受到株连出为杭州通判。复“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再贬监处州（今浙江丽水境内）酒税。此后，言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三年又因“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今湖南郴县），明年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境内），最后竟被贬逐到祖国南端雷州（今广东海康县）。徽宗即位，迁臣内移，秦观复宣德郎，放还途中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终年5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