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坛因为苏轼的出现，再度掀起风起云涌的改变。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成规纷纷被打破，前人迂徐曲折的突破至此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苏轼的作为，给词坛带来全新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词人，词坛风气也随之缓慢转移，为南宋词创作重镇之转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一节词风的革新家苏轼
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在诗、文、词之文学创作方面有骄人的成绩，而且还擅长绘画、书法等等。苏轼的出现，是宋代文风郁盛、人才辈出的一个必然积累的结果。
一、屡遭挫折而又幸运的一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名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7岁知书，10岁能文。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随父苏洵进京，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氏父子皆能文，在当时皆负盛名，世称“三苏”，其中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
苏轼踏入仕途时已经是北宋中叶。北宋社会经过将近一百年的生息、发展，一方面政局稳定，天下比较太平，社会财富有了相当的积累。这给每一位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以充分的信心，促使他们跃跃欲试，尤其是像苏轼这样来自下层、对赵宋皇朝感恩戴德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内忧外患日益剧烈。对外方面，宋廷一再败于入侵的辽、夏等少数民族之手，只能用“岁币”换得边疆的暂时安宁，同时又要不断地支出系列战争的费用并承担战败的严重后果，且在守卫边塞方面花费许多钱财。对内方面，宋廷为了维持政治平衡，供养了众多的官吏、兵卒，“冗官”“冗兵”之弊端日益突出。种种财政负担、经济危机都转嫁给普通百姓，繁荣的社会表面掩盖着实质上的日趋贫困。“冗官”带来的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推诿了事的官场通病，更是让每一位有志报国的士大夫不堪忍受。北宋厚待文人士大夫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得人们敢于表达政见。苏轼就是这一类有志报国的文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
苏轼登进士第当年，即因母丧返乡。嘉祐四年（1059），苏轼服丧期满，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再赴京师。经欧阳修等推荐，参加了朝廷特设的制科考试，这种考试是朝廷为了精英人才的脱颖而出所特意设置的，苏轼以“制策”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北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长篇大论之《进策》《进论》就是在参加“制科”考试前献给皇帝的。苏轼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社会“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策略第一》）的潜在性危机，提出厉法禁、抑侥幸、专任使、决壅蔽、教战守、厚货财等等变革主张。
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回京任职，判登闻鼓院。皇帝召试秘阁，再入三等，直史馆。次年，父苏洵卒，苏轼扶丧再度还乡。神宗熙宁二年（1069），守丧期满还朝，差判官告院。此时，神宗正重用王安石，全面启动变法革新运动。苏轼一回京都就被卷入了这一场政治斗争之中，并且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
苏轼虽然主张变革朝政，但要求是渐进的。他认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其中“任人之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变法”举措就有了明显的距离。所以，苏轼曾多次上书陈述新法的弊害，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要求外放。熙宁四年（1071）六月，出为杭州通判。大约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歌词。后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今属江苏）等地。元丰二年（1079），朝中新党罗织罪名，弹劾他以诗讪谤朝廷（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被捕入狱，遭受了平生的第一次大磨难。经多方营救，苏轼才得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轼词之创作也进入一个高峰期。
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全面起用旧党，苏轼被召还京，除起居舍人，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苏轼根据自己任地方官的经验，对旧党领袖司马光全部废弃新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要求保留“差役法”。因此，他又遭到来自旧党内部的不断攻击，并被指实陷入洛、蜀党争。苏轼再次主动要求外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六年召回。在苏轼“乞除一郡”的坚决请求下，太皇太后同意苏轼出知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后改知扬州、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在各地任职期间，苏轼做过一些有益社会的好事。如在杭州时之疏浚西湖、兴修水利，在颍州时之赈济灾民等等。哲宗赵顼亲政，起用新党，罢斥旧党，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英州，再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四年再贬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徽宗赵佶即位，遇赦放还，卒于常州旅舍。
苏轼胸襟开阔，为人坦荡。其“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洒脱，“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积极乐观，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样的胸襟气度和性格特征，与其早年教育和家庭环境有关，也与后来的仕途经历有关。以往读者关注苏轼生平，总是更多地关心他仕途的挫折坎坷，从熙宁年间的自求外放，到“乌台诗案”锒铛入狱，到元祐年间屡遭攻击、不安于朝，终至哲宗亲政之后之一贬再贬，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苏轼一生与磨难、灾难、不幸联系在一起。以如此的遭遇来阐述苏轼的为人和性格，确实能够充分彰显其个性特征。但是，却未能说明苏轼何以如此乐观豁达。
宋代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具有乐观豁达的个性，这是由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政策和社会氛围所造成的。苏轼于其中是最为显眼的佼佼者。苏轼早年的成长环境，资料较少，难以详细叙说。从嘉祐元年随同父亲及弟弟苏辙进京，到建中靖国元年病逝常州，整个人生经历非常清晰。换个角度观察苏轼的仕途经历或一生遭遇，苏轼一生是何其幸运！甚至可以称之为幸运的苏轼。
嘉祐元年苏轼来到京城，恰逢个性刚强、敢作敢为的欧阳修登上政坛，主持科举考试。欧阳修喜爱且倡导清新朴素、流畅通达的文风，贬黜考场中险怪佶屈的“太学体”，来自四川大山沟、未受京城太学风气影响的苏轼兄弟，脱颖而出，双双高高中第。比之欧阳修、曾巩等文坛大家屡次考试落第的过程，苏轼当然是非常幸运的。而且，苏轼兄弟立即在京城名声鹊起，广受政坛和文坛名流及前辈的注意，好评如潮。随即苏轼兄弟丁忧回乡，守丧三年。嘉祐四年苏轼兄弟再次来到京城，欧阳修等名流在政坛和文坛上的地位如日中天，得其揄扬和荐举，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再度脱颖而出。其后苏轼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很快被调回京城，俨然成为政坛和文坛万人瞩目的新星。宋英宗对苏轼青睐有加，屡屡要破格提拔苏轼，期待苏轼在政坛上有更多的作为。宰相韩琦多次劝说英宗，不能过快破格使用苏轼，要按部就班。韩琦的劝说，依然是从爱护年轻人才的角度出发，苏轼对此非常感动。元祐年间，苏轼名满国中，深受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喜爱，在政坛上和文坛上都被视作领袖式的人物。
即使身处逆境之中，苏轼个人经历还是与众不同。“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首度被贬黄州，除了新旧党争的政治因素之外，据说神宗另有更深的用意。即：磨炼苏轼，将苏轼作为特别政治人才，留给儿子登基后使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神宗用意如此深远！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将这一切告知苏轼，苏轼为之热泪盈眶。换言之，宋神宗与仁宗、英宗一样，都是分外赏识苏轼。苏轼被贬黄州、惠州、儋州，都得到当地官员的种种尊重与呵护，得到当地百姓的崇拜和爱戴，且有铁杆“粉丝”追随而至。这对苏轼是多大的心理安慰，这对苏轼维持贬谪期间良好的心态、保持乐观的性格同样起到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性格与环境关系密切。研究苏轼，必须注意到历史上那个幸运的苏轼。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轼的诗，涤荡了宋初纷华绮靡的习气，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宋诗的独特面貌。著有《东坡全集》150卷、《东坡乐府》3卷。存诗2700多首，词350余首。
二、“以诗为词”的变革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创新的一个综合评价，由此也成为词史上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成为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今人对“以诗为词”之理解，众说纷纭，有许多误解。所以，对“以诗为词”的讨论虽然已经很多，却仍有必要回到宋人的语境中，对“以诗为词”重新进行正本清源之辨析。在正本清源辨析前提下，“以诗为词”创作之特征、得失、地位，才能够得到科学之认识。
1.“以诗为词”之涵义
评说古代文学所使用的概念或术语，有的是今人的概括，当然由今人对之下定义。更多的概念或术语则是古人提出来的，那么，就必须回到古人提出此概念或术语时的语境中，把握其比较确切的涵义，由此做出较为科学的判断。“以诗为词”是宋人提出的，今人的研究也在努力还原宋人的词学观念。然而，由于古今所关注的词学重点或热点问题有相当的距离，以致今人在一定程度上误解宋人，造成今天学术界对“以诗为词”涵义讨论的混乱。或曰：“以诗为词”之根本在音乐一项；或曰：“以诗为词”的核心是“诗人句法”，或者干脆否定“以诗为词”的命题意义。如此以来，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就成为这项词学研究命题的首要任务。
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关系到宋人的文体学观念。即宋人认为诗与词有何不同文体特点？宋人在使用“以诗为词”概念时，具体涉及到哪些诗的文体特征在填词过程中得到体现？其间，宋人认定的“以诗为词”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明了上述命题，方能纲举目张，把握“以诗为词”之实质。
其一，诗词之辨质疑：合燕乐歌唱。
唐宋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辞，词为音乐文学，音乐是词体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专业学者的一致认同。所以，许多学者就从是否合燕乐歌唱来辨别词与诗之不同。当代学者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辨析：“‘诗’‘词’之间的区别从根本说来仅在音律一项。就词与徒诗来说，在于合不合乐，就词与其他合乐诗（如乐府）来说，在于合什么乐。”学者发现仅以是否合乐作为诗与词的区分界线并不科学，因为《诗经》、汉乐府等大量诗歌皆合乐可歌，于是特别提出“合什么乐”的问题。唐宋词是合燕乐歌唱的，燕乐形成于隋唐之际，如此，就将唐宋词与先前合乐诗区分开来了。上述观点在当今学界甚为流行，可称之为“主流观点”。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
首先，唐代有大量的合乐之诗，称之为“声诗”。唐人“旗亭唱诗”的故事传播遐迩。李清照《词论》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任半塘《唐声诗》夹注云：“揣原意：‘乐府’指长短句词，‘声诗’指唐代诗歌，二者同时并著。”有相当部分唐诗合乐歌唱，所合之乐即为隋唐时期流行的燕乐，这样的学术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如果以合燕乐否作为诗体与词体的分界线，那么，“唐声诗”归入哪一文体呢？“唐声诗”是诗，而不是词，这一点相当明确。
其次，宋室南渡之后，大量歌谱不断流失乃至失传。南宋词人所创作的部分词作当时就已经不能歌唱，只是成为案头欣赏的作品。这一客观事实也已经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龙榆生云：“词所依的曲调，发展到了南宋，渐渐僵化了……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施议对不同意龙榆生的观点，订正说：“词在南宋仍有其合乐歌唱的条件。”施议对的订正，其前提是承认南宋相当部分词作不能歌唱，只是认为龙榆生夸大事实了。再读南宋人的自述。张炎《国香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此序明言，南宋时周邦彦词之曲谱大量失传，能歌唱二首周词之歌妓，已经是凤毛麟角，值得特别一记。南宋方千里、杨泽民等和周邦彦词，亦步亦趋，其所作自然不可歌。张炎《西子妆慢序》云：“吴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妍雅，久欲述之而未能。甲午春，寓罗江，与罗景良野游江上。绿荫芳草，景况离离，因填此解。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可见，张炎所填这首《西子妆慢》是“不能倚声而歌”的。现将张炎《西子妆慢》引述如下：
白浪摇天，青荫涨地，一片野怀幽意。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遥岑寸碧，有谁识朝来清气？自沉吟，甚流光轻掷，繁华如此！斜阳外，隐约孤舟，隔坞闲门闭。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危桥静倚，千年事、都消一醉。谩依依，愁落鹃声万里。
如果以是否合乐歌唱作为诗体与词体的分界线，南宋“不能倚声而歌”之词作归入哪一文体呢？南宋诸多“不能倚声而歌”之词，属于词体，而非诗体，此一事实也不会有任何学者会质疑。而且，完全没有学者用“以诗为词”来评价方千里、杨泽民、张炎“不能倚声而歌”之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