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端礼所作的颂词，并可以确定为大观、政和间之作的共14首，是留存这一类作品最多的大晟词人，这与晁端礼有较完整的词集传世有关。其他多数大晟词人的词集都已散佚，故已很难窥见其当时创作的概貌。晁端礼之外，谀颂词流传较多的是万俟咏。万俟咏现有这类词作8首，占其保留至今的27首全部词作的近三分之一。万俟咏在大晟府任职时间是大晟词人中最长的，专业从事谀颂词创作的时间也最长，故这方面作品保留较多。此外，其他大晟词人流传至今的词作不多，谀颂词也只流传寥寥一二首。如江汉，流传至今的唯一词作《喜迁莺》，就是谀颂的。大晟词人以外，王安中、曹组等御用文人也有谀颂词作，惟独周邦彦例外，王国维先生称其“集中又无一颂圣贡谀之作”。周邦彦是大晟词人中最有品格者，不趋炎世风，因此很快被逐出大晟府。
4.谀颂词的实践和认识意义
宋词天然俚俗的风貌和写艳情的创作主流倾向，都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宋代词人们之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在宋词的流变过程里，贯穿着一条“雅化”的红线。词的“雅化”之努力，另一方面也就是“尊体”的需求。词原来被目之为“小技”“小道”，到了设立大晟府，它再次从民间和文人手中转为国家乐府的正规创作，词体日益尊隆。与其品位提高相适应，词的题材和内容必须有相当的改变，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咏升平、歌颂盛世，被认为是时代的重大题材。徽宗时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词，以求改变词的品格和风貌。
大晟词人以前，偶尔有歌颂太平盛世的词作，向来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词以“骫骳从俗”“词语尘下”而备受斥责，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现承平盛世的作品，却屡受称赞。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黄裳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将吟咏太平的歌词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品位已极尊崇。黄裳是北宋最早以“诗教”解说和规范歌词创作的作家，他的《演山居士新词序》（《演山集》卷二十）完全用“赋比兴”之义解释歌词创作，认为自己的词作“清淡而正，悦人之听者鲜”。如此重视词作思想内容的作家，肯定并高度评价歌颂太平之作，代表了时人对这一类型题材作品的态度。后人重读大晟词人的谀颂词，感觉其阿谀夸张，令人肉麻。然对当时的词人来说，则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正在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以词服务于现实政治，发挥歌词的社会和政治效用。正如今人重读“文革”期间创作出来的大量“万寿无疆”之颂歌，很难理解这些就是当时最为重大的题材和创作者严肃庄重的态度。总而言之，大晟词人的谀颂之作，主观上有扩大词的社会效用的意图。在他们手中，词不仅仅描写男女艳情，局限于“艳科”的狭小范围，只是作为娱乐工具；而且还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与诗文一样肩负起沉重的社会使命。大晟词人的这种作为，正悄悄改变着词的内质成份，为南宋词的更大转移做好铺垫。“辛派词人”以歌词为抗金斗争的号角，最大程度上发挥歌词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功效，这样的创作表现并非突如其来。从歌词内部，也可以寻觅其嬗变演化的轨迹。苏轼之后，大晟词人的作为，具有相当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便是大晟词人谀颂词的实践意义。
谀颂词超越了“艳科”的范围，为皇帝和现实歌功颂德，必然会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面，反映更多的社会现实或世风世俗。接受者不仅可以用“反面阅读法”，深入了解朝廷的腐败和朝廷的黑暗；而且还可以用“正面阅读法”，了解徽宗年间社会生活的多重侧面。在这个意义上，大晟词人的谀颂词容纳了比传统“艳情”题材词作更多的社会信息量，其认识意义不容忽略。
第一，谀颂词再现了北宋末年都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达。
北宋末年社会繁华的虚像是真正可以拿得出手的太平盛世、帝王政绩的直接证据，因此也时常成为大晟词人谀颂词中的背景描绘。时人的笔记和绘画对北宋末年的都市经济繁荣有许多记载和描绘，大晟词人则以诗的语言重现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万俟咏《雪明鳷鹊夜慢》说：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锈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
此调属大晟新声，《全宋词》仅存一首。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一引《复雅歌词》说：“景龙楼先赏，自十一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谓之预赏。万俟雅言作《雪明鳷鹊夜慢》。”词的上阕从描写清丽皎洁的元月灯节前后的夜景入手，烘托“香泛千花，灯挂百宝”的赏灯主题。下阕则转换角度，突出节日里汴京的繁荣喧闹。徽宗时“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铁围山丛谈》卷一）。“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东京梦华录》卷六）平民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家的少女闺妇，都成群结队，拥挤于喧腾的人群中，花团锦簇，“锦绣匝道”，目不暇给。中间杂以鼓乐声唱、杂耍表演、呼卢赌博，欢笑声沸天盈地。万俟咏形象地再现了这一幕幕场景，旨在歌颂“太平睿藻”，与民同乐。万俟咏另有《凤皇枝令》咏景龙门灯节窃杯女子一事，词中云：“端楼龙凤灯先赏。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荡，醉金瓯仙酿。”这些词客观上让人们对北宋末年京师的繁盛多一层感性认识。
上元灯节是当时一年中最繁华热闹的节日，大晟词人颂圣之作多以此为题，都市繁华的风貌也在这类题材的词作中展示得比较彻底。如：
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
晁冲之《上林春慢》
车流水，马游龙，万家行乐醉醒中。何须更待元宵到，夜夜莲灯十里红。
晁端礼《鹧鸪天》
绛烛银灯，若繁星连缀。明月逐人，暗尘随马，尽五陵豪贵。鬓惹乌云，裙拖湘水，谁家姝丽？
万俟咏《醉蓬莱》
朱弁《续骫骳说》云：“都下元宵观游之盛，……词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词略）。此词虽非绝唱，然句句皆是实事，亦前所未尝道者，良可喜也。”大晟词人的这一类作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而万俟咏在大晟府时间较长，而且专业从事“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之职，所以，其节序应制颂圣的词作最多，对都城一年四季的繁荣都有所表现。其《恋芳春慢》咏寒食节前后之时景说：“红妆趁戏，绮罗夹道，青帘买酒，台榭侵云。处处笙歌，不负治世良辰。”《三台》咏清明节之景物说：“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明月照高楼慢》咏中秋节之景物说：“明映波融太液，影随帘挂披香。楼观壮丽，附齐云、耀绀碧相望。”还有日常应制之作，《安平乐慢》云：“有十里笙歌，万家罗绮，身世疑在仙乡。”与宋人的史料和笔记对照，大晟词人有关汴京繁华兴盛的描写，并无过分夸张。
第二，谀颂词反映了大晟府音乐、词曲创作的繁盛。
徽宗很有音乐天赋，所填词曲亦臻上乘。又喜创新制作，故责成大晟府求全求备，补足宫、商、角、徵、羽五音谱曲，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凡民间流传的美妙动听的旧曲新调，也都被收入大晟府，整理刊行。又多次通过行政命令，向全国推行大晟新乐。徽宗平日纵欢作乐，也离不开歌舞相伴。帝王的倡导和普遍追求享乐的需求使得北宋末年之音乐和词曲的创作，达到极度昌盛的地步。政和四年（1114）“六月九日，臣僚上言：一岁之间，凡一百一十八祀，作乐者六十二所，司乐章总五百六十九首”；政和八年（1118）九月二十日蔡攸奏：燕乐“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皆见《宋会要辑稿·乐》四之二）《东京梦华录》中频频出现“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台上下，乐声鼎沸”（卷六）、“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卷七）、“丝篁鼎沸，近内廷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如云外”（卷八）、“教坊集诸妓阅乐”（卷九）等等记载。大晟词人所撰写的谀颂词，大都是配合大晟新声歌唱的，如前文曾例举的《并蒂芙蓉》《黄河清》《雪明鳷鹊夜慢》《凤皇枝令》《三台》等等。它们本身就是大晟府新声创作繁盛的例证。因此，谀颂词中也必然会有频频涉及大晟音乐制作繁多的描写。晁端礼《鹧鸪天》说：
日日仙韶度曲新，万机多暇宴游频。歌余兰麝生纨扇，舞罢珠玑落绣絪。金屋暖，璧台春，意中情态掌中身。近来谁解辞同辇，似说昭阳第一人。
晁端礼这组《鹧鸪天》，虽然自序云“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始诵所闻万一”。然宫廷里日日新曲、夜夜歌舞、争奇斗胜之情景，丝毫没有夸张。徽宗保存至今的宫词中，就有二十余首专门写宫女之演奏、歌唱、舞姿的。如云：“大晟重均律吕全，乐章谐协尽成编。宫中嫔御皆能按，欲显仪刑内治先。”“乐章重制协升平，德冠宫闱万古名。嫔御尽能歌此曲，竞随钟鼓度新声。”等等。徽宗的太平盛世处处是由歌舞来点缀的，晁端礼这组《鹧鸪天》涉及歌舞的还有多处，如：“乐章近与中声合，一片仙韶特地新”“大晟箫韶九奏成”“午夜笙歌淡荡风”“竞翻玉管播朱弦”“两阶羽舞三苗格”“依稀曾听钧天奏”等等。可以说，谀颂词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就是歌舞昌盛的描述。
万俟咏还言及徽宗亲笔填写新词，以供歌唱。《明月照高楼慢》说：“乍莺歌断续，燕舞回翔。玉座频燃绛蜡，素娥重按霓裳。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快活年近拍》说：“风送歌声，依约睿思圣制。”万俟咏又用“遍九陌、太平箫鼓”（《三台》）“有十里笙歌”（《安平乐慢》）“沸天歌吹”（《醉蓬莱》）“处处笙歌”（《恋芳春慢》）等等诗句描摹歌乐之繁荣，令后人遥想可见当年盛况。
第三，谀颂词表现了时人对军功的一定向往之情。
北宋重文轻武，文官显赫，武官卑下。宋太祖、太宗出身行伍，早年缺乏必要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代开国君主，他们确实具有较为远大的目光，深知“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把建立赵宋稳固江山、治国平天下的热望寄托于文人士大夫。尹洙曾比较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太祖、太宗对文人士大夫的渴望，对读书的崇尚，以及对武人的防范，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北宋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故北宋士人向来鄙薄武功、武职，崇尚文才、文职。
“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到徽宗年间有相当的改变。北宋自神宗朝以来，逐渐改变对外一味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元祐年间，一度恢复屈辱求和的外交政策，哲宗亲政后，再度奉行对外比较强硬的国策。至徽宗朝，则一改对外忍让妥协的基本国策，多次对外族寻衅生事。军功又一次被皇帝看重，成为晋身的又一资本。徽宗的部分宠臣，就是借军功扬名朝廷内外，跻身显贵。如内侍童贯监军取青唐，得以超拔。后率军讨溪哥、伐西夏、平方腊，步步高升，官至枢密使，封广阳郡王。蔡攸本来只是一位讨取徽宗欢心的弄臣，徽宗为了重用蔡攸，特意命他为童贯伐燕的副宣抚使，后亦领枢密院。王黼羡慕蔡京位尊，便唆使徽宗用兵，“乃身任伐燕之责，后亦致位太傅、楚国公。”（《清波杂志》卷二）《宋史》卷三百三十九说：“政和间，宰相喜开边西南，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分置郡县以为功。”林摅出使辽国，蔡京甚至“密使激怒之以启衅。入境，盛气以待迓者，小不如仪，辄辩语。”（《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林摅传》）这种心态和表现，对宋人来说都是久违了的。皇帝用人标准的这种改变，为窥伺官职的士人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他们对军功和武职，逐渐有了艳羡之心。宫廷风气也有明显转移，《清波杂志》卷八载：
政和五年（1115）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剪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