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福新面粉一厂的厂长浦松泉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谈到：“那时纱厂业不景气，申新负债很多，摇摇欲坠。福新厂情况还好。福新二、四、八厂的道契已被申新向银行押借二百万两，王禹卿及福新其他股东看看情况不对，深恐申新连累福新，于是从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分出来，另立福新总公司，王禹卿任总经理。根据无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总经理对内对外独权处理，故福新公司归王禹卿独权掌握，各厂经理协助王禹卿主持厂务。福新总公司设业务、麦务、财务三部。业务部管粉、麸出售，曹启东负责；麦务部管买麦子，张春霖、浦志达负责；财务部管财务周转，总经理自己管。荣宗敬一方面因申新事情搞不好，另一方面他对福新也插不进去。”【注：《荣家企业史料·福新面粉一厂厂长浦松泉先生访问记录》。】
自然，这是荣家企业开办以来破天荒的严重事件，标志着荣家掌控权有一部分开始转移，从原先的权力绝对集中，走到了权力相对分散。一般这种情况下，双方主角会反目成仇。但是荣家和王家不会，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还是一家人，甚至荣宗敬的女儿荣卓霭嫁给了王禹卿的侄子（即王尧臣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三舅公王云程，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该吵架的时候吵架，该喝酒的时候喝酒，一切都为公司事业着想，尽管心中各有自己的“自留地”，大家心照不宣，但不会真正闹翻。何况王禹卿的出发点也是从公司利益着想，要为企业的整体利益留一块后方基地，不能把“鸡蛋”全都放到你申新的一个“篮子”里去。
终于，荣宗敬“宰相肚里能撑船”，同意了王禹卿的方案，任命他为福新面粉公司的总经理。他给王禹卿的任命书上写道：
“敬启者：弟任茂福申新总公司总经理有年，事务日繁，申新方面对付又感困难。自即日起，请台端担任福新公司总经理，以后关于福新全部营业及银钱往来，统由台端负责。本同舟共济之初衷，期分工合作之实现，幸勿见却。
此致
王禹卿先生
荣宗敬
八月二日
【注：上海档案馆资料Q193—1—1144。】
按照无限公司的章程规定，总经理有权独当一切，可以不受其他股东的牵制。至此，王禹卿至少在福新面粉系统是一把手了，可以不去理会“以粉济纱”的说法了，荣宗敬拿他也没有办法。但是，王家与荣家毕竟是唇齿相依的一家人，在申新那边面临过不去的关头，王禹卿并非无动于衷、见死不救，相反，他凭自己的智慧和社会影响，为申新争取到了部分宝贵的贷款，使申新的资金矛盾得到部分缓冲，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度还出任非常非常作孽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
荣家换帅 王禹卿临危受命
那几年，申新纺织公司简直背运背到家了，样样都不顺。申新总会计部门的职员陈述昆先生后来回忆说：“自纺织厂范围扩大后，粉厂的业务除订购外麦外，财务除每月结算月报外，实际俱已移归王禹卿掌管。王氏做事按部就班，对企业不加扩充，颇有羡余。当申新经济濒危时，银钱业中人多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荣、王之间存在着许多隔阂（王以为荣氏纵子投机，损害股东权益；荣则以为茂、福、申新都是自己创办的子孙万世基业）。但是荣氏在各方压力之下，不得不乞援于王氏。结果，决定荣氏辞职，以王禹卿任茂、福、申新总公司总经理，李升伯任申新纺织公司经理。其条件大约是，以申新三厂和申新七厂的产余及荣家的私人股票一千余万作抵，组织新银团放款500万元。其间，荣、王曾进行多次会谈，时常大声争吵，听说有一次荣氏曾要自杀。”【注：《荣家企业史料·申总会计部门陈述昆回忆录》。】
自然，荣宗敬先生不甘心眼前局面，他一直在竭尽全力疏通各方，先找政府各部门，商量能否借用政府的“庚款”，没有成功；又找洋行中的朋友帮忙，看看能否用赊账的办法进口洋棉，还是没能成功。国内方面，又通过史量才找金城银行等北五行的银行老板商量，求爷爷告奶奶，但是事情终归是要用现银来说话的，而银行和钱庄眼看家贷款过多，还款无期，一家家均拒绝继续通融。史量才也是商场老将，看问题入木三分，他的意见是：申新所需资金仍应以中国、上海两银行为主，以北五行为辅；企业的组织应当彻底改组，废除总经理，改设董事会……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史量才还劝说荣宗敬应当叫两个儿子出洋深造，说明对他的儿子也是有看法的。最后请求北五行贷款的事情也没有成功。据史量才说，荣宗敬的家族观念很深，对革除旧一套心有余悸，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也没有成功。
企业面临搁浅的危险，令老人家的威望面临挑战，业内要求换帅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了。
荣宗敬最初是想要李升伯“出山”，但李升伯态度很强硬，完全不理这个茬儿，坚决不肯就此职，不仅不肯就任总公司代总经理，就连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也不愿当。或许他对申新系统内部情况实在太了解了，故还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之说。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荣宗敬只好参考大家意见，敦请王禹卿出来担此大任。
荣宗敬1934年6月14日给王禹卿的信中说：“奉大函，知悉一切。本公司总经理一职，非台端莫属，弟退职修养早具决心。福新二、四、八厂长总经理统治之下，银团到期继续问题，应请台端全权处理。除邀丁梓仁先生面洽一切外，先行函复。”
然后又亲书给王禹卿和李升伯的聘任书，一份给王禹卿：“敦请台端为本公司总经理，除得股东荣德生、王尧臣君等同意外，俟开股东会时追认，务希即日就职为荷。”
另有一封给李升伯先生：“敦请台端为本公司经理，除得股东荣德生、王尧臣君等同意外，俟开股东会时追认，务希即日就职为荷。”【注：上海档案馆资料Q193—1—1144。】
事情紧急到连开股东会都来不及了，要他们即日就职，前来处理总公司事务。
王禹卿接受了这个任命，但李升伯还是不肯买账，他拒不接受这个任命。
其实王禹卿也是顾虑重重，但是眼看公司身处危难之中，在排山倒海般的讨债声中，为维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他只好硬着头皮试试看。实在不行的话，也只能急流勇退。
王禹卿于荣宗敬下聘书的当日，立刻走马上任了。他首先向各银行进行疏通，提出自己的办法，显然，他的办法得到了重视。他在写给上海银行老总陈光甫和中国银行的另一老总贝淞荪的函中说：“午前领教，快慰奚如。敝公司经过情形及现实状况，早在两公洞鉴中。弟所陈述，承蒙采纳，足证两公维护实业之热忱。弟之出任维持，亦以敝公司范围较广，与社会关系太巨，在个人，本无所利于期间。两公深加谅解，力予援助，何幸如之。惟进行宜速，尚祈迅赐南针，俾敝公司早处于稳定地位，毋任盼祷之至。”
同日，王禹卿又给李升伯写信，希望他能够从中帮助：“三日不见，渴念之至。今日与陈、贝二公晤谈，诸承谅解，深为欣慰。所谈一节，半数已有眉目。弟意苟有半数，已够周旋，俟局势大定，再图扩展。先生于纺织业经验宏富，对于本公司素具爱护热忱，以后如何整理发展，惟先生是赖。先此函达，借慰锦注。”
不知王禹卿的宝葫芦里埋的什么药，他一出场，银行方面居然同意有半数贷款了，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可知王禹卿上台第一招还是管用的。然而，若要银行方面继续贷款，没有抵押总还是行不通的。拿什么来抵押呢？申新纱厂的固定资产几乎已经抵押一空，但是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略好，还有些力量，因地处无锡，是归荣德生先生掌管的。
6月28日，已经到了归还贷款的最后时刻。经王禹卿协调，银行方面虽答应继续贷给，但是空口说说绝对不行，要继续贷新款、还旧贷，还是要有抵押。王禹卿要荣宗敬拿抵押品出来。荣宗敬没有办法，只好一再打电话与荣德生商量，要他拿办法出来。其实荣德生对上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要他把无锡各厂拿出来填进去援助上海，他也不情愿，认为力量不够，在电话中就没答应。
荣宗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晚派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赶回无锡，与乃父商量、分析利弊，如果上海方面倒下了，无锡方面也不能幸免，不能不被牵连进去。这么一说，荣德生知道事情已到最后关头，必须拿老本出来了。当时他正在喝茶，手里拿着一把茶壶，想想自己虽然一把茶壶在手，但是一旦这把茶壶破裂了，自己手里只有半只茶壶了，这半个茶壶又有什么用呢？那一夜，荣德生先生与上海各方面通了11个长途电话，表示自己维护大局的决心。他请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向该行总经理张公权商量，但是宋汉章等到午夜还没有见到总经理。不过宋汉章已经表示，只要有物品抵押，他决定继续贷款。于是，荣德生先生连夜把家中全部有价证券清理出来，赶到上海，挽救大局。他与大儿荣伟仁凌晨四点上车，到上海时已是早晨七点了。
三新总公司的秘书朱龙湛（即朱复康）先生在回忆这段过程的时候谈到：“银钱业债权人看到荣德生赶来，比较放心了，情势稍微和缓下来。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申新资负倒挂，荣宗敬经手债务过多，无法清偿，信用不足，说话已不能算数，而荣德生虽魄力不及老兄，但脚踏实地，说话可以算数。荣德生就以有价证券向中国、上海两银行押借500万元，预备先把到期的票子应付过去。”【注：《荣家企业史·朱复康访问记录》。】
荣家终于把抵押物品拿出来了，事情就好办多了。各方商量下来，此次贷款仍旧由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共做，押款500万元。公司方面遂一切票面照兑，即关照总公司照常收解，人心方才大定。6月29日上午九点钟，荣德生父子将带来的有价证券带到中国银行当面点交，立契签字。申新方面，此时的总经理已经是王禹卿了，于是又由王禹卿经手签字付出。而银行方面则说明，此次贷款为维持性质，必须提前先将各项欠款归还。
在此押款的前夜，与荣家企业有贷款业务的十六家钱庄早就惊恐万状，那些老司务或学生员，一夜未离江西路总公司大楼（即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直到29日上午此款谈成办妥，知道事情有结果了，方才散去。可知王禹卿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局面！
风急浪高 申新搁浅
但是，事情并没算完。复杂情况不仅来自市场和银行，还来自荣家企业里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太平岁月里还能马马虎虎维持着，到了关键时刻，矛盾暴露，就成了阻碍发展的巨大障碍。
1934年7月4日，申新这条中国棉纱业的头号舰船，终于无奈地搁浅了。
造成这个局面，表面上是银行方面不好——人家荣家已经拿出了有价证券若干作抵押，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已答应联合贷款给荣家企业500万元，供周转资金，以利企业继续运转，这不是新的开始，已经良性循环了吗？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银行家们个个都是聪明过人的老法师，看问题是入木三分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不肯做亏本的事情。当他们支付到一半，即250万元的时候，他们不肯继续支付了。后来经王禹卿再三做工作，又支付了30万元，然后又停付了。
什么原因呢？银行方面的说法是，因为李升伯并没有正式出任申新公司的经理。那么李升伯没有出任申新公司的经理与整个企业有什么关系呢？这的确是有关系的。
王禹卿看得很明白，李升伯是纺织专家，申新公司离不开他。所以不仅是荣宗敬，王禹卿也坚持要李升伯出任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其中还有深层原因是，李升伯的父亲李济生是荣丰钱庄的老板，也是申新的债权人之一。王禹卿与李济生是好朋友，由李升伯出任申新公司的经理，可以在企业与钱庄之间建立更协调的关系。但是人家李家父子也不是傻瓜，如果李升伯担任了申新公司的经理，那岂不是变成自家人欠自家钱了吗？李济生能拉下脸皮跟儿子讨债吗？这不是把人家父子关系也扯进申新的无底洞里去了吗？所以，李升伯坚决不肯出任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这么一来，银行界就有了看法，认为这个申新公司仍然靠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