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启周大概不会想到，这第三种办法，即运用革命手段解决问题，并不是他同伴们的发明，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主张。他在6月20日的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谴责“卖国政府”，高调号召“中国国民运用自己的团结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团体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
难怪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陈独秀根本不懂政治，纯属瞎指挥。两年之后，陈独秀本人就被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拉了下来，并被开除出党。大敌当前，事情还八字没有一撇，自己营垒内部先自闹矛盾，导致力量分化；眼前斗争尚未取得胜利，就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要夺取全国政权，那不是白日说梦吗？！更有甚者，在知识分子的最高层，就有没有帝国主义的问题，陈独秀和胡适还在吵吵嚷嚷呢！所以，共产国际眼看局面有失控危险了，便派出专员到上海，指导“五卅”运动后期“潮落”的收尾工作。最后，在政府间的交涉中，在实现了部分民众要求的基础上，不仅是上海总商会，包括上海总工会在内，都安排工人复工了。这一切来龙去脉，依现在的眼光看，王启周因为不是共产党员，不会明白当时党内争论的全过程，连他的好朋友安剑平后来也称病养病去了，王启周也懒得跟人们争论所谓理论问题。但是关于收回会审公廨问题，属于法律范畴，他还是有权说话的。因此他在《血泪潮》上又发表一篇文章《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论》，回顾了上海会审公廨的历史和过去要求收回的斗争历程，指出当前要争取收回的法律公式。这一切，都说明了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度的负责精神。
乐极生悲 梦归何处
“五卅”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锡社的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如秦邦宪、陆定一等人于1925年9月成为共产党员。很快，他们又被送往苏联集中学习和培养。至于秦邦宪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陆定一担任中共宣传部长等等，都是后来的事情。也有一部分人加入了国民党，典型人物是缪斌，他在“五卅”运动之前就已经去了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直到北伐胜利后，以第一军党代表兼军需处长的身份回到无锡，后来当上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再后来，在抗战中投伪，抗战一结束被枪毙，那是后话。其他如孙祖宏、施锡祺、严慰苍等也参加了国民党，后来还是清党委员会的成员。
锡社中还有一部分人什么党也不参加，仍旧守着锡社原来的宗旨：“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以坚毅、合作”为信条，做着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王启周就属于这样的人。他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外祖父要他到自家企业中做事，担任一家工厂的厂长，但他不喜欢搞商业，也不愿意去操律师的专业，他认为现实中的律师与流氓和强盗无异。那他干什么呢？还是为老百姓干点实事吧，以自己的实绩来实行他心中的救国梦。于是他在缪斌当厅长的江苏省民政厅当了一名科长，从此在无锡与南京之间往来奔走。
1927年四·一二国共分裂之后，锡社的人也劳燕分飞，彻底瓦解了。
其实锡社内部的思想分歧是由来已久的，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和突出的时候，王启周跟秦邦宪、陆定一等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是私交深厚的朋友，无锡的《锡报》上还刊有秦邦宪等去王启周家宴游的报道。但从思想深处说，他并没有像秦邦宪和陆定一那样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理想，甚至还有些排斥。1925年7月召开的锡社第二次暑期全体大会上，安剑平起草的宣言中出现“帝国主义”、“左派”、“右派”字样，就遭到了王启周的反对。“帝国主义”被他圈掉了，“左派”改为“进步派”，“右派”改为“顽固派”。【注：《锡社——二十年代无锡的革命知识分子团体》。王赓唐、张震、章振华。】显然，这不是任意的改动，而是他思想观念的反映。
1929年，有内部好消息传来，说已经看到一份任命书，王启周即将要担任无锡县县长，不少亲朋好友奔走相告，还来到王家举杯庆贺。可是还没等到他走马上任，他就因患人中疔突然病逝了。据说病发时在无锡，陆定一还亲自陪他到上海医治，可是那时还没有发明盘尼西林，上海也无药可治。
所有人都为之扼腕痛惜，才29岁，王启周那充满朝气的鲜活生命，刚刚轰轰烈烈一场，即刻戛然而止。王家老太爷悲痛不已——不知是乐极生悲乎？
抑或好事变坏事乎？
“外邮泰斗”李凤哕与王家的渊源
锡社成员中还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跟王家前后有着两段缘分，名叫李凤哕（1901—1972）。
李凤哕先生是无锡城外北塘人，幼失怙恃，由伯父抚养长大。开始在一家钱庄当学徒，后来经人介绍来到王启周父亲王尧臣的麾下，进福新面粉七厂工作。由于他勤奋好学，业余时间勤于补习外语，技术上很有长进，厂方就派他跟随一个外国工程师爱格门工作，学习制粉技术。1924年，王启周等人发起成立锡社，福新面粉七厂成立了分社，李凤哕也积极加入。大概他在政治活动中太积极、太投入了，曾外祖父王尧臣没有对他网开一面，反而将他开除了，而王启周的锡社这边也没有委他以重任。但是那外国工程师对他很好，知他年轻有为，介绍他进英商安利洋行当绘图员，业务自然更有长进。
想不到两年后（1926年）情况又有了变化。荣德生选购的英国亨利西蒙公司出产的最新制粉设备正是安利洋行经办进口的，荣家、王家要用此最新的设备重新装备遭到焚毁的茂新面粉二厂的制粉车间。第二年，李凤哕作为爱格门的助手，与其同去无锡茂新二厂，指导安装新机器。他的技术才干和勤奋精神深得荣老板的赏识，遂邀请他留在茂新任职，这时荣老板才知道，这个人才原先竟是自家人，可惜一不小心被踢了出去。
又过了些年，李凤哕的技术愈加精湛，来请他定购进口设备、安装和改进设备的厂家越来越多，苏州太和面粉厂建厂时他起了关键作用。机器虽然是进口的，但是国产小麦的质量与洋麦有很大不同，不调整就达不到设备的设计效果。于是他根据国产小麦的品质和对面粉质量的要求，对进口设备的工艺设计做了相应的调整，增添了清麦机和面粉筛理设备，大大提高了面粉的产量和质量。常州的鼎泰面粉厂创办时，大胆采用国产制粉机器，请他设计安装，他第一次安装国产制粉机一举成功，名声大振。荣老板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重金聘请“回炉”。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是茂新面粉公司的总工程师了。在这期间，还应荣鸿元之聘，来上海兼任了鸿丰面粉厂的工程师，为荣氏系统的上海面粉厂改进生产工艺出了不少力。
据他的集邮界朋友唐无忌先生说，李凤哕先生身上有二十几把钥匙，也就是说，他在二十几家工厂或公司兼职，这些单位里都有他的办公室。因此工作非常忙，以至于他不常有机会参加集邮界朋友们的聚餐和聚会，要买邮票就托一位他信得过的邮票商顾培均，按照每年一套的新版斯科特邮票目录配购。他财大气粗，邮识广博，待人实在、宽厚，朋友极多，这使得他在集邮天地里也能如鱼得水，拥有很多外国珍稀邮票，集邮册有几百本，因此赢得了“沪上外邮（外国邮票）泰斗”的称号。现在集邮界知道他大名的人已经很少了。
可惜，他老人家最后还是“栽”在了面粉业上。解放后，在50年代公私合营的大潮中，荣家、王家的面粉人都纳入了国家队的轨道。李凤哕先生被国家粮食部聘到北京工作，被评为二级工程师，经常来往于北京、天津、郑州、西安、合肥、上海等地，指导面粉工业的新建和技术改造工作。他的家在上海武定路，但是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为发展新中国的面粉工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66年，十年浩劫爆发，他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迫害，不幸于1971年2月病故，终年70岁。粉碎“四人帮”后，总算获得平反昭雪。据估计，即便是老先生的家属中现在也未必有人知道，老先生在二十来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冲锋陷阵的革命青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