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曹国祥，1948年经香港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学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又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硕士学位。他在哈佛大学担任两年助教后，进入美国著名的军工企业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工作，担任电子工程师，也以技术超群著称。该公司是美国生产导弹的重要企业，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大多数导弹如MIM-104爱国者导弹、BGB-109战斧巡戈飞弹、AIM响尾蛇导弹等均出自该公司。
小叔曹德祥，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于芜湖师范大学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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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十年间
到了我们这一辈，虽不像祖辈那样驰骋于商场，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血脉中终究有着“忠厚传家远”的基因，即便是一份平平常常的工作，也都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就拿我自己来说，命运的偶然，使我从一个拿手术刀的医生变成了拿话筒的电视主持人。在电视这一媒介里，我得以看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身为媒体人，我有幸亲历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征程上的重大事件，亲耳聆听国际政要、艺术名家的心路历程。当然，或许受家族血脉的影响，尤其痴爱那些早已不时髦了的“隔日黄花”，去倾听那些民国范儿的故事与心声，去关注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文化角落。这三十多年，我是在老文化人里“泡”大的。他们当中有周有光、启功、黄苗子、丁聪、叶浅予、吴冠中、程十发、谢稚柳、余光中、白先勇、孙道临……老文化人圈圈里的那气息，那神韵，那境界，那格调，东西交汇，温润尔雅，高山流水……就像经由父亲亲手煮出来的咖啡或红茶一般，对我而言，是别样的沁入肺腑。
也因为如此，一档以我名字命名的电视访谈栏目《可凡倾听》应运而生。如今，这一电视形态里最“古老”的节目已跌跌撞撞走过十年光景。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见到我说：“看过几期《可凡倾听》，我很喜欢！”虽只寥寥数语，但对我却是莫大的鼓励与鞭策。因此，从2004到2014，这十年，于我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新世纪前后，施蛰存、吴祖光、王辛笛、朱家溍、谢添、张中行、英若诚等一大批文化大家相继陨落。尤其令人感到酸楚的是，施蛰存先生谢世后，多家媒体居然连老先生的名字都写错，将“蛰”误植为“蜇”；而张中行先生的讣闻中竟赫然出现南怀瑾先生的照片。我们在扼腕痛惜的同时，不得不从大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文化精英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或许今人不仅对他们的文化创造熟视无睹，更忽略由他们口述的那些无法再现的历史和息息相关的文化群落。于是，2004年《可凡倾听》应运而生。
节目初创时期，主要聚焦于京沪两地文化老人。率先进入我们视线的便是漫画家丁聪先生。丁聪漫画，每每读来都会让人产生共鸣，因为他的作品总是以讽刺见长，爱恨锋芒尽现其中，但他生活里心地宽阔，性格豁达，夫人沈峻更是快人快语。老两口最大的乐趣是相互“抢白”，即便面对镜头，也毫不忌讳。丁先生说，自己在四十岁之前一直保持单身状态，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没想到，结婚之后，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被京城文化圈戏称为“家长”的沈峻马上反驳：“他四十岁了也没人要，想想可怜，就把他捡回来了，结果发现捡错了，他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做，还老发脾气，教训人！”丁先生听完，撇了撇嘴：“她有不满，反正我没后悔。”丁聪说话语速缓慢，凡事爱絮絮叨叨。因此，“家长”往往及时打断：“丁聪，太啰嗦了！”丁先生则一脸委屈，用上海话说：“侬看，伊老是管头管脚，真吃勿消。”说完，便呵呵地笑了起来。
当然，并非所有长者都如丁聪、沈峻那般无拘无束。譬如，杨振宁与袁雪芬，一位是科学家，一位是艺术家，但共同点是不苟言笑，严肃认真。采访者面对如此嘉宾，通常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我偏偏喜欢冒险突破禁区。在和袁雪芬老师交谈时，聊起有人背后对她有关“霸道”的非议，老人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心平气和，敞开心扉：“我既不霸名，也不霸利，何来‘霸道’一说。我个性过分率直，讲话斩钉截铁，可能尊重他人不够。有人说，你内方外圆不好吗？但要我圆滑，实在难上加难。”我不禁和袁老师开玩笑：“你姓‘袁’（圆），做人却一点也不圆（袁）。”老太太连连点头称是。而与杨振宁先生聊天，翁帆的话题自然不能回避，只是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渐入佳境。我先问杨先生，若见到翁帆父母彼此如何称呼。或许杨教授也觉得有趣，脱口而出：“他们称我杨教授，我称他们翁先生翁太太。”接着，我又问：“当您决定跟翁帆结婚时，你们是否讨论过未来？”杨先生不愧为大科学家，反应敏捷，“我曾经和翁帆说过，将来我不在了，我赞同你再结婚。翁帆的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于是，我安慰她说，讲这番话的是年长的杨振宁，但心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杨振宁。她说，不！”
十年来，有不少曾走进《可凡倾听》的嘉宾不幸离世。其实当中有好几位在录制节目时已身患重病，像庄则栋先生便是如此。他在电话里说：“我身上肿瘤已扩散，来日无多，但仍愿说点心里话。”说时迟那时快，次日清晨我们摄制组一行便赶往北京。庄则栋与妻子佐佐木敦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深情回顾他俩所走过的坎坷人生之路。庄先生尤其坦诚，对自己过去的弯路也毫不躲闪。拍摄过程中，各种器材，大包小包，在庄先生家的客厅里堆了一地。完成访问准备收拾东西告辞时，地板上的一样东西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原来，器材包上的几张黏纸不知何故竟黏到了地板上，怎么也撕不掉。面对我们的窘迫，庄则栋夫妇笑着表示不要紧，让我们尽快离开，不要耽误行程，他们可以自己清理。但这种黏纸一旦黏牢了，便很难清除，怎么能让两位老人去为我们收拾残局。于是，大家或蹲或跪，七手八脚开始对付那可恨的黏纸。事实证明黏纸确实极难清除，表层撕掉了，底下的黏胶却顽固不化。其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用热毛巾焐，庄氏夫妇帮着端热水，拿毛巾。经过大约二十分钟努力，黏胶终于大部分被清除，但仍有少许残留。两位老人却再也不让我们继续干下去，催促我们出门去赶飞机。庄先生去世时，我正在遥远的墨尔本，只得心中默默为他祈祷，愿老人家一路好走。
不过，最让我揪心的还是好友陈逸飞的不辞而别。2005年4月10日凌晨，意外得知逸飞因肝硬化导致食道静脉曲张破裂而撒手人寰。噩耗传来，全身木然、身怀六甲的妻子更是神思恍惚，血压飙升。因为，仅仅数周前，我们两家人还一起把酒言欢，畅谈电影《理发师》拍摄事宜。三天后的下午，我按原计划约周华健做访问。一切准备就绪，忽然接到妻子电话，她让我到“红房子”医院跑一趟。原来，妻子在例行产前检查时，医生发现胎儿胎心微弱，必须即刻施行剖腹产，取出婴儿。而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一个多月。于是，只得连忙与华健打招呼。等我赶至医院，医生们早已严阵以待。经过一阵忙乱，终于见到刚刚降临人世的小生命。据医生描述，婴儿有脐带绕颈现象，羊水亦略显浑浊，情况危殆。幸亏手术及时，母子才得以平安。妻子善解人意，虽然麻醉反应仍未消除，却提醒我勿忘华健采访。和华健再度见面已近子夜时分，但我仍一直沉浸于兴奋之中，他还不断与我分享做父亲的快乐烦恼。那三日，我真正领略“悲欣交集”，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中国古典诗词里，有关“十年”的句子不胜枚举，如“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生死两茫茫”……十年，对人生来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往往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有时候，十年，干脆就是整个生命的主调。
遥想曾祖那辈，仅仅十年，他们便以敏捷的洞察力和精卫填海的勇气，在商场上辗转腾挪，身段灵活地随时代波浪起伏，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使自己的企业占据全国面粉业半壁江山，成为一代“面粉大王”。他们的成就，后代或许永远无法企及，但我们仍会遵循“谦逊为先，恭敬为贵”的祖训，勇猛精进，御风而行。
曹家祖孙与吴国桢的缘分
吴国桢是国民党大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长，是位很有个性、很有故事的人物。曹家和王家一直在上海办面粉和棉纱，是实业界的老黄牛，按说与之没什么直接关系。但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无章法的，说不定什么时候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横竖不搭界的事会奇妙地掺和在一起。曹家人做梦也想不到，竟然跟吴国桢“沾惹”上了，而且都是突如其来、毫无预兆的，“天上掉下来一个”吴国桢，令人大为惊讶。这，或许就是缘分。
2008年3月，意外接获黄建新导演电话。老实讲，与建新先生原本算不得熟稔，只是之前《可凡倾听》赴台拍摄，通过腾文骥兄，拜托他约访侯孝贤。事成之后，曾专函致谢。故黄导完全摒弃客套，直奔主题，说要我出演电影《建国大业》中吴国桢一角，这着实吓我一跳。
记忆中最早是从先祖父曹启东先生口中听到吴国桢大名。1948年前后，上海局势动荡，民生凋敝，工潮学潮风起云涌。身为福新面粉公司高层，祖父衔命前去市政府面见吴国桢，商议应对策略。想来吴氏乃祖父毕生所见位阶最高官员，老人家晚年常津津乐道于此，并对吴国桢处事风格评价甚高。但他万万不会料到，一甲子之后，自己长孙竟会于大银幕演绎这位昔日上海市长。倘若上天有知，老太爷定然拈花一笑。
次日清晨，匆匆赶往车墩影视基地投入拍摄。影片有关吴国桢其实只有一场戏，即吴国桢去机场迎接前来上海“打老虎”的蒋经国，两人途中有段简单对话。
